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工矿业述论_戴鞍钢
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
近代江南工矿业述论*
戴鞍
钢
200433)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辐射和引领,以及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摘要:受近代中国工业中心上海的资金、
思潮的促动,江南的近代工矿业自清末起步和发展,并与上海互补互动。
工矿业;上海;江苏;浙江关键词:近代江南;大多起步上海以外的江浙两省的近代工矿业,
于19世纪90年代,较为集中地分布于沪宁铁路沿线和近海的浙东地区即习称的江南。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资金技术来源、地理空间分布及其与相关城市的互动关系等,以期丰富和推进近代江南工矿业的专题研究。①
一、以沪宁铁路为轴心的苏南工业
邻近上海的苏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
是在辟为通商口岸的1896年以后。是年3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称:“苏州开埠通商,所有筹办缫丝、纺纱各厂及内河行驶小轮各事宜,除江宁、苏州、上海各设商务总局,派员督饬办理外,并照会在
②
籍绅士分别经理。”上海的《北华捷报》同年7月,有一条标题为“苏州在进步”的报道,称“这个新开口岸的前景,是一个建筑宽敞的新丝厂最近已经完工,同时一个大型纱厂也已经接近完工”;而“使用外国机器的碾米厂、砖瓦厂等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在开始进行”。苏州出现的第一批近代工厂,是1896年苏州开埠后同时筹办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其创办人,是来自和对外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商人,而且是和外国洋行有交往的商人。③
其1901年,苏州共有3家缫丝厂和1家纱厂,
中“延昌永缫丝厂由外商经营,吴兴缫丝厂由中国人开办与管理,苏经缫丝厂为商务局所有,租给中国人经营。三家缫丝厂总计有700个丝盆,雇用工人2000名。苏纶纱厂也属于商务局,由苏经缫丝厂的同一承租人承租,有18200枚纱锭运转,雇工人
)的阶段性成果。“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研究”(批准号:11A ZS 006*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简介:
①近代上海因其江南及中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以往学术界专题研究成果丰硕,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上海以外的近代江南工矿业的论述,则大多见于通史类著作,如金普森等主编:《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王国平主编:《苏州史纲》(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版);宋林飞主编:《江苏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专题研究尚显薄弱。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再研究,所论述的江南地域范围,是指除上海以外的江浙两省,其中侧重习称的长江三角洲,主要是指太湖流域、杭嘉湖宁绍地区,兼及南京、南通等地;研究时段,侧重清末至民国年间。
《清德宗实录》卷385,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7册,第22页。②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③汪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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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而为关心缫丝业者所注视。”1902年镇江有缫丝厂2家,工人近800名,“遇有蚕茧运到,无论昼
⑤
夜,工作不辍”。1904年,曾在上海合办永泰丝厂的富商周舜卿在无锡创办裕昌丝厂,加工生丝运往上海出口。初有丝车96台,后增至330台,工人也从
⑥
300多人增至850人。生丝出口贸易的扩大及近代缫丝技术的传入,促使无锡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又一个机器缫丝集中产地,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无锡作为苏南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已初露端倪。
