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北伐失败:南强北弱的局面从此被逆转
最后，宋文帝北伐的失利加剧了刘宋内部社会心理危机和政治斗争。
宋文帝北伐失利，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征，对刘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刘宋社会的心理危机。《宋书·索虏传》史臣论曰：魏人南侵，“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斾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南史·宋太祖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所谓“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表明刘宋都城民众的恐惧心理。对此，《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屩，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由此可见，当时江东士庶对北魏极为恐惧，而对刘宋国力则普遍失望。确实，自东晋立国江东以来，尽管一再遭受北方胡人的威胁，但前线多在沿淮地域，且南人多有阻截之效，而此次北魏直逼江北，这是江左士庶从未有过的经历，其恐慌自属难免。又，《宋书》卷八六《刘勔传》载其“家贫，为广州增城令，广州刺史刘道锡引为扬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道锡遣勔奉使诣京都，太祖引见之，酬对称旨，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可见当时不仅建康及江东核心区受到影响，岭南也遣师京都，这与刘宋的国家动员有关。但就其波及范围而言，拓跋焘南侵，刘宋全境无不震惊，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北伐失败，军事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刘宋朝廷的政治危机。《宋书》卷一六《礼志三》载：“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宋文帝在位已久，内政方面颇有业绩，但北伐失败，导致北魏南侵，民怨甚重，其个人声望也急剧下降，以致放弃了封禅的打算。正因为如此，统治集团的斗争也由此加剧。《南史》卷一三《宋宗室上·彭城王义康传》载元嘉十六年，文帝禁锢专断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将其流贬豫章，加以禁锢，“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奉戴义康，太尉江夏王义恭奏徙义康广州，奏可，未行，会魏军至瓜步，天下扰动，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孝武时镇彭城及尚书仆射何尚之并言宜早为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麝持药赐死。”由“魏军至瓜步，天下扰动，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云云，可见北伐失败和魏人南侵，宋文帝的统治基础与威信也受到质疑，统治集团中确实存在某种微妙的异动倾向，其中刘义康曾经长期执政，颇具威望，可能会成为“有异志者”所利用的工具，于是宋文帝断然将其处死。
宋文帝虽因心虚而处死刘义康，但其最终仍为其太子刘劭所害，其中直接原因正与北伐之分歧不无关系。《宋书》卷七一《江湛传》载：“上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阨，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之第三女，欲以和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此，胡三省有注曰：“史言劭于此时已有弑逆之心。”可谓一针见血。太子刘劭对宋文帝早有不满，原因颇为复杂，但有关北伐之争议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刘劭素来反对北伐，与文帝及其诸亲信江湛、徐湛之等人相左，在北魏南侵后双方矛盾终于公开化。此后，文帝谋划废黜太子刘劭，而刘劭则在元嘉三十年发动政变，断然弑父，清除江湛等人，正是这一斗争的延续和恶化。
三、宋文帝元嘉北伐失败之内因
宋文帝元嘉时期诸次北伐之失败，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刘宋内政、外交的深层危机，这是宋文帝始料不及的。宋文帝元嘉北伐何以一无所成呢？除了南北双方实力、战争方式等客观因素外，就刘宋之内因而言，主要有如下诸端。
第一，宋文帝在北伐决策方面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极不慎重，必然导致战略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