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的范式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的范式革命

Kuhn's Paradigmatic Theory and the Paradigmatic Revolution of Marx's Philosophy

作者简介：王猛(1986- )，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西安 710071

内容提要：库恩的范式理论源于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的反动，逻辑经验主义建构的是一种累积的、进步的科学发展图景，库恩通过范式理论建构了一种非累积的、革命的科学发展图景。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是范式之间的革命性和不可通约性，但是当下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所谓范式之争并没有契合这一本质规定性。学界反思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其目的不外乎找到切入马克思哲学的合理路径，以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其实这需要以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为前提。只有从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出发，从“范式革命”的高度把握马克思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蕴，激活其当代生命力。

Kuhn's paradigmatic theory originated from the reaction to the scientific view of logical empiricism,which constructs an accumulated and progressi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On the basis,Kuhn built a non-cumulative and revolutionary blueprint.The essence of Kuhn's paradigmatic theory is revolutionary and incommensurable between paradigms,but the so-called paradigmatic debat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does not fit this essence.The purpose of reflecting on research paradigm is merely to find reasonable ways to break through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o reveal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Actually,this research method needs a premise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Only by star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as paradigmatic revolution can we fully understand the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activate its contemporary vitality.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3@ZH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XJS15058)。

近年来，库恩的范式理论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范式”毕竟是一个源发于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借用到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来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前提性的反思，反思我们能否或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反观国内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却发现其明显缺乏对概念的前提批判，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这一讨论的理论意义也因此变得晦暗不明。因此，有必要回到库恩的范式理论，澄清“范式”这一概念，借此洞察当下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所谓范式之争的真相。

一、何谓“范式”

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对科学哲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的范式理论终结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时代。事实上，库恩的范式理论正是源于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的反动。

(一)逻辑经验主义：累积的、进步的科学发展图景。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著名口号，因为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是关于超验的实在的命题，这些命题在经验范围内无法确定其真假，对于增进我们的知识没有任何帮助，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从科学中清除出去。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就把自然确立为科学的唯一课题。但吊诡的是，虽然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但逻辑经验主义总是在不经意间又走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道路，这体现在它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着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科学就是人不断地去认识这个客体的过程，科学最起码的任务就是“用最少的思维消耗尽可能完全地表现事实”，或者说在逻辑上用最少量的概念标示事实。[1]130作为客体的自然是先在的、独立于主体的，它没有历史，是绝对的自身同一性，因此这里只有绝对的必然性，而关于自然的真理就必然是先于主体的、绝对的、客观地在那里的，等待着我们去认识。于是，认识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使主体符合于客体，科学就是我们不断逼近客观真理的过程。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结构具有由上到下的三个层次：理论、定律和经验观察，每一较低层次的科学说明都需要从较高的层次演绎推导得出，科学理论通过演绎为经验现象而获得经验观察的确认。科学的发展就在于我们不断地发现更高层次的理论或定律，由之可以演绎地推导出较低层次的、已经确定的定律或可以直接观察的经验现象。就像牛顿经典力学定律能够演绎出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能够把它融涵在自身的逻辑体系中，使之成为自身逻辑体系的一部分，这就表明牛顿经典力学相对于伽利略定律是一种进步。

科学如何发现更高层次的理论或定律呢?当然，只有少部分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像古典经验主义者那样认为科学是以收集经验材料为基础的，但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依然非常重视描述事实的经验观察报告。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理论语言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只来源于观察语言，观察语言的意义是客观、明确、固定不变的，由此便可推导出经验观察报告所组成的经验基础的客观性、公共性和中立性。由此，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作为科学基础的中立的经验观察报告是持有不同理论的科学家进行辩论的共同语言，是解决科学争端的共同的经验基础，是一个假说能否被接受的主要依据，是评判理论优劣的无私的法官。经验观察报告的中立性决定了科学具有进步性。经验观察报告逻辑地独立于科学理论，唯一能够使一个经验观察报告失效的是另一个更新的、更精确的经验观察报告，这意味着科学的经验基础是不断积累的，不断扩充的，永远增长着的。科学理论以经验观察报告为基础或者由经验观察报告来确定其确认度，所以，科学家得到的经验观察报告越丰富，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就越大，其确认度就越高，科学就越进步。

总的来说，逻辑经验主义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科学发展图景：科学是我们不断逼近客观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为我们不断地发现更高级的科学理论和定律，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更高级的科学理论和定律，是因为科学的经验基础在不断地扩大和积累，因此，科学是必然不断进步的事业，科学知识不可抗拒地增长着，科学永远继承着过去的遗产而又不断地实现着超越。

