官员,心正比说话更重要
整齐划一的深色西装,高高梳起的大背头,这是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留给媒体的印象。7年老师,1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验,王旭明几度语出惊人。他曾经炮轰媒体“往深了说就是无知”,也批评一些人“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这让他在新闻发言人群体中显得十分高调。2008年,他从教育部发言人的舞台卸任,来到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不久前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明正言顺:王旭明谈官员的说话之道》,并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写书是为了弥补空白 王旭明的办公室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满”:整整两面墙的书柜,巨大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圈半米多高的书报杂志,只剩中间一块可以伏案,沙发也有1/3被报刊淹没。“在教育部养成习惯了,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晚上九十点,思考一天的工作,再往脑子里灌点东西。我看国内外的重大新闻,不只是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看评论和观点。” 王旭明曾经坦承是个“自恋的人”,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新闻发言人,他也有足够底气。上世纪80年代,他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当中学老师,后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调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起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熟悉教育,也知道记者要什么,在教育部时我什么问题都敢答,毕竟几十年的业务经历在那。”有人曾经评价王旭明“个性鲜明,坦率、专业”,是个“说人话的家伙”。也正是因为“敢说人话”,身为发言人的王旭明没少成为新闻主角,王旭明坦然地说,“用行话说,这叫议题设置,用一些夸张、渲染的词,刺激下媒体,让他们密集报道。比如当时大学生养猪的新闻,媒体都说‘他怎么能去养猪呢’,我觉得有知识去养猪也没什么,说不定就有突破,这说法后来就成了‘大学生养猪论’,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只是在形象表达,加大效果。” 卸任这几年,王旭明出了4本书。除了《明正言顺:王旭明谈官员的说话之道》,还有《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再对教育发言》、《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然而,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发誓终身不写书。“我是个非常厌恶和反对写书的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图书中,有相当一批是精神垃圾。我不能做精神垃圾的创造者。”但后来,每当“看着夕阳西下,枯藤老树昏鸦,难免有些寂寥”,“想起自己十年的新闻官经历,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第一本书。其实,像我这样想法的人连出4本书,也说明社会在这方面是有多大的空白。” 有些官员不会好好说话 王旭明的4本书中,3本与说话有关,而《明正言顺》则是第一次针对官员说话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次出书谈官员说话之道,是有什么话一定要说吗? 王旭明:我一开始思考的是新闻发言人的表达问题。但后来发现,不只发言人,官员甚至所有人,说话都很重要。普通公民的影响和覆盖面有限,官员是领导一方的人,可能影响到一方人对政府和党的理解。所以,他们会不会说话是职务要求。 我一直强调,重大事件发生时,仅有新闻发言人不够,相关领导一定要出席新闻发布会,因为重大事故后,民众最想知道的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二是事实。那时可能还提供不了足够事实,所以态度更重要。民众更能接受的是具象化的人,相关部门的领导出来解释,才能让人信服;而新闻发言人则要做好统筹组织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时代,对官员们说话的要求是不是更高? 王旭明: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媒体都被绑架到了一个狂欢的盛宴上,事情一出来,民众马上就有反应,这非常考验官员即时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能力。而现在,我们的官员面对媒体时,有的紧张得说不出话,有的只会说空话套话,还有的态度傲慢,在舆论面前显得非常笨拙,这一来一回损耗的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信誉和公信力。 环球人物杂志:不久前陕西省一位安监局长因为在车祸现场微笑而被民众批评,广东省的一位武装部长也在与空乘人员的争执中表现不当。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王旭明:就陕西安监局长来说,首先灾难面前你乐了,就得承认错误,而不该再辩解说什么缓解情绪,这很虚伪。其次,他在个人财产问题上公开说谎。你说5块名表,人家马上把七八块弄出来。最后经查他真有问题,这说明他最初全是谎话。这样的官员不用学说话,得先学做人,因为你技巧越高,越能造假。此外,他的上级国家安监局应该表态,但我们没有听到。 与空姐发生肢体冲突的武装部长就不是赔礼道歉的问题了。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说:“我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我,如果我的行为触犯了党规政规,请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这才叫把好话好好说。此外,地方武装部应该发声,宣传部发什么声啊?而航空公司连句安慰员工的话和对打人者的谴责也没有,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要抵制这家航空公司,虽然是激愤之词,但我确实是怒不可遏。 环球人物杂志:能具体说说目前中国官员说话中存在的问题吗? 王旭明:官员其实就说两类话:好话和坏话。好话就是成绩,包括卫星上天、经济稳定、GDP上涨,等等。我们习惯于公布数字,讲伟大意义,但这些话老百姓根本听不进,国际媒体也听不进。你看铁道部1800万元的天价宣传片,且不说贵不贵,基调拔很高,百姓就接受不了。因此,未来学者奈斯比特曾说,中国还没有学会在世界面前营销自己。 不过好事说不好,还不至于引起反感。麻烦的是,不好的话不会好好说。我们现在许多官员,不好的事件也千方百计往好里说,比如地震,到一些官员嘴里就成了宣传抗震救灾、英雄事迹,这些宣传没错,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地震是件坏事的属性。 言语重要,心正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作为官员,话该怎么说? 王旭明:首先,要勇于即时面对媒体。我们以前总是等事件结束,公布最终数字和消息,结果谣言已经上了跑道,真相还在穿鞋。事后你再解释,错误认识都已深入人心。很多道理,其实就像小葱拌豆腐似的,谁是谁非都很清楚,但当下中国,“是”的不站出来,“非”的胡搅,精神世界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