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之前，宗法制与世袭制下，知识被官方垄断，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春秋私学流行，士才作为一个阶层兴起。我把士称作中国古典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标准：第一，思想是否自由；第二，精神是否独立；第三，体制是否给予多重选择。所谓的多重选择是针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单一性机会而言。何为单一性机会？何怀宏在其著作《选举社会及其解体》中这样解释：“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他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惟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
总之，先秦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从容。就这么一点，试想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这等风光？“文革”时革命批评家们恶心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这种骂法估计是跟周树人先生学的，众所周知，周树人骂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据说这骂人的话被翻译成英文后，欧美人士居然对梁实秋产生了同情与喜欢，丢失家的、在地上跑着的小狗，多可爱啊。其实，站在哲理与审美的角度，我一直认为，一只流浪的自由吠叫的狗，要远比一只被捆绑的不敢乱吠的家狗有尊严得多。孔子周游列国，革命家看到了狼狈，我看到的则是知识分子传经布道周游列国的优雅与逍遥呢，怎么着也算一个国际访问学者吧？还有，春秋战国的各大城市，在管仲老师的带动下，纷纷开办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国家大妓院，专门为游士们服务。那些礼贤下士的贵族们，比如信陵君、燕太子丹等为了吸引士人，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妓院，士来嫖妓，一律免单。当然还有更优待的，比如荆轲，刺秦王前，那可是住了星级宾馆，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且有三陪小姐随侍在侧。可见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很尊重知识，很尊重人才的嘛！
【一】古典知识分子沿街叫卖的生存状态
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很显然，古典知识分子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儒家视种地的为“小人”，视经商的为“贱人”，不想做“小贱人”，却又想混口饭吃，惟一的出路就是沿街叫卖贩“道”了，通俗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孔子叫卖的声音直到如今我们还能听到回音：沽之哉沽之哉！其声嘶力竭颇有点现代社会的“流泪赔本跳楼大甩卖”。
要想“沽之哉”，首先得囤货，这个过程有点难，比如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般读书，为的什么，当然是为了卖个高价钱，正如苏秦自己所云：“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如果说学“文武艺”的过程难，那“货”的过程更难。苏秦第一次做买卖，就赔了本儿，《战国策》载其“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一副典型的货郎模样嘛！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秦后来把买卖做得好大，其身价估计是当时最高价了——“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比现在的“北约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可是威风多了。
当然，这种威风，这种技术型之士，历来为儒家所轻视，特别是孟子，认为纵横家所为乃是“妾妇之道”，而自己所为，乃是“大丈夫”之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莞尔，乌鸦落在猪身上——光嫌别人黑，不觉得自己黑。儒家与纵横家，都是游士，都是沿街叫卖，只不过叫卖的货不同罢了。按现在的商业规则，做自己的广告可以，但不能贬低别人的产品。孟子贬低了纵横家，却没想到后世一位伟人说孟子是一位纵横家，而不是儒家。如果孟子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找这位伟人吵去：你才是纵横家呢，你才是纵横家呢！孟子带的好头，导致后世某些知识分子时不时地讥讽纵横一下——明初学者宋濂认为纵横之书《鬼谷子》“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宋学士全集?诸子辩》），清代学者卢文弨说“《鬼谷子》，小子之书也”（《鬼谷子》序）。
要说沿街叫卖的功夫，还是纵横家最在行，卖的是流行货嘛。相形之下，儒家的货就有点压仓了。孔子吆喝了半辈子，也没找到买主，没办法，只好回家写书教学去。孟子步其后尘，也上门叫卖了。孟子首先碰见的客户就是梁惠王。可惜孟子不了解客户的心理，这时候梁惠王刚与齐国交过战，丧失大将庞涓，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也很大，为此不得不迁都大梁，所以，梁惠王一见孟子就不客气地问：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货以利我国乎？孟老头脖子一拧：王何必言利？俗透了，我只卖仁义！为什么后世人总称儒为酸儒腐儒呢？估计跟不懂行情有很大的关系，人家挨打了，想买根棒子复仇，你却要卖给人家一件绣花衣服，谁要？
孟子的第二大客户是齐宣王。不知大家是什么看法，我总觉得齐宣王老在调戏孟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乐；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货；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勇；一会儿说寡人有疾，好色，总之毛病大了，看你亚圣咋治我的病。按南怀瑾老先生的看法，齐宣王玩的是太极拳，孟老夫子玩的是“打蛇贴棍”式——顺着上缠上你——你说的这些毛病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只要与百姓同好乐，同好货，同好勇，同好色，就行了。我倒觉得，孟子的仁义有点狗皮膏药的嫌疑，哪里都能贴那么一贴，也像万金油，哪里都能抹一把。不过，齐宣王还有自己的绝招——关键时刻，王顾左右而言他。尽管孟老夫子卖药卖得好辛苦，从四十三岁一直卖到七十岁，但买卖不成仁义在，凭心而论，齐宣王这样的客户，态度都还不错。咱们现在上门搞推销，搞保险，被对方轰骂出来的也不少吧？
孔子、孟子、苏秦之类都是大卖家，事实上，春秋战国时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小本买卖。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们被人称作游士，好比无根之萍，飘到什么地儿就什么地儿吧。有些类似现在的打工者，所以游士，也叫“养士”，游是士们的表象，养却是士们的生存实质。只不过，这种养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战国策》里有个著名的冯谖弹铗的故事——冯谖是孟尝君的食客，有饭吃就不赖了，可冯谖嫌待遇低，就吆喝开了，先是想吃鱼，就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遂有鱼吃。再吆喝“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遂有专车。最后吆喝：“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遂给老母吆喝到了食用之资。冯谖的故事估计会让诸多后世的知识分子羡慕呢，居然能跟上级领导讨价还价，尾巴都翘到天上了，简直太酷了，试想大明以后的任何知识分子，有这待遇吗？你还个价试试，不拍死你全家都算仁义！