此后,无锡缫丝工业的发展增速。无锡靠近太湖,太湖沿岸的苏州、宜兴、江阴、吴江、常州、金坛等县盛产蚕茧,生丝原料充足。太湖水质良好,适合缫丝需要,附近农村又有富于手工缫丝经验的农民,一经训练,便可成为机械缫丝的工人,工资又较上海低。此外,在税捐方面,如把缫制100斤生丝所用蚕茧运往上海,共需交税约55.39两,而把该批蚕茧在无锡缫成生丝运往上海,只需交税约38.46两。无锡丝厂又接近茧区,能比上海丝厂早15至30天收茧缫丝。把蚕丝缫成生丝运沪出口,比把原料茧直接运沪缫丝出口费用要低。据估计,无锡每担厂丝的成本比上海的厂丝便宜30两。因此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无锡地区整个蚕丝业已发展到10多个行业:栽桑业、蚕种制造业、购茧干燥业(茧行)、生丝制造业(丝厂)、桑苗买卖业、蚕种买卖业、茧丝保管业、屑茧丝加工业、屑茧丝买卖业、蚕丝金融业等。⑦时人记述:
无锡缫丝业是雄冠江苏省的轻工业之一,差不多占苏、浙、皖边界产丝区所有缫丝厂的十分之五强,它的原料的采集占了上述地区全部生产量的十分之六强,原料采集机构———茧行,像神经似的伸展到苏、浙、皖边界的穷乡僻壤,为它服务的劳力单位,也差不多占无锡全盛时代十万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七。⑧
数约与三家缫丝厂相等”。①但时至清末,苏州的近代工业一直未有大的起色。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当地约有工厂16家,资本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而同一时期,苏州的旧式手工工场和作坊则有255家。②
此前的1897年,在无锡也有1家纱厂开办,“有10000枚纱锭和1100名工人”。③20世纪初年,随着附近农村蚕桑种植的兴盛和与上海联系的更趋紧密,无锡的缫丝工业起步,并逐步发展成为江南仅次于上海的缫丝工业重镇。无锡的缫丝工业发端于1904年,创办人是当地商人周舜卿。他原先供职于上海的一家外商洋行,稍积资力后自设行号,代销洋行商品,并在镇江、常州、苏州、无锡和汉口等地,先后设立分号。大约在1895年前后,他在家乡开设裕昌祥茧行,专为英商怡和洋行收购原茧。为减少损耗,他向上海华纶丝厂购买旧丝车96部,安装在裕昌祥茧行楼上,自缫自销。开工后恰逢丝价上涨,获利丰厚。后因茧行失火,丝车全被焚毁,但缫丝业的丰厚利润推动周舜卿又筹资5万两(又有说8万两),重购丝车98部,修造厂房,取名裕昌缫丝厂,开无锡缫丝工业的先河。
此后,渐有效仿者。1909年,商人顾敬斋在无锡黄埠墩开办源康丝厂,投资77000两(又有说45000两),置备丝车320部。1910年,当地商人孙鹤卿筹建乾生丝厂,置备丝车208部,于1911年投产。与孙鹤卿筹建丝厂的同一年,曾在上海公和永丝厂任账房的许稻荪,集资10万两,也在无锡开办振艺机器缫丝厂,购备坐缫丝车520部,是当时无锡规模最大的一家缫丝厂。④
在镇江、无锡等苏南新起的出口蚕丝产地,近代缫丝业也相继创办。1896年底,扬州严氏集资在镇江开办缫丝厂,从上海雇佣300名熟练女工,又在当地招募女工150余名,产品全部经上海外销。次年1月8日,《北华捷报》称:“此为镇江的一项新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苏州洋关史料》①陆允昌:
《苏州总商会同会录》,转引自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②苏州市档案馆藏:页。
《苏州洋关史料》,第78页。③陆允昌: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9、1640页。④汪敬虞主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6页。⑤汪敬虞: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⑥徐新吾等: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96页。⑦徐新吾等:
《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⑧高景岳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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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南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上海先进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扩散效应,并不仅见于缫丝业。常州厚生机器厂的工部领班蔡世生、翻砂部领班周梅卿、木模部邬姓领班,都来自上海求新
①
机器厂。1924年,曾在上海外商纱厂就职或实习的楼秋泉、余钟祥,去无锡申新三厂出任技术员,从事管理和技术改革,他们从设备运转到保养,从管理到技术,作了多方面的改革,收到良好成效;1925年,在原上海大中华纱厂技师汪孚礼的主持下,无锡申新三厂的企业管理制度又有新的改进。②
近代上海的崛起,对苏南地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吸附功能,将传统商业城市中的商业资本、转运贸易、货币积累直至商业城市的优势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使传统商业城市的工业难以振兴,它对苏州、镇江的影响就主要体现了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把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技和技术人才扩散到周边地区,推动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无锡和常州主要体现了上海在这方面的影响。无锡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纺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杨宗瀚家族的棉纺集团,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等资本集团的创始人以及其他著名企业的创办人,如振新纱厂的荣瑞馨、豫康纱厂的薛宝润、振艺丝厂的许稻荪、源康丝厂的祝大椿、惠元粉厂的贝润生等人,都先是在上海发迹,开阔了眼界,然后才回到无锡创办新式工业。
