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享受翻译无常而美阅读答案
篇一:傅惟慈享受翻译无常而美阅读答案
篇二:傅惟慈享受翻译无常而美阅读答案
回望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傅惟慈先生不假思索地说:“翻译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旅行,也是一种实验和追寻。”作为文学翻译的杂家,傅老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可谓译著等身,在圈内外有口皆碑;作为翻译之外的杂家,他热衷旅行、摄影和钱币收藏,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让人感佩的是,尽管这位一生唯愿当作家和流浪汉的老人堪称玩家,每深究一种花样,却总能不期然臻于化境。
傅老家住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几棵不同种类的树,加之一些花花草草、石桌和石凳,占据了院落的大半,春觅嫩芽,夏去枯枝,秋天廊下望月,听虫鸣唧唧,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墙头一抹残雪,生活意趣盎然。自1951年春搬进这个院子后,他再也没有搬过家。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建筑高楼。五六年前,小院也差点就被强制拆迁,至今想来,傅老依然心有余悸,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通告。“但愿这只是一个噩梦,希望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老。”
与书结缘,阅书无数的傅老有些另类,家里藏书实在寥寥,甚至连他自己的译著也是残缺不全的。几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他出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拉出一个个抽屉,满是他经年收藏、仔细保存的钱币,这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家当”。
最近他经历了一个“怪事儿”,有出版社为迎合市场,要他把按原作将要译出的书名,改成另一俗气的译名,这让他很恼火。他进而感慨:这年头,不少出版社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却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
言及世事,傅老有着当下鲜见的与世故对抗的“刻薄”劲,谈到自己的翻译,却显得平静和坦然。他笑言,自己与翻译结缘,是因为“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钻了“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我一眼就相中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因为当时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沾了这点光,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傅老一度翻译不下去,好在克服重重困难,该书终于如期出版,不想却兜头迎来一盆冷水,“让我不能信服的是有人贬低我从英文转译,于是我决心再译一部德语名著。那就是《臣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断断续续地,他译完这本书就到了1965年,稿子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杂志社的编辑部,直到“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这一压就是十多年。
正是处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更加激发了傅老翻译的热情。“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由是,他像一个拾穗者,把业余时间一分一秒地捡拾起来,投入到翻译中去。平日里,他把要译的书籍拆开,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译出的。
同时期,傅老“邂逅”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在资料室工作,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整理资料、分发报纸。幸好,学校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英国人做外教,他带来了上百本英文书,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那时看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没见过,或是从未听闻过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林的小说。1968年,我被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我一个人住工班的宿舍里,夜晚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我能把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专心读很多遍。
时隔十年,傅老终于把这本书译了出来。“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磨难的人不止他一个。”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翻译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傅老却在古稀之年坦然弃笔,与之告别。1990年,和老友董乐山合译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几近绝响。“而今,文坛冷落,更由于翻译工作已经无法承载我追求自由的人格理想,远离许是一种更好的纪念吧。”此后,他选择背起行囊周游世界,更是重新拾起童年开始的游戏——收藏钱币。傅老以一生的行动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好比一场牌戏,每个人都想打好这手牌,到达什么境界,那就看各人的智慧和造化。
傅惟慈,曾用名傅韦,原籍北京,满族。1923年生于哈尔滨。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翻译,译有《布登勃洛克一家》、《月亮和六便士》等30余部作品。
傅小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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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傅惟慈享受翻译无常而美阅读答案
傅惟慈:享受翻译,无常而美 0 0 2009-4-8 来源:文学报傅小平 点击:1413
回望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傅惟慈先生不假思索地说:“翻译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旅行,也是一种实验和追寻。”作为文学翻译的杂家,傅老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可谓译著等身,在圈内外有口皆碑;作为翻译之外的杂家,他热衷旅行、摄影和钱币收藏,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让人感佩的是,尽管这位一生唯愿当作家和流浪汉的老人堪称玩家,每深究一种花样,却总能不期然臻于化境。
傅老家住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几棵不同种类的树,加之一些花花草草、石桌和石凳,占据了院落的大半,春觅嫩芽,夏去枯枝,秋天廊下望月,听虫鸣唧唧,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墙头一抹残雪,生活意趣盎然。自1951年春搬进这个院子后,他再也没有搬过家。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建筑高楼。五六年前,小院也差点就被强制拆迁,至今想来,傅老依然心有余悸,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通告。“但愿这只是一个噩梦,希望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老。”
与书结缘,阅书无数的傅老有些另类,家里藏书实在寥寥,甚至连他自己的译著也是残缺不全的。几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他出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拉出一个个抽屉,满是他经年收藏、仔细保存的钱币,这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家当”。
最近他经历了一个“怪事儿”,有出版社为迎合市场,要他把按原作将要译出的书名,改成另一俗气的译名,这让他很恼火。他进而感慨:这年头,不少出版社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却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
言及世事,傅老有着当下鲜见的与世故对抗的“刻薄”劲,谈到自己的翻译,却显得平静和
坦然。他笑言,自己与翻译结缘,是因为“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钻了“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我一眼就相中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因为当时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沾了这点光,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傅老一度翻译不下去,好在克服重重困难,该书终于如期出版,不想却兜头迎来一盆冷水,“让我不能信服的是有人贬低我从英文转译,于是我决心再译一部德语名著。那就是《臣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断断续续地,他译完这本书就到了1965年,稿子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杂志社的编辑部,直到“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这一压就是十多年。
正是处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更加激发了傅老翻译的热情。“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由是,他像一个拾穗者,把业余时间一分一秒地捡拾起来,投入到翻译中去。平日里,他把要译的书籍拆开,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