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缝纫机
这是一台41年前那个特殊年代非同一般来历的缝纫机，是一台全家老少缝缝补补立下汗马功劳的缝纫机，是一台几十年跟随我们搬迁五、六次家硬件完好仍可工作的缝纫机！ 1972年初冬的一天，妻子说，听说场里给农田队发缝纫机票了，你去要一张吧！结婚六、七年了，已经是两、三个孩子的母亲，缝纫机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儿。我明知自己“臭老九”这个特殊身份，不抱任何奢望，为了妻子和孩子，我还是壮着胆儿去找造反派头头。他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老半天，从兜里掏出几张缝纫机票，在我眼前晃了晃，轻蔑地说：“你也想要这个？贫下中农都不够分的，还要抓阄，你也敢想？” 碰了个大钉子，窝了一肚子火，又不便回去跟妻子说，就信步晃悠着到了近两公里的县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着，无意中碰到县糖烟酒公司革委会主任刘洪民，他刚下班往家里赶，就说：“到我家吃午饭去。” 老嫂子见我来了，又炒了一个洋芋丝，切了一盘马肠子，拿出一瓶“伊犁大曲”，让我俩先喝着，又忙着到外屋做饭去了。老刘见我酒喝得猛，已改往昔的少言寡语，就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不痛快？”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跟他重述了一遍，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面说：“还是你运气好，昨天我刚分了两张缝纫机票，正愁另一张没法处理呢，你挑一张。”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两张票，一张是蝴蝶牌，一张是蜜蜂牌，“你要哪个？”我问外屋做饭的嫂子：“嫂子，你要什么牌的？”嫂子说：“随便。”老刘说：“你是耍笔杆子的，就拿蜜蜂牌吧。蜜蜂勤劳，能采百花酿蜜，你这么坎坷，以后一定能写出好文章。”喝了几杯酒，老刘又说：“这两种牌的缝纫机来的不多，都分给县城机关企业了，下面公社、农场发的全是北京出的那种‘燕牌’缝纫机，听说质量不怎么好。” 饭后，老刘送我出来时说：“你要抓紧时间买，后天到期，过期作废。”我先到百货公司问了价钱和提货的地方，我身上没带钱，初冬天短，待我返回家取钱，恐怕人家就下班了。正在发愁之际，看见农田队看青的老职工王群林从西面骑马过来，听我一说，连忙跳下马，把马缰绳递给我说：“你给我牵着马，我这里有存折，到银行给你取去。” 我拿着老王取出的钱，又去找老刘嫂子。她是赶毛驴车跑运输的，冬天没事干，我就把她的毛驴车从院子里推出来，到百货公司交钱开了发票，直接从库房里把尚未打开包的缝纫机机头、机架一包一包提出来，往车上一装，就兴致勃勃地往家里赶。 毛驴车比人拉地排车笨重得多。待我走出县城，天快擦黑了。路很滑，过了城东桥要上上坡路，滑得如镜面一般，加上我穿的棉胶鞋，推着车子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路上的行人很少，只有几头晚归的奶牛，沿着路边小心翼翼地走过。我捡了两块石头，把车辕贴近地面，双手推着车厢板，一点一点往坡上蹭，蹭几步，急忙用石头垫在车轮下面，坐在车辕上卷支莫合烟吸着，休息一会儿……20几米的上坡路，折腾了我半个多钟头，才爬上公路，我也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饭后，我有意把缝纫机的原包搬到门口，慢腾腾地拆开捆绑的草绳，轻轻地拿出零部件，对照着说明书和妻子在门口安装起来。不一会儿，远远近近的邻居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品评着，有的说：哎呀！是全国名牌呀！另一个说，咱买的那是啥玩意儿？杂牌！待我们安装好缝机，妻子当场脚踩踏板试了试。看着光泽油亮的缝纫机，听着“哒哒哒”清脆悦耳的声音，我们心花怒放，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连小女儿也爱不释手地围着缝纫机摸来摸去，高兴得合不拢嘴。 欣赏了好长时间，我和妻子才小心翼翼地把缝纫机抬进房子里，把那些愤懑、嫉妒、惊羡、尴尬、失望的面孔和眼色关在门外。 责任编辑：子非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