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战略风险

英国脱欧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战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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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柯李刚

要】要客观评估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除了经济因素外，应从国际战略角度去重新审视。

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内部原本就已失衡的权力结构，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德国的欧洲”将考验中国的对欧战略。英国脱欧之后，要警惕欧盟衰落和不自信的国际政治后果。一个失去自信、在对外经济中走向封闭、在战略上加速倒向美国的欧洲，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需要一个繁荣而自信的欧洲。欧盟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向前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能否继续走向深入，这两个因素是观察和衡量欧盟发展前景的关键指标。

【关键词】英国脱欧中欧关系欧盟前景【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6）08-0058-05

英国脱欧被称之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派赢得公投之后，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动，给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结果出乎很多国家政策界、经济界和研究界的预料，显然也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根据欧盟“三驾马车”（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荷兰首相于2016年6月2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英国目前仍然是欧洲联盟的一员，享有这一地位所派生出的权利与义务。欧盟法将继续对英国有效并在英国境内实施，直至其不再是欧洲联盟成员为止。所以，英国目前尚未真正脱欧，英国与欧盟未来的关系还未明确，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要在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当前对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分析多集中在经济金融方面。比如，英国脱欧将给中国企业“立足英国，面向欧盟大市场”的经营模式带来挑战，给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增加不确定性。鉴于伦敦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英国离开欧盟，给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要客观评估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除了经济因素外，更应从国际战略角度去重新审视。2015年

10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契克斯首相乡间别墅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会晤时曾指出，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希望英方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习主席的讲话为我们今天理解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潜在风险提供了精准的指引：第一，中国是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脱欧非中国所乐见；第二，中国之所以担忧英国脱欧，是因为这会深刻地影响欧盟的发展方向，一个繁荣的欧盟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英国脱欧则让欧盟内部的力量格局和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中欧这两大战略力量之间的互动，甚至牵动国际格局的演变。这才是英国脱欧给中国带来的最根本的战略风险。

一、英国脱欧强化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

英、法、德是欧盟内担任领导角色的关键成员国，欧洲一体化的重大事务都需要三国达成共识才能真正付诸实践。在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中，三国既相互制衡，又共同分享领导权，实现了权力均衡。但自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为拯救欧元、推动成员国进行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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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斡旋乌克兰危机、应对难民危机，做出了巨大努力，成为欧盟事实上的“盟主”，权力的天平已经倒向德国。当前，法国实力下降，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脱离欧盟会加剧欧盟内部原本就已失衡的权力结构，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德国正在欧洲“重新崛起”。仅仅在几年前，“欧洲的德国”或者“德国的欧洲”这类说法还只是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并且学术界更多地是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英国脱欧将让“德国的欧洲”成为政治家们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我们最为关心的则是，德国主导下的欧洲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2014年3月28日，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中谈到了对中德关系发展的期许：让我们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以更加创新和开放的思维，赋予中德合作更多战略内涵[1]。这既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的希望，同时也精准地点到了中德关系的“困境”和“痛点”：如何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轴是实用主义，经济利益是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德国的政治精英们更多地把中国看作是做买卖的好对象，更多地希望从发展对华关系中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而并没有真正把中国认同为战略性伙伴。特别是在德国外交界的少壮派们看来，中国是一个挑战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2]。不少德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人士对中德关系的“战略性”是有质疑的。正因为此，习主席才呼吁德方“赋予中德合作更多战略内涵”。

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的升温，德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安全结构，发生地区冲突的风险在增加。德国政界和智库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其亚太政策，认为不能再忽视亚太安全事务，而应积极主动介入其中，因为亚太安全已经成为了欧盟不容回避的切身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果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由于在该地区缺乏军事力量和手段，其在该地区巨大的经济利益将因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而直接受到威胁，欧洲人在该地区多年的经营很可

能毁于一旦。德国认为这一风险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第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当前美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可持续性存在疑问。无论未来出现中美共同主导，甚至是中国单独主导的亚太安全格局，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集体安全格局，都是对现状的根本性改变。这都将迫使德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及早作出反应，避免在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中被边缘化。第三，在当前脆弱的亚太安全格局中，如果中国内部出现政治动荡或是发生经济危机，那将是冲击整个亚太的系统性风险，德国对此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和应对。因此，德国主张欧盟在亚太安全问题上要更加积极有为，采取更为清晰的立场。欧盟必须要考虑，如果地区紧张加剧，是站在美国一边、中国一边、日本一边，还是尽可能长地避免选边站？抑或最终决定要积极地行动起来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必须及早为亚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局做好准备[3]。

2013年12月，默克尔第3次出任总理后，德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明显变化，强调与亚洲国家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强调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内重新审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仅将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视为化解亚太安全困境的途径，并且认为德国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德国政府重视发展对日关系，视其为“外交政策的支柱”[4]。2015年3月9日，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了对日本的支持，明确表示加强国际法的效力是德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特别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比如东海和南海贸易通道的畅通，因为欧洲和这一地区紧密相连[5]。德国以及欧盟之前都避免介入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岛礁争议，保持中立。但这次默克尔在日本的演讲中借与日本共同维护国际法之名，实质上委婉地表达了“德国和日本在地区安全上有共同利益”这一背后所隐藏的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盟官方所一直宣扬的“不选边”政策的突破。