无锡的棉纺厂、面粉厂大部分为无锡籍上海资本家创办,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930年,由上海资本家在无锡创办的丝厂达17家。据1950年的调查:“(无锡工业)与上海工业有密切关系,如纺织业中申新三厂、庆丰、丽新等总公司都是在上海,这些中小型的工厂在上海也设有办事处,在无锡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生产。”常州最有影响的企业大成纱厂的前身大纶,其最大的股东是长期在沪经商的刘伯青,其他股东多为上海工商业主。1925年大纶改组,设总公司于上海,采用董事制,推顾吉生为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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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驻上海主持大计”。1929年刘国钧接盘大纶
改为大成,同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刘靖基常驻上海负责,“每周回来一次,交流常州、上海两地情况”。其他重要企业,如厚生机器厂的创办、发展,得益于上海求新机器厂的技术支持;戚墅堰震华电气机械制造厂的创办资本,则主要来自上海。③
近代苏、锡、常等城市的近代工业是以轻纺工业为主体,主要发展缫丝、面粉和棉纺工业,这三大行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支柱行业,而地处江南,丝织业曾经十分发达的南京除了少量的棉织业和面粉业外,棉纺业和机器缫丝业则没有发展起来,为城市服务的产业占较大比重。④
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在南京的现代企业中,
间投资的产业主要都是为城市本身服务的地方产业,特别是城市公用事业。如在1927年前新设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12家,资本总额225万元。这些新式工业主要是为城市本身服务的地方产业,包括水电、燃料、砖瓦、面粉、机器等,其中,仅水电工业就有4家,占1/3,资本总额111.4万元,占1/2。⑤
南京的新式工业为政府与城市居民1927年后,
服务的性质仍然没有改变。食品、砖瓦、建筑业发展最为迅速,城市公用工业如电厂、水厂仍然占有较大的资本额。以1934年为例,在全市的847家工厂中,面粉厂、碾米厂、砖瓦厂、营造厂、水厂、电厂共计493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62.8%,资本额占全市工厂总资本额的92.8%,营业额占全市营业额的80.5%。其中,仅水厂、电厂3家工厂的资本额就占全市工厂资本总额的37%。
其工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虽然截至1937年,南京的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但是各种资料显示,南京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总报告》统计,1930年南京在沿江及江南11个城市中工厂数居第6位。工人数居第9位,生产总值居第8位。南京工业企业规模小、水平低,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大厂,除了电厂、自来水厂等公用事业
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27页。《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①上海市机电一局等: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159页。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4页。—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③马俊亚:
主要源自侯风云:《南京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及其特点(1865—1937)》,《民国研究》总第④以下其中有关南京的数据和史实,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⑤隗瀛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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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家新式农垦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与此相联系,又筹资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主干的一批近代企业,构成了自成体系和颇具规模的大生集团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家乡近代化进程有大贡献的南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张謇立足南通,但不拘泥于南通,而是充分注意并利用同处长江三角洲、隔江相望的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的迅速崛起,对建设新南通所带来的诸有利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大生集团及南通的发展。