【二】古典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学统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那个欢，现在的知识分子都羡慕。这里我想从道统学统方面，谈几家叫得欢、叫得响、叫得长的。
第一家是逍遥派——老庄为首的道家。第二家是仁义派——孔孟为首的儒家。第三家是权术派——韩非子、李斯为代表的法家。
逍遥派
道家老子研究的是道，道是什么玩意儿呢？南怀瑾老先生给学生上课，说“道”在传统古书中有三种解法：（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间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说文》的注释是“道者，径路也”。（二）“道”代表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理上或理论上不可变易的原则性的道。（三）“道”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传》上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至于老子所谓的“道”是哪个解，南老先生耍起了滑头，跟学生交待说：只有亲见老子，来问个清楚。元代刘从益在自己的《题闲闲公梦归诗》开场就说“学道几人知道味”，看来，读懂老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问老子也不见得能问清楚，我感觉老子也只是在原地打转转：“道可道非常道”，说来说去不知“道”。
老子研究道，本意也许并不是给人间的人儿指条道儿或曰“径路”。司马迁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至于“自隐”，老子做到了，“莫知其所终”，后世人干脆怀疑他得“道”升仙了。但所谓的“无名”却是个悖论。以至于有人谴责老子：既然要隐，何必著书？既著书，便是求名。也难怪，因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有的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把隐当作了扬名的手腕，蹲下，为了跳得更高；隐没，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仕，是为了要求更高的身价。比如《新唐书?卢藏用传》及《大唐新语?逸隐》载：卢藏用举进士，有意当世而不得调，乃隐迹于京师之终南山，易为时君所征召，果被召入仕，以高士被授以左拾遗。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从京师回自己的隐居地天台山。卢手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乃云：“以仆所视，乃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遂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
于是陆游就可以潇洒地表示对隐士们的藐视了：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做了皇帝，希望自己的这位同学出来助一把。刘秀可能希望同学自动找上门来，奈何严光不报到。刘秀就令全天下找，这一找，严光可是出名了，而刘秀也没吃亏，新皇如此礼贤下士，民众那个敬仰啊。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想被人找到，那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儿。我儿跟人捉迷藏，老是能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谁都找不到他，在里面睡个觉都行，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等于自动出局，玩久了很没意思的。而有些参与心特强的孩子，会在自己所藏的地方故意闹出点动静来，不是咳嗽，就是踢石子儿。总之，我在这儿呢！带头搞这个的，是直钩钓鱼，钩离水面老高，且是没有鱼饵的姜太公。严光也学会了这一手，他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羊裘一反披，就够令人注目的了，可是严光还放声高歌唱个不休，以至于被现代人猜测他的歌可能还经常跑调来着。总之，严光被刘秀捉到了。难怪后世有人批评严光“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我觉得这个写讽喻诗的人，跟我儿子五岁时一个水准——不知捉迷藏的真谛！陆游不屑于批评严光，倒是对巢由意见挺大。传说巢由是唐尧时代的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载：“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呵呵，许由矫情，巢父更矫情，怪不得陆游讥之。我只是觉得，这些所谓的高士行径很眼熟，比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所谓的上古高士行径，都是后世受道家隐世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杜撰出来的。杜撰归杜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子之“道”，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后花园。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后世读书人把它改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到了庄子，“明老子之术，诋訾孔子之徒，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矣。”司马迁评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句话，光顾着自己写文章痛快的批判与批判的痛快了，体制内当然拒绝接纳你。现代社会也有一些文士，本是以批判出名，却又忽闪着小翅膀愣要飞进体制内，就有点摸不着北了。与庄子比起来，高下之别立现：庄子视体制内如腐肉，根本上拒绝进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而现代某些文士，却拿批判当作了闯进体制的敲门砖，这种做法令人起疑！
依现在的眼光，对道家的逍遥，批评是很重的，避世自保，作为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成为社会前进的领头羊，反而引导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那个时代，固然没有安全感，但是为什么不去营造安全的堡垒呢？最先清醒，却不负责任，由清醒到糊涂，这是道家的学统，这学统引导后人跟着糊涂。百姓绝圣弃知，安居乐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帝力于我何有哉？逍遥得有点过了。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道家是不可原谅的。相形之下，苏格拉底也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他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如果我参加了政治活动，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一个人如果刚直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
苏格拉底拒绝了公职，但是他并没有拒绝政治，他要当的是牛虻。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动物！”那么，道家逐渐抛弃政治，是不是把人的本性也给丢了一半？
仁义派
