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漢族,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外交界的領袖人物,中華民國高級外交官員。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嘉定區)人。初入舊式私塾,後於1899年考入上海英華書院,1901年考入聖約翰書院。1904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國際法及外交,獲博士學位。1912年回國後,任總統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1915年起歷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1919和1921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的主權問題據理力爭,以出色的辯論才能闡述中國對山東有不容爭辯的主權,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1922~1926年先後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職,其間,於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以中國代表身份參加了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後任駐法、英、美大使和駐國際聯盟代表等職。1945年6月,出席三藩市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並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其後任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代表。1956~1967年,歷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臺灣國民黨總統府資政等職。退休後定居美國,以十七年時間完成口述回憶錄,
記述了五十多年從事外交工作的立志報國,求學海外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爭後,此時的中國正一步步陷入列強的侵略包圍之中,而上海又是一個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顧維鈞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也因此從小就有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著黃包車,急著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顧維鈞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的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在校的學習,為顧維鈞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歷。1985年11月14日在美國紐約逝世。
投身外交,嶄露頭角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也使日本獲得了擴大在華勢力的天時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
不及待地對德宣戰,11月,日軍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德戰事結束後,日本並沒有如先前所說的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洩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他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消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著留學美國的背景,瞭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內憂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只有兩個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
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著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雄辯巴黎,聲名遠揚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借機要脅: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義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妙語應答,立場堅定
顧維鈞巴黎聲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西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 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 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樣!(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斷然拒簽,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裏,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
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案子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瞭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從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
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長達十三卷,600萬字的巨著《顧維鈞回憶錄》。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國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之一,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尊嚴是他投身外交界時抱定的目標,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這位愛國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養和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中國人民服務的一人,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華和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