(二)库恩的范式理论：非累积的、革命的科学发展图景。通过考察科学史，库恩发现，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图景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无法提供科学合理性和科学进步的有效说明，科学并不是一个“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科学的发展也不是向这个知识堆栈不断添加货物的过程，真实的科学发展图景是“大异其趣”的。[2]1事实上，科学发展的进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性，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是不相容的，新旧理论之间不是演绎关系，而完全是一种革命，新的理论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理论。在库恩看来，每种理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整体性，无论就共时性的角度还是就历时性的角度来说，不同的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相互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革命。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具有独特的结构。为了揭示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引入了“范式”、“科学共同体”和“常规科学”等重要概念，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的检验、选择和变迁问题。

科学发展就是科学革命，这是库恩科学发展图景的核心主张，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点。库恩认为，对范式的理解以及对新的科学发展图景的阐述应当以认识到“科学共同体”的客观的、独立的存在为前提。科学共同体是这样一个群体，其成员一般都是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的工作者，并且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非常相似；他们所受到的相似的教益源于他们所钻研的相似的技术文献，这些技术文献为他们标示出特有的学科界限，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统一的。直观地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一直都客观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内部在专业方面观点比较一致，因此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不同的共同体拥有的主题不同，所以相互之间的专业交流非常困难，甚至出现无法交流的情况。

是什么共同因素决定了科学共同体内部专业交流充分、专业见解一致这种特点呢?库恩认为是“一种范式”或“一组范式”。库恩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序4“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2]9。也就是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这样一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组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把这些公认的科学成就作为学习的典范，仿照它提出问题并且进行“解题”。显然，在认识到科学共同体客观、独立存在的基础上来看，这个界定并没有涉及范式这一概念的实质。为此，库恩又先后两次对范式作了进一步论述。在1969年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日文版所作的《后记》中库恩指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1571974年，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进一步澄清了“范式”这一概念：“不管‘范式’……有多少用法，还是可以分成两组，各有名称，可分别讨论。‘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3]288至此，范式这一概念才算是比较清晰了，库恩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一种是综合的，一种是局部的。综合意义上的范式库恩又把它称为“专业基体”，这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主要包括作为“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的模型、作为认知定向工具的符号概括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范例，等等。局部意义上的范式专指范例。

关于综合意义上的范式，库恩特别提到其中的模型、符号概括和范例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三个方面是“对群体认知运作都很根本的成分”，库恩明确指出，“要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怎样起生产和证实可靠的知识的作用，归根到底就是要了解专业基体这三种成分的运作。”[3]290首先是模型，库恩所谓的模型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一组信念和本体论承诺，它们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世界观、价值观前提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标准，共同体成员由此获得对如下问题的统一认识：世界是由什么实体构成的?这些实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人们如何认识这些实体?认识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怎样提出问题?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回答问题?库恩指出，至少在成熟学科中，对于像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坚实地植根于学科的启蒙教学中，由此使学生准备好去从事专业的实践。[2]4对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来说(如量子力学与牛顿经典力学)，由于他们所秉持的范式不同，他们开展科学研究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不同，方法论标准不同，因而他们所理解的世界也是不同的，他们所主张的把握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是相异的，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得到的答案亦不同。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2]3

范式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符号概括，符号概括就其本质来说是科学共同体成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认知定向工具。在自然科学中，概括通常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个科学共同体都共有一组符号概括，共同体成员要想在研究工作中常规地运用逻辑和数学，就需要以承认一组符号概括为前提。符号概括虽然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并不是单纯的数学意义上的符号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概括纲要”，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符号概括的形式有变化，但其“内核”是不变的。就像牛顿经典力学当中的符号概括f=ma，其作用就是一个认知定向工具，它的“内核”是考量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合外力以及物体的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f=ma这一符号概括的认知定向指引下，科学家在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物理现象时会尝试从中鉴别出力、质量和加速度，同时设计出适当的形式将这些物理量相联系，从而能够把握未知的物理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概括f=ma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涉及自由落体问题时会变成mg=m(d[2]s/dt[2])，新公式与f=ma的相似性难以被直接察觉，但其“内核”始终没变，依然是考量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合外力以及物体的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依靠这些符号概括，科学共同体把那些未知的、混沌一片、杂乱无章的世界把握为一种已知的规律性。

综合意义上的范式的第三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库恩尤为重视的方面，是范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后记——1969”中指出：“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因此，比起专业基质中的其他成分，我们应当更注重范例的讨论。”[2]168范例是将一个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方法论标准和认知定向工具输入共同体成员头脑中的“媒介”。对于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共同体共有的作为“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和方法论标准并不是被直白地宣告出来的，而是寓于范例之中并通过共同体成员对范例的学习而被意会到的；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实践也并不是遵循抽象的方法论规则的活动，而首先是学习和模仿范例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各种符号概括及其应用的情形，掌握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中看出彼此的相似之处以建立符合符号概括“内核”的相似性关系的能力。库恩所谓的范例，首先指的是学生们在他们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遇到的具体的问题解答，包括在实验室里、在考试中或在科学教科书每章结束时遇到的。一个科学共同体培养其接班人的过程就是学生学习范例并仿效范例进行“解题”练习的过程，学习了共有的范例并在完成了一定数量的“解题”练习之后，一个人在遇到新的情形时就能用与共同体共享的格式塔眼光去把握它。