英国脱欧之后，随着德国在欧盟领导地位的强化，德国的“中国观”将会是中欧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中国对外战略应该优先考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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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惕欧盟衰落和不自信的国际政治后果

英国脱欧结果公布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Dollar）的评论文章《英国脱欧后：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杜大伟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并无太大直接影响，尽管它的确加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脱欧对中国有利无弊，因为英国脱欧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却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杜大伟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大赢家。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可能会减弱，并被英国脱欧谈判、控制移民、将边缘国家留在欧元区等内部事务缠住。美国也有可能因欧洲带来的这些挑战而分心。这给了中国更多机会追求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并使之与欧洲国家在各种问题的谈判上占据优势地位。在国内，许多观察家对杜大伟的这种看法也津津乐道，似乎欧洲的衰落更加反衬出中国的强大，中国对此应“乐见其成”。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衰落的欧洲真的就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得不再追问一句，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一个怎样的欧洲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精彩的阐述。他说，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的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从习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中欧关系的定位和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而是着眼于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持久、可靠的动力。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繁荣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衰落的欧洲。只有一个繁荣的欧洲，才有能力同中国一起，一东一西形成合力，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让各类生产要素在亚欧大市场内自由流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相反，一个不断衰落的欧洲不仅无法提供与中国

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济动力和活力，并且长期的衰落会逐渐改变整个欧洲的气质，由开放、包容、温和逐渐滑向封闭、狭隘和偏执，这对于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什么福音。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当一个经济体从繁荣走向衰落之时，会越来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热衷于构建自我保护的狭隘经济集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英帝国在一连串危机的打击下，失去了自信，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转而在英联邦内建立起更为封闭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统一的世界市场被分割为一个个“势力范围”，各国竞相采取排他性的对外经济政策，这导致各国间政治互信恶化，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利益看，中国真诚地欢迎欧洲走出危机的阴影，保持其一贯的繁荣。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欧洲时代”，欧元横空出世，成为可以与美元一争高下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欧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东扩，成功地从15国扩大到27国，人口增加到近5亿，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不仅极大地得到了扩展，欧盟的东部边界也从柏林移到了华沙，欧盟核心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大为改善。当时，无论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是学术精英，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是“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强调欧盟以自身经济力量、国际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代表的软实力与美国以军事实力、霸权支撑下的单边主义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不同，强调欧盟是独立于美国的一支战略力量。欧盟踌躇满志地试图用软实力来重构世界秩序。那时的欧洲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在对外政策上也更具包容性和远见卓识。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中欧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然而，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无异于给了欧洲精英阶层一记闷棍，他们意识到欧洲在变化的世界中是如此脆弱，如此地易于受伤，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欧洲的政治经济精英正在慢慢地失去自信，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欧洲原来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投向了大西方，试图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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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跨大西洋联盟来保护自身免遭外部世界的冲击，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既有地位。于是，我们看到欧盟在积极地推动TTIP谈判，同时也积极地推动欧盟与日本自贸协定的签署。与之相反，中欧双方互为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对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显得犹豫不决。在2016年1月13日举行的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决定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事时，欧盟选择的是推迟决定。5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建议在对华的反倾销审查中继续采用“非标准”的审查方法。尽管该决议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但这至少表明，欧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的氛围在加重。显然，一个失去自信、在对外经济中走向封闭、在战略上加速倒向美国的欧洲，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需要一个繁荣而自信的欧洲，需要一个有自信以更具包容性和长远眼光来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欧洲。

在新形势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需要两大支柱作为支撑：第一，欧洲的繁荣；第二，欧洲的自信。前者让欧洲大市场更加开放，后者让欧洲在战略上不至于完全滑向美国，这都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爆发前说过一句现在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首先就是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过高，过分的管制束缚了市场的活力，降低了效率；其次就是劳动力市场过于僵化，劳方的工作积极性和资方的雇工积极性都受到了抑制；再次就是债务水平过高[6]。而欧债危机为改革打开了机会窗口，显然，这次欧洲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他们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这已经成为了当前欧洲精英阶层的共识。所以，面对欧债危机的冲击，欧洲国家并没有简单地通过扩张财政和货币来刺激增长，反而“紧缩”成为了欧洲宏观经济治理的主旋律，以降低内部经济运行成本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成为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欧洲此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危机爆发之后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稳定在1%左右。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的欧元区内部相对成本竞争力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与峰值相比均明显回落，降幅分别为约25%、15%和10%。希腊和西班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比欧元区刚刚成立时仅高5%左右，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欧元区成立之初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竞争力得到了提升。按照欧盟与希腊的救助协议，希腊需要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将一大部分与市场不相对称的公共部门私有化，逐步取消提前退休制度，完善金融漏洞，精简福利制度，放开被监管行业，加强行政部门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总体而言，近年来处于“艰难时世”中的欧洲，正力图通过痛苦的结构性改革重拾全球竞争力，实现浴火重生。只要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没有停下，谈“欧洲的衰落”就还为时尚早。