张謇的实业建设对南通与上海关系的处理,可以概括为“前店后工场”的基本架构。要言之,张謇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利用和发挥这些优势,用以催生和推动他在南通诸多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取得显著成效。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帐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1913年以前,大生沪所的主要业务是采办物料,购运原料。1913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连年盈余,大生沪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业务项目不断增加。当时上海银钱业纷纷向沪所提供信贷,送往来折给沪所的钱庄达105家。大生系统各企业凭借银钱业的信贷,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扩张,所属企业单位大小有数十家之多。沪所营业范围随之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南通绣织局的绣织品等销往美国纽约,复兴面厂的二号面粉运销日本。这些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都由沪所办理。
1899年开业的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自上海。据当地老人回忆,大生纱厂开车前夕,由于当时农村妇女还不知道进厂做工是怎么一回事,同时还有“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的谣言,“因此尽管当时农村劳动力相当过剩,但进厂的童工和女工并不多。纱厂开车时劳动力不足,不得不招了些男工和上海的熟手女工。不久谣言逐渐消除,本地童工和女工进厂的才逐渐多了起来。但一些机工和工头,大部分还是从上海招来的”。②张謇亦称:
我国之有纺织业也,缘欧人之设厂于上海
外,只有大同面粉厂一家。其余绝大多数是雇用少
量工人、使用小型动力设备的“工厂”,以及雇用工人、用人力操作改良工具的手工工场。如《中国经济志(南京市)》载,1933年全市23家“机器厂”,共有“柴油引擎8只,共马力47匹;电流马达13只,共马力28匹;车床39只,钻床18只,铣床2只,铁模具150只,熔铁炉4只,翻砂炉1只”。
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使南京工业产品品种少,数量有限,质量也差。以1934年为例,南京的主要工业品只有面粉、酒、布、绸缎、毛巾、蜡烛、肥皂、碱、铁、锡等。机械厂虽有20家之多,不过制造饭锅、火炉、面机、铁床(价值数元之铁床)之类。这些产品不仅品种少,产量也有限。据《中国经济志(南京市)》载,如按1933年南京人口计算,南京非农业人口人均只有布匹0.13尺,酒类0.9斤,肥皂1.2块。质量也较差,如生产的棉布,“货色粗劣,市面不甚畅销”。
与此同时,某些传统手工业的转型则遭遇挫折。如南京丝织业的转型就未能取得成功,从而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是丝织业主的素质问题。正当江南其他城镇的丝织业主大胆采用机器和动力进行生产,从旧式的手工业主转变为现代企业家时,南京的账房老板却仍然保守落后,不求进取,固守着传统落后的经营方式,南京的丝织业也就不可能大规模地更新生产设备与改进工艺,也不可能在产品上推陈出新,更不可能走向现代发展道路,他们本身也不可能从旧式商人变成近代资本家。这样,南京丝织业势必陷入困境。而这些传统工业转型的失败,亦对南京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截至1948年的统计,南京有888家工厂,但其中符合当时工厂法的(即使用动力、工人数在30名以上的工厂)仅36家,只占总数的4.5%。①
二、张謇在南通的实业建设
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自19世纪末决意致力于实业救国后,就对自己的实业建设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方面他并不因为南通当时相对的落后而气馁,而是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和投资开发苏北沿海沉寂已久的大片滩涂地,积极倡导和着力推动植棉业,包括在中国开风气之先,创办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1949中国城市》①张鸿雁等:
《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23、24页。②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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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欧人之始设厂,辄募我十数不识字之工人,供其指挥;久之此十数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挥之当然。由是我之继营纺织厂者,即募是十数工人者为耳目,而为之监视其工作者,都不习于机械之学,强半从是十数工人而窃其绪余。①大生纱厂开办后,无论是原材料的购买还是产成品的销售,一直都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大生一厂档案资料载:“本年全年用棉二十七万二千余石,陆续收花总数仍占用量百分之九十四,其中通购百分之五十六,沪购百分之十八,花纱交换百分之二十六,至全年纱布产量不但未受影响,且较上年增加。而销货数量,则仅占产量百分之九十四,纱销通居百分之四十九,沪居百分之五十一,布销通百分之十八,沪居百分之八
②
十二。”该厂全年实销棉纱上海占73%,南1948年,
③
通占27%;实销棉布上海占93%,南通占7%。大生企业所产棉布主要销往上海,原因之一是“大生棉布一向以16磅粗布为主,其销售由上海大生事务所开盘,经掮客运销天津、江西、福建等地,四川和烟台也有销路,但在通海一带销路却不畅,这是因为通海农民习惯穿着手织土布的缘故”。④
又有广生机器榨油股份有继大生纱厂创立后,
限公司等企业开办。它们的设立和经营同样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张謇印行的《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载:
通自有大生纱厂以来,四乡棉产旺,棉核出数因亦日增而流于外。土法榨制不良,油既混浊,饼亦粗杂。张謇念大生纱厂所轧棉核数亦匪细,与其以生货卖出,不如自制熟货,因倡议就通创榨油厂,专榨棉油以利用之。择地唐家闸大生厂之北,禀案纠股购机建屋,自光绪二十七年夏议办,二十九年春告成。集股、办事各章程另有单行印本。其制法参仿美国名厂,其资本初仅集股银五万两,嗣以机器系廉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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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上海华盛纱厂前代山西办而未用之件,式样
旧而榨床少,出货不多。二十九年秋,续招股银十万两,添建新厂,购置美国机器,周岁竣事。自此每日夜可榨棉核八百石,出货增多,销路日畅。油销于本地者仅十之二,余皆运销常州、江宁、上海等处,有时由沪上各洋商购销欧美。饼除通海两境尽销外,余数尽由沪上日商购运东洋各埠行销。⑤立足南通,依托上海,谋求企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加快南通的近代化进程,可以说是张謇实业建设的基本方略。其成效显著,1899年,大生纱厂纱锭数居全国民间资本纱厂纱锭总数的6.06%。至1913年,包括大生二厂在内,上述比例增至13.80%。直至1923年,与无锡相比,大生纺织系统在纱厂规模、资本额及全系统总资本方面,仍高于申、茂、福系统。⑥
三、以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浙东工矿业
与上海相比,浙江近代工业的起步稍晚。直到1885年前后,宁波才出现一家机器轧花厂,购置日本制造的40台铁制轧花机加工棉花。此后,又有严信厚等人集资白银5万两,于1887年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宁波海关资料载:“在工业方面,最重要的是1887年用中国资本建立了一家由外国机器进行生产的轧棉公司。公司名称是通久源,开始营运时资产为银50000两。那些机器包括蒸汽机和锅炉,及40台日本大阪产的轧棉机。”整个厂区沿甬江的北岸共有200英尺长,“工厂整年日夜不停地开工,雇佣了三四百人,还雇佣了日本工程师和机械师。1891年轧出净棉的销售量是30000担,籽棉由附近的棉产区收购并船运至厂内”。1896年,又有一家投资300000银两的纱厂开业,“系由宁波和上海的有钱的中国人所集股”;
⑦
1901年时,有工人750人,月产纱2500担。此前的
⑧
1889年,一些宁波商人曾集资在慈溪开办火柴厂。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1914年①张謇:
年版,第4卷,第130页。
《1947年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业务报告》,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二),北京:②
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二),第282页。③南通市档案馆、
《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16、117页。④本书编写组:
《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2003年重印本,第6、7页。⑤张謇印行:
《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系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⑥严学熙:
,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0页。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⑦陈梅龙等译编:
