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广铭治史丛稿]
2014级 学号:2014010791 孙濛
读《邓广铭治史丛稿》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从梁启超的口中，王安石是一位千年而生的伟人，但在《宋史》中，对王安石的记载与评价却不尽然。而本书中邓广铭先生笔下的王安石更是截然不同。邓广铭笔下的王安石，是一个少年胸怀远大抱负，入仕之后学以致用，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造福于民而勇于与大地主阶级斗争之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他都有自己的韬略和具体的施政方针，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邓广铭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治学严谨，领域宽阔，勇于探索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各方面重大课题，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拜读《邓广铭治史丛稿》中几篇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对王安石的了解与治史方法均有所领悟。
首篇为《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本文从募兵制度应当废除的原因何在、改革兵制的长远设想及其未能实现之故两方面论述，将王安石有关改革兵制的言论和举措进行了总结和列举，不仅从王安石的言论进行论述，更是通过大量帝王、臣僚的看法及谏言，将募兵制度的废除与改革放在历史之中，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扬长避短，兴利避害，不得不说其考虑之全面与长远。邓广铭先生把
由募兵制度向征兵制度的转变的募兵制度的优劣、征兵制度的优劣，一一详尽的列举出来，十分清晰透彻。王安石的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全是以他的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为支柱才得以贯彻实施的。在军事方面具备了既能节约大量财政开支，又能达到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目的的，就是他的兵制改革。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创法立制而独独沿袭行用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其主要用意又在于其“兵民分离”的作用，使兵与民成为两个互相绝缘的社会人群，在宋太祖看来是有利于统治的措施，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召“天下落魄无赖之人”为兵，乃是守五代乱亡之遗法，不但不足以致安强，而且宗庙社稷之忧亦在于此。但宋神宗作为改革最初的支持者渐渐持怀疑态度，使兵制改革未能成功。
第二篇为“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同样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论证，写了王安石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儒学范畴，并且为官期间训释了三部儒家经典，过程中体现出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的合乎义理的部分入儒，，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学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他是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王安石的思想体现出了集百家之大成的特点，并在改革中将政治与儒学融为一体，但在贯彻和实施的过程中，“新法招致亡国之祸”的言论层出不穷，邓广铭先生指出，北宋政权之灭亡，应负主要罪责的君相是宋徽宗和蔡京，他们胡作非为，置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与不顾的同时，却一直
打着一个推行王安石新法幌子。直到亡国，致新法的名声扫地，而王安石及其一派的学术著作和思想议论，也随之无人敢公然的加以继承，而所谓的荆公新学便从此日益式微了。若王安石没有参政，没有变法，只是以一个儒学家的身份，那他大概生前未必能风行于一时，到他身后，却必定还要被治经术的儒者们长久传承的。
最后一篇关于“王安石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王安石因死非其时，其身后丧葬草草了事，奔丧的人既廖廖无几，更无人为他作“行状”、“墓志铭”、树“神道碑”，而只在墓中埋入一简单“墓碣”。他死时六十六岁，《宋史》本传却误为六十八岁；死后葬于金陵东郊故宅后，而明代的一个临川知县却说其墓不知所在。这都可证明后人对其生平之极少注意。但因在十年浩劫中曾演出“儒法斗争”的闹剧， 使王安石红极一时，遂致江西的临川、东乡两县争认王安石为本县人,纷扰不已。而为了坚定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不被一场文化错误篡改，邓广铭先生对此进行了澄清。自古以来名人故里的问题常常会引起争议，其原因无非是为了某些利益，作为后世子孙，我们关注的远不应是历史伟人表面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从其学术成就、为官之道来让历史真正的起到明智的作用，让真的学问造福后世，以史明鉴。
在《宋史》以及随后的八百年间,他是一个不近人情、为达目的疯狂排斥自己的恩人和挚友之人,他祸国殃民,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邓广铭先生四写王安石，不仅仅体现了邓先生的治学严谨，也替王安石摆脱千百年来的误解与批判，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