回顾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人迈向联合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危机与压力，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政治中的棘手难题犹如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欧洲人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虽然步履蹒跚，但却始终方向坚定地不断前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起点——欧洲煤钢联营设计的初衷，是想通过

三、客观分析英国脱欧后欧盟力量变化

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认为，一个囊括28国、经济总量高居全球榜首、综合实力雄厚的欧盟，仍是全球重要的战略力量和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这一对欧盟力量的判断成为了此后中国对欧盟战略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政府规划了今后5到10年的中欧合作蓝图，以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所以，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这支战略力量的发展趋势无疑将深刻地定义中欧关系的未来。当前国际舆论普遍对欧盟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认为英国人对欧盟说“不”有可能会带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走同样的道路，最终导致欧盟分崩离析。那么，该如何客观评价英国脱欧后欧盟的发展前景，欧盟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向前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能否继续走向深入，这两个因素是观察和衡量欧盟发展前景的关键指标。

欧盟委员会主席、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在欧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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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和钢这两种当时最为重要的战争物资的管控，来解决德法之间不再打仗的问题；而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欧洲经济装上一道“防火墙”，避免美国当时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欧洲造成伤害；1990年，当德国抓住机遇重新实现了统一之后，紧接着，1991年，欧洲领导人就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放弃本国的主权货币，建立共同货币欧元。“德国统一”和“创建欧元”在时间上的紧密相连决非偶然，而是欧洲人为了解决统一后的德国如何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大陆和平秩序的威胁——这一当时各国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是力图将德国牢固地嵌入欧洲既有框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享有“欧洲联合设计师”美誉的法国政治家莫奈曾说，欧洲“将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仍是理解当前欧洲发展趋势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逻辑。

经过债务危机的洗礼，欧洲人已经从危机之初的不知所措、相互推诿、各家自扫门前雪，到最终协调一致，在欧盟层面成立制度化的应对机制。先是成立了欧洲稳定机制来为出现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监管面覆盖欧盟范围的银行业联盟也在不断完善中。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央行也在不断成长，正在一步步悄然地突破欧盟条约的禁锢，从一个单纯以维护币值稳定为职责的“不完全央行”，到果断出手，通过创新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欧洲央行实现了“华丽转身”，正在成为一个赢得市场尊重和信任的真正的中央银行。因而，针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财政一体化也开始起步，成员国的政府预算如今要先得到欧盟机构的认可，然后才能够在成员国议会付诸表决，这相当于各成员国部分地让渡了财政主权，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洲增强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在对俄政策上，欧洲基本上做到了“用一个声音说话”，避免了像之前很多观察家所预想的那样：因为欧洲各国与俄罗斯之间千丝万缕但又差异极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纠葛，最终导致欧洲无法有效地形成对俄罗斯的统一外交。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任何

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无法应对，解决之道唯有要“更多的欧洲”，而不是相反。大量难民的入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安全和融合问题，也必将倒逼欧洲在内务司法方面进一步将一体化深入下去。欧洲人没有轻易地“浪费”掉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变革机遇，正在稳步将一体化向前推进。当前的欧盟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或者在英国脱欧的打击下就此日渐沉沦、一蹶不振；亦或在英国脱欧的刺激下，锐意改革，使一体化走向深入，使欧盟这支战略力量仍然能够“牵动国际格局演变”。

注释

[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97636.htm.

[2]NewPowerNewResponsibility:ElementsofaGerman

ForeignandSecurityPolicyforaChangingWorld,SWPandGMF,Oct3013,pp.33~36.

[3]欧盟在2012年6月15日通过了《欧盟在东亚的外交和安全政

GuidelinesontheEU'sForeignandSecurityPolicy策方针》（），关注该地区的安全局势。欧盟智库的相关研究报inEastAsia

告也督促欧盟要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NicolaCasarini,"EUForeignPolicyintheAsiaPacific:StrikingtheRightBalanceBetweentheUS,ChinaandASEAN",European

Union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September2012,pp.4~6;GudrunWacker,"DeutscheChina-Politik:DoppelteEinbettunggebraucht",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deutsche-china-politik-doppelte-einbettung-gebraucht.html;GehardWill,"ToughCrossing:EuropaunddieKonflikteinderSuedchinesichenSee",SWP-Studie,Berlin,Juni2014,p.35.[4]DeutschlandsZukunftgestalten:KoalitionsvertragzwischenCDU,CSUundSPD,18Legislaturperiode.p.173.

[5]http://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Rede/2015/03/2015-03-09-merkel-asahi-shimbun.html.

[6]丁纯、高弘：《欧元启动以来欧元区国家私人债务的发展与欧债危机的关系及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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