《浙江城市经济近代演变述论》,邹振环等主编:《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⑧陈国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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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鼎新纺织公司,至1920年已拥有纱锭20360枚,织布机320台,雇佣工人1800多人。创办于1905年的宁波和丰纱厂,至1917年其纱锭由原先的11700多枚增至23000多枚,资本额增至90万元,1919年获净利140余万元,1920年为150余万元。1911年创办的杭州光华火柴厂,数年间经营资本由5万元增至50万元,厂区面积扩大至70多亩,雇佣工人增至1200多人。1914年开办的杭州武林铁工厂,由最初主要制造机器零配件发展为制造提花机、柴油机、织绸机等整机,成为浙江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厂。
浙江工业企业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内陆伸展,湖州、德清、金华、东阳、义乌、衢州、丽水、遂昌等地发展较显著。浙江早期工业大多开设于大中城市,而此时县级城市的工业企业纷纷开办。1914年至1926年新设企业中,约30家棉织企业有近10家在县城,15家缫丝企业有6家在县城,20家五金机械企业有4家在县城,70多家电厂有33家在县城。1914年至1924年,新设的15家针织企业有7家在县城,新开办的火柴厂则都在县城。1920年至1926年新设的9家罐头食品厂,有6家在县城。与此同时,杭州、宁波等沿海口岸城市的工业特色渐趋形成,其中杭州的丝织工业发达,1912年至1926年先后开办的缫丝和织绸类企业有25家,宁波则以棉织等轻工业为主。④
1912年至1921年间,宁波城区新建近代工厂24家。到1921年,整个宁波地区已有近代工厂企业50多家,1932年增至158家,成为全省近代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作为支柱产业的纺织业,1916年通久源纱厂拥有纱锭1.7万多枚,织机226台,资本90多万元。食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建于1922年的鄞县乾大机器面粉厂是浙江创立最早的面粉企业,1931年建立的立丰面粉厂则是浙江当时规模最大的面粉制造企业。鄞县泰康、傅泰记两家碾米厂于1912年在全省首先采用机器碾米,其后宁波地区的碾米厂相继涌现,至1932年,鄞县、余姚、慈溪、奉化4县就有碾米厂115家,占全省碾米厂总数的25%。从1918年鄞县凤岙笋厂创办和1920年如生笋厂建立,到1928年宁波地区已有罐头厂20家,
杭州开埠后,英国怡和洋行于1897年5月在海关附近建立了1家丝织厂。同年,有1家华资棉纺厂设立,拥有纱锭15000枚,时至1911年,“棉纱平均年产量为2000000磅”。①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浙江全省先后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有20多家,分布于宁波、杭州、温州等口岸城市和嘉兴、绍兴、慈溪、萧山、嘉善、平湖、桐乡、海盐、余杭、富阳、瑞安等沿海中小城市。其中以棉纺织业和缫丝业居多,如宁波的通久源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萧山的通惠公纱厂和绍兴的开源永缫丝厂、杭州的世经缫丝厂、萧山的合义和缫丝厂等。
1901年清末新政启动,浙江工业发展的脚步加快。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十余年间,浙江各地新办的工业企业有90多家,分布于26个城市,并由原先局限于宁波、杭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扩大至金华、衢州、丽水、湖州、兰溪、义乌、诸暨、孝丰等一些内陆城市。在行业方面,涉及棉纺织、丝业和丝织、粮油食品加工、日用品、造纸、印刷、建材、照明等门类。②
杭州的近代工业,要到民国初年才有较明显的起色,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蒋梦麟在杭州目睹:“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③1914年至1926年,浙江全省创办的工业企业仅丝织、棉纺织、五金机械、电力行业就有200多家,远远超过此前全省各类工业企业的总数。1920年至1927年,全省新办的工厂有225家,其中工人在百人以上者有38家。工业门类也从原先以棉纺织和丝织业为主,扩大至针织、印染、造纸、碾米、食品加工、卷烟、制药、五金机械、电力、通讯器材、皮革、日用化工等行业。
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1912年创办的杭州纬成公司,最初有缫丝和织机110台,至1923年已增至848台,经营资本240万元。1915年创办的杭州天章绸厂,采用电力织机,至1920年已有雇佣工人1700多人。由杭州通益公纱厂重组扩建而
—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第218、238、252页。①陈梅龙等译编:
《浙江城市经济近代演变述论》,邹振环等主编:《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②陈国灿:
—蒋梦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西潮与新潮——③蒋梦麟:
