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乌纱帽
乌纱帽原是官帽的代名词，演变至今，已成了官的同义语了。区区乌纱帽，何至于如此闪闪发光，浸透衙门气息？这自然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首《答友人赠乌纱帽》诗，谓：“领得乌纱帽……山人不照镜，稚子道相宜。”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据薛天纬先生考证，乌纱帽在唐代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居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明朝官服，皆损益前代之制，仔细考察，变化不小。洪武三年规定：“凡文武官员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同时又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服饰与百姓一样，不允许再戴乌纱帽。显然，明朝将乌纱帽与官紧紧地束缚在一起，加以制度化，这就使乌纱帽与封建特权画上了等号，从此也就与蚩蚩小民无缘，见戴乌纱帽者，只能惶惶然仰视，不敢随便平视了。 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无法根治的一个重要弊端，便是冗官之滥，宋、明尤甚。明中叶后，官僚政治机构日益膨胀，官多如毛，乌纱帽也就滔滔天下皆是，并越来越高。万历时有人见到南京留守中卫指挥解元先祖解道画像，“年二十许，乌纱矮冠”。解道是洪武时人，可见明初乌纱帽尚未高耸，而至中叶，则风气大变。如正德时兵部尚书王敞，“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打，人呼为‘三高先生’”（《客座赘语》卷1）。乌纱帽如此考究，需要量又如此之大，这就使冠帽铺生意兴隆，应接不暇。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緌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慢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中宜用轻胎。账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所谓“壮观人才”，恐怕多数——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名不副实。诚然，有明一代将近三百年间，头戴乌纱帽者，固然也有国家栋梁、风流绝代者在。但中叶以后，选举、考课制度松弛，弊病丛生，博得乌纱者，往往一不知典章因革，二不知钱谷兵农；刘瑾、魏忠贤之流宦官专政时，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拍马有术者拔据要津，持异议者、行直道者，则丢乌纱，遭迫害。晚明势如水火、沸沸扬扬的党争，就争权夺势而言，实际上也就是争夺乌纱帽的斗争。嘉靖时的著名词人冯惟敏谓：“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同一时期的文学家薛论道，也愤然曰：“软脓包气豪，矮汉子位高，恶少年活神道……村头脑紫貂，瘦身躯绿袍，说起来教人笑。”显然，是非颠倒，不讲贤愚的结果，只能是抢到乌纱头上戴，管他人才不人才！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古老的民谚，道出了封建社会几乎无官不贪的本质。清朝人说得更直白：“纱帽底下无穷汉……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一言以蔽之：一顶乌纱帽，庇荫无数人。唯其如此，有些人对乌纱帽奉若神明，“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二刻拍案惊奇》卷15）。有的人甚至偷偷地弄一顶假乌纱帽戴在头上，过一过画饼充饥式的官瘾。明朝有首民歌，对此作了生动的刻画：“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挂枝儿》谑部卷9）这种社会风气，只能导致乌纱帽更加特权化，使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烈。 但是，物极必反。至明末，官场已是腐败透顶，乌纱帽简直成了黑暗的象征。明人小说中有个盗魁曾尖锐地呼号：“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哪里去叫屈？况且模糊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西湖二集》卷34）随着明朝的灭亡，一顶顶乌纱帽落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官服，乌纱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画上了句号。 【徐承旭荐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