也许是受鲁迅之《狂人日记》的影响，反正我一看仁义二字就浑身发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无辜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他所谓的仁义，说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那些狼变得温情一些；希望下层统治者——那些狗变得规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当然反对这些温情的东西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发现这些伪装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众——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维特色的再现。最终，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统治者变成了狼外婆，下层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那些读书人，则变成了狗姨妈。儒家的诚实被人怀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目的，不在揭穿儒的虚伪，因为道家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更关心的是，仁义一旦成为道德，它就变作了杀人凶器。更多的时候，甚至不用狼外婆动手，狗姨妈们就自己撕咬开了，比如“文革”里，文人最根本的悲剧不是来自上层的批剥，而是来自内部，自己人咬自己人。有些文人并没有从政，但他们是准姨妈，作派比那些在位的姨妈好不到哪里去。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正常学术批评的学统，现在这种毛病还很重。我在网上遭遇一位同仁，也是教历史的，那位仁兄就在我所任版主的坛子里贴这样一个贴子——试看三糊涂的卖国言行！我一看就愣了，几天不到，我怎么私下又把咱国给卖了？仔细一看，原来因为我写了一篇评袁世凯的文章——“文化革命”过去多年了，可有些同志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比当年的红小兵还紧，也真难为他们了。
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优秀的民办大学校长少正卯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孔子作为一代师表，喜唱仁义小调。问题是，他有一桩公案，至如今说不清道不明。我说的是孔子诛少正卯。虽然孔子诛少正卯史实不清——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有的则没有记载。这样，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就成了历史公案。但正是由于不清不白，我们才更有理由怀疑。《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有一句话深得我心：“我怀疑得有理！”历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汪丁丁说：“历史尽是谎言，错误都被掩盖了，眼下的种种‘纪念’，其实是为了‘忘却’。”周宁说：“与其说历史是记忆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忘却的工具！”鉴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以及为尊者讳的中国治史传统，所以，我相信《荀子?宥坐》中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史记?孔子世家》也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看来，少正卯在儒家眼里，确实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邪恶人士，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总之，是让统治者不省心的那类。孔子云：谁能出不由户？历史没有记载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怀疑少正卯就是那种“出不由户”的思想者，教授给学生的，估计略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者相当于苏格拉底的“败坏青年”，孔子自然自认杀人有理了。孔子为人所诟，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利用政治势力消灭学术对手——据《论衡?讲瑞》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少正老师讲的课，的确精彩，否则孔子的学生，就不会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颜渊一人。甚至有学者认为，孔子心术忌刻，以争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为秦地之无儒，而孔氏师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尽管这猜测有点夸张和可笑，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如果让孔子摄相位久一些，估计杀人更多，用仁义杀人，难道是儒家道统吗？！
研究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细节。孔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与耳！”（《史记?仲尼列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子路比较勇猛，谁侮辱孔子他就揍谁，所以，自从孔门有了子路以后，就没有人敢对孔子出恶言了。这一细节，让人大有琢磨头，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了。
如果说孔子还算温情的话，那后世的孟子干脆就是一根棍子了，骂人骂得好凶。比如杨朱提倡“为我”，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幸亏孟子没有摄相位，否则他杀几个持异见者，那还不是当畜牲来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凶器。权势者、执政者，顺势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四处抡棒。就连张献忠杀人，也是拿德性为理由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总之，它导致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个传统：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学统也是如此：道德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历史课干脆变成了思想品德课，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与亚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热情与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谴责道家不负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儒家入仕的积极，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讽了，谴责消极，嘲讽积极，那我们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不嘲讽，并不意味着放弃警惕与怀疑——我说的是儒家的仁义与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义与道德作饰品的恶政与暴政！