《浙江城市经济近代演变述论》,邹振环等主编:《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④陈国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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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
年需鲜笋原料1000多万斤。1933年,宁波的纺织、织染、面粉、榨油、碾米、翻砂、造船、玻璃制造、电力、电灯、自来水、罐头、火柴、烟草等15个行业,共有工厂103家,投资总额261.97万元,雇用工人5527名。其中,绝大多数为轻工业,造船、翻砂等机器制造业不仅数量少,投资规模也都很小。①
浙江近代采矿业比较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也有一些矿产开采,但都是土法。浙北长兴煤炭的开采,始于明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被封禁。时至1913年7月5日,上海《申报》第一版刊载《浙江长兴煤矿股份公司招股广告》,称钟仰贻等人“在长兴县合溪乡西山界内,共集资本购买山田,禀准立案,试勘煤矿,业已见煤。煤层甚厚,煤质极佳,现拟实行开采”,先招股4万元。同年底,由刘长荫接办,他与刘万青共同筹建长兴煤矿公司。
最初仍用土法开采,1915年聘请德国矿师毕象贤对全矿进行策划设计,聘德国矿师库赊驻矿指导开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参战,德国公民被遣回国。于是又聘请法国人龚达明为矿师,指导开采。1918年改组为长兴煤矿有限公司,资本增加到220万元,在矿井内装设汽绞车吊卸采掘的煤炭,开始采用机器采煤。这是浙江商办机器采矿业的开始。公司推举朱葆三、刘长荫、朱志尧、刘万清、虞洽卿、刘汉宾、易楠桢、沈先立、黎秉经、胡英初、袁促符为董事,推刘长荫为总理,刘万清为协理。1922年,建成煤矿至码头的运煤小铁路。1924年上半年,日采煤炭已达六七百吨。②
浙江平阳矾矿闻名于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平阳生产的明矾,销路限于国内。大战爆发后,意、美、澳等国明矾来源断绝,国产明矾销路大畅,价格由原先每担2—3元涨至7—8元,平阳矾窑由原来的20余处增加到40多处,产品还远销国外。1921年,浙省出口明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2年增加32902担。金华、义乌、武义、永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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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氟石矿,1917年开始采掘,最初年产量500吨左
右,1921年以后产量迅速增加。当时浙江氟石矿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③
民在江南近代工矿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间资本的投入引人注目。浙江南浔著名的号称“四象八牛”的丝商12个家族,在经营生丝出口致富后,大多有向近代经济部门涉足的经历,投资工业和金融等业。其中“四象”之首的刘镛除了在上海、杭州等地置买房地产,还在南通投资通海垦牧公司。其子刘锦藻继而投资沪杭铁路,任董事兼协理,在杭州还投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设立大达轮埠,在南浔与人合资创办浔震电灯公司。“四象”之二的张颂贤经营过通运公司,并投资于浙江兴业银行和上海中国银行。“四象”之三的庞云增的儿子庞莱臣在上海投资中国银行,收买外商正广和汽水公司的大量股票,又开办龙章造纸厂,自任总理,在杭州投资于浙江兴业银行、沪杭铁路公司,在浙江德清县创办大纶缫丝厂,在苏州与人合资创办纱厂和印染厂。“四象”之四的顾福昌在上海买下美商外洋轮船货运码头———金利源码头,并建造堆栈,业务兴旺。
“八牛”中的邢赓星、周昌大、邱仙槎、陈煦元等及其后人也都曾向新式企业投资,其中如周昌大其子周庆云曾投资于苏杭铁路和浙江兴业银行,并在杭州开设天章丝织厂,投资于虎林丝织公司,又在湖州开办模范丝厂,在嘉兴设立秀纶和厚生丝织厂,在南浔投资于浔震电灯公司,还发起开采浙江长兴煤矿。甲午战后,江南这类由商人投资的近代企业屡见不鲜。可见,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除了进一步促进城乡各地间商品流通,亦有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积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且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它们经销民族工业产品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
《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6、7页。①傅璇琮主编: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州工业》,《湖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金普森等主编:《浙江通史》,杭州:浙江人民出②朱健安等:
版社,2005年版,第11卷,第106页。
《浙江通史》,第11卷,第106页。③金普森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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