“常规科学”是与范式概念紧密相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范式为共同体成员绘制的是一幅只有主要轮廓、其细节和边界都尚未明晰的理论地图，同时它又为共同体成员进一步完善这幅地图提供了有效的绘图工具，常规科学就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使用这种绘图工具把理论概略图进一步完善为清晰有序的理论精细图的过程。因此，常规科学具有高度的收敛性，“这种活动似乎是强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固的盒子里。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现象，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的。”[2]22为了着重说明常规科学的收敛性，库恩甚至将范式看作是一种“教条”，认为“成见与抵制不是成熟科学发展的例外，而是一种规律。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刻画了最出色最富有创造性的以及常规研究的共同特点”[4]。

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图景不同，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出现。常规科学是在某种范式内进行的“解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在这种范式下无法解决的反常问题。由于常规科学的收敛性，这些反常一开始一般会被暂时搁置或忽视，但是，当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范式就进入了危机时期，结果便是常规科学的减弱或停止，共同体成员会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反思范式本身，此时会有各种不同的范式被提出来，相互之间进行竞争。最后，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发生转移或者是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共同体，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革命前后，范式发生了转换，新旧范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方法论标准和科学研究的认知定向工具都不同，世界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被重新理解的，新的常规科学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库恩为我们描绘的与逻辑经验主义截然不同的科学发展图景——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范式意味着支配常规科学原来实践的许多规则要发生改变，因此新范式必不可免地要对之前已经完成的许多科学工作加以重新审视，这意味着一个新范式无论其应用范围多么专业，也绝不会是对已有知识的积累，相反，新范式的建立需要重建之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

二、范式理论应用于马克思哲学研究时存在的问题

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逻辑主义科学观的统治，开创了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在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范式理论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事实上，范式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在范式理论提出以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借用范式理论，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来分析自身学科的发展。面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指出，范式理论的提出是针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而言的，不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且指出库恩本人也明确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排除在范式理论之外。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指出，尽管库恩本人持排斥态度，但范式理论仍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运用的可能性，因为范式理论的形成本身就得益于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启示作用。事实上，这种争论是“如何理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关系”这个近现代科学分化以来悬而未决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库恩的范式理论有助于我们在新的视角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有助于实现对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独断与偏狭立场的超越。从积极的方面看，范式理论的借用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范式理论有被滥用的倾向，它“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历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以外，使知识分子共同体普遍受到了感染，任何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被称为了范式”[5]66。与范式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形成反差的是，随着后来细致的科学史研究使得范式理论得以产生的历史依据被破坏[6]，范式理论在科学史的专业研究中反倒只得到了谨慎的回应和有限的讨论。面对这种情形，也难怪罗蒂感叹：相对于自然科学界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库恩的范式理论更感兴趣。[7]译者序1

就国内哲学界来说，近几年“范式”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令人瞩目。一个老概念成了国内哲学界的新热点，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才接触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获得了爆发式发展，各种研究方式百花齐放，互相之间多有分歧，面对学界纷繁复杂的研究现状，如何系统地梳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探寻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成了摆在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者面前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人们发现，库恩的范式理论是用来把握自身学科发展脉络的有效工具，不同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路径被把握为不同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可以想见，在过去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所谓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之争。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出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系列。孙正聿教授把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教科书哲学、教科书改革哲学和后教科书哲学阶段，[8]314～322相应的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即以“物质”为核心范畴，以“规律”为实质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和以“哲学—对话”为标志的后教科书范式。[9]何中华教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将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划分为三种范式：“学理阐释”、“文献考证”和“现实引导”。[10]任平教授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路径的角度将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思想对话”、“反思的问题学分析”、“各分支领域(部门)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多种范式。[11]

可以说，近年来那些讨论中国哲学研究创新的文献，几乎每一篇都会在梳理马克思哲学研究发展脉络基础上提出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或路径的转换与创新问题，而只要涉及这个问题，一般都会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大范围的概念借用呢?我们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指的是“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进行研究所应采用的范式”[10]，也就是说我们是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理论，作为一个问题群，去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依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采取不同的路径，形成了所谓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此“范式”的所指与库恩范式理论的所指是统一的吗?在库恩对“范式”的界定中，综合意义上的范式是国内学界借用范式概念时广泛引用的定义，但往往也只是“引用”而已，并没有深究到底何为范式?范式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借用“范式”这一概念的?虽然，我们借用范式概念的时候没有必要拘泥于库恩的界定，非得从模型、符号概括和范例这三个重要方面对号入座来检视各种研究路径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范式”，各种研究路径之间的转换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范式转换”，但是抓住范式理论的本质规定性从而理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则不是没有意义的。