权术派
中国文化里独有一枝开得很灿烂，那就是权术。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欢玩这个。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挟天子以玩诸侯。但大多数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后把自己的小命儿也玩没了。比如商鞅，虽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个前提——权！也就是说，君主推行法令，必有专权，君尊令行，否则有名无权，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还玩了个“立木为信”的游戏——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以十金之赏募民移木于北门。民怪之，不敢徙。复赏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奖赏，百姓始信卫鞅令出必行。为什么说是游戏呢？第一，百姓怪之，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与国人日常生活中缺少这个“信”。第二，商鞅跟国人玩“信”，但是最高统治者可不跟你玩这个，他说你反了，你还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后的结局是车裂示众。
中国权术的集大成者当属韩非子。韩是给中国帝王上权术课的最称职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老师——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实习权术时的活道具。韩非虽然是个大结巴，但是茶壶里的饺子不少，其饺子馅由三种调料调成，计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治”学说，认为君主应该根据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心中再暗藏诸多机关术，来控制群臣与百姓，以达到天下大治。韩非的文章一下说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对韩非是不见就钟情：“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为夺得韩非，秦皇不惜兵临韩国城下，韩王就乖乖地把韩非拱手相让了。秦皇终于得见此人，问题是，秦皇这样的统治者，奉行的是杀鸡吃蛋之原则。但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并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韩非的当局者迷。正如司马迁所说：“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为帝王献权术，为世人言“身危”种种，却自己保护不了自己，这算哪门子权术？
韩非的同学李斯发现了一半真理：“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这一半真理是：仓鼠与厕鼠是有高下之别的。但是韩非的这位同学，没有发现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仓鼠还是厕鼠，总归鼠类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无危险的气息，更要两眼骨碌，两眼贼亮，时刻准备着逃跑。李斯这仓鼠最终落个腰斩的下场，临死前，也就跟儿子感叹那么一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关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至于自身安全堡垒的建设，爱谁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儒家执政，虽然奉行着师道的原则，走的却是臣道的路线——“致君尧舜”，尧舜是个永远的梦，这梦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对尧舜的描述来比较，我们会发现后世的帝王越来越差劲——典型的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嘛！而权术派韩非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不上猫。猫给老虎授课，还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没有有效的体制，那么再会玩弄权术，也是枉然；再会隐没，也能引你出洞；再会忠诚，也是愚忠！直到现代，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自由的堡垒！出洞前东嗅西嗅，探头探脑，滑稽又可怜。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与鼠夹在洞口实施打击与拦截的，却更多的是同类——鼠类自身！
可以说，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布鲁诺等。中国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区别是有的，他们所殉的“道”是不一样的：苏和布殉的是“知识”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则是忠君爱国之道，伦理之道。这里不论他们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论后果：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艺复兴——上帝死了，人活了；后是有了法国的启蒙主义——君权走了，人权来了，其精神可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概括：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韦伯给教师提出一个价值中立性原则——“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更应该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性，要教给学生的是经验科学的正确结论，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价值准则或宗教信仰。教师也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信念去影响学生的判断力，使学生对社会事务的观察染上价值观念的偏见而失去客观性。价值判断是要宣传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传教士们的事业，应该拿到教堂或公众场合去做。”美国走得更远，干脆定了个“言论中性”——言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真理与谬误之分。就连炸白宫这事儿，只要您光说不练，那么您随便嚷嚷。我在大学教书，我们的领导经常给我们打预防针：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领导说得对。只不过，有时候我搞不清，学术与宣传的界线！
中国历史中，士大夫们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获不佳——只收获了一个忠君爱国！而且爱得稀里糊涂，君主、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维逻辑是乡革命委员主任们创造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乡政府，反对乡政府，就是反对县政府，反对县政府就是反对省政府，反对省政府，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们还在用这一手对付农民：你上访告我，就是妨碍我仕途，妨碍我仕途，就是妨碍稳定，妨碍稳定——那就反了，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