范式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呢?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一种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大异其趣”的科学发展图景，也就是一种非线性的、非累积的、革命的发展图景，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出现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2]5库恩本人也曾坦陈，“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一章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哲学核心与精髓。他说：“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所以，在科学革命时期，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改变，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了之后，他研究的世界在各处看来都将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2]101～102由于“范式”这一概念引起了很多误解，库恩在后期用“不可通约性”取代了它，基本上不再使用“范式”概念。1992年，库恩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这本书中最中心的观念，一方面是‘革命变化’，另一方面是称为‘不可通约性’的某种东西。”[2]199因此可以说，“革命性”和“不可通约性”就是范式理论的本质规定性。

学界讨论所使用的“范式”具有这样的本质规定性吗?显然没有。无论我们把“范式”理解为“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总体”，还是通俗地理解为特定的世界观，抑或是理解为特定的方法论标准，各种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之间都既没有“革命性”，也没有“不可通约性”，相反，它们在内在的理论根基上是统一的，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其实质只不过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的转换。况且，综合意义上的范式是一个复合结构，范式的转换是整体的格式塔转变，即便是单纯的研究方法、路径变了，范式本身并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在借用范式这一概念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忽略”范式理论所蕴含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性和相关理论的不可通约性这一本质规定性，以规避可能遇到的理论悖谬。

三、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当代性意义

学界反思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其目的不外乎通过反思“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进行研究所应采用的范式”来探讨在现时代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从哪种路径切入马克思哲学才能彰显其当代性意义。其实，就如何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而言，这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研究路径的选择，是通过回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语境而接着马克思讲下去呢，还是把马克思哲学的“完成形态”硬拉到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来发挥其“指导作用”呢?显然第一条路径更合理一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想通过探讨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来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语境中。只有充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我们才能找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入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路径，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而只有在“范式革命”的高度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划归为两大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马克思以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为中介，确立了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扬弃了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抽象对立，实现了哲学本体论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革命；另一类观点把马克思哲学放到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为主色调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背景中，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实践变革的理解，由此使马克思哲学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实际生存的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被理解为一次“生存论转向”。总的来说，这两种理解路径实现了马克思哲学基本解释原则的重大创新，但由于二者都是在传统的概念哲学的框架中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都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因而就都没有抓住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革命性”所在，反而有可能被重新抽象化。

国外学者曾就马克思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应当以认识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为前提。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所作出的科学发现远不是主要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12]777“革命”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首要性，他的整个理论学说都是围绕着“革命”而展开的，因此“革命”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出发点。马克思所从事的是什么“革命”呢?恩格斯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2]777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对资本主义实行批判的立场上的，他的目标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正是围绕着这个革命意向展开的，因此我们要想充分理解马克思哲学，就必须紧紧围绕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这一革命立场。正是在资本主义批判中，马克思哲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经历了从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化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成熟形态，马克思以之为核心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建构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以“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为基本规定的新世界观，消解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实现了对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革命。马克思将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具体化，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实践具体化为物质生产、物质交往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被判定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13]22。根据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以之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认识整个感性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标准发生了变革，不再耽于“可感觉之物”的感性直观表象，而是经由“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路径探求背后的“社会总体”，即资本的统治。近现代西方哲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的“抽象物”的反映，这种抽象物就是资本，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实践就是资本生产，社会关系就是资本关系，社会总体就是资本的普遍统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正是个人受资本奴役的现实。以资本主义批判为其视域，马克思哲学提出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革，哲学不再是要论证“人的自由何以可能”，而是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4]75，马克思哲学由此成为“改变世界”的新哲学。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资本主义批判这一立场出发，不论是从对世界的理解上，还是所从出发的价值立场上，抑或是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标准和认识定向上，马克思哲学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哲学都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相对于学界所讨论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更具有“范式革命”的意蕴。马克思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建立抽象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在超越性，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方向；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空前尖锐的现代性问题，我们只有充分理解了马克思哲学从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出发所实现的“范式革命”，才能找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入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路径，才能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1](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美)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美)库恩.教条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J].乐成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2，(1).

[5](美)霍根.科学的终结[M].孙雍君，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6]吴以义.库恩直解[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4).

[7](美)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孙正聿.三种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1，(3).

[10]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非此即彼还是互补整合[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

[11]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J].哲学研究，2012，(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高清海，孙利天.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A].叶汝贤，孙麾.马克思与我们同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