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超越

　　毫无疑问，小说应该给读者带来新的故事。但是，对一个寻根究底的小说文体的探究者来说，作品叙事形态，亦即作者怎样去讲述故事，似乎更为关键。从讲述层面上看，《卖汗人》《断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卖汗一个卖手臂的故事。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菜市场一般，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虚无的角角落落，到处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卖的社会里，这样的故事即使说不上多么老套，也并不是特别新奇。然而，当《卖汗人》以情节推进小说叙事的时候，当情节把一个“卖汗人”艰难的“卖汗”过程置于我们面前的时候，当小说的节奏随着半山卖汗的经历，一次次跌宕起伏的时候，连环套般环生的悬念和冲突，演绎出生活一波三折的丰富性、沉重感和破碎不可挽回的结局。当卖汗人的形象和残酷的真相一起矗立在眼前，却让我不得不直面并咀嚼，那已经诉诸具体形式的呼呼作响的疼痛。《断臂》貌似一个金钱与情感孰取孰舍的故事，实则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了道德与伦理善良与邪恶的是非之辩，径直萃取了阿昌和秀花两位主人公精神中打动人的部分，并在对这部分不厌其烦的展示中，既开掘了人性的复杂，又匠心独运地为存在的困惑赢得些许温情。 　　百年前，工业文明曾把西方推到这样一个课题面前：人向物质世界攫取、获得物欲满足时，如何防止人性的异化。虽然工业文明和商品化大潮姗姗迟临中国，迟到的大潮立即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涌进城市、乡村，涌进大地和人心的家园。市场经济给乡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物质生活迅速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摆到长期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面前，席卷乡村在劫难逃地进入金钱和物欲并肩横行的时代。于是，这些曾以最自然最踏实最惬意最舒服最主人公的姿势，世世代代把汗水流进自己土地的人们，怀揣希望和目标，来到别人的工厂、工地“卖汗”。这些只有汗水没有现代竞技能力的卖汗人，在卖掉了主人公的身份卖掉了自由和惬意，卖出了汗水和血水的同时，也卖掉了希望和目标。命中注定，卖汗最终也变得举步维艰。为了卖出自己的汗水，半星忍受心里仇恨的煎熬，甚至甘愿用老婆的肉体换来卖汗的机会。阿昌则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卖”去手臂。这些冷峻的叙事中透出的疼痛，几乎颠覆了人们心中最后的一丝温情。面对命运的薄情寡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开始出卖尊严、人格等等魂魄的灵性，出卖肢体、器官这些赋予肉身以人形的东西。由此导致人格扭曲和人的异化，常常让局内人张惶失措甚至沦为异化的帮凶。我们来不及感叹半星和阿昌他们，含满一腔血泪狡黠的异化过程，也来不及思考和怜悯这异化的表象背后寄寓的所谓劣根性，马上会被比劣根性更残酷的，赖以活命的现实所震动。并随同曾经自安现状深怀期待和信心的半山一起，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锋芒逼人的气焰和嚣张。当基本的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标准被颠覆后，所谓人格和尊严、做人基本权利和要求，以及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只能是梦中幻影天方夜谭。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是一切艺术的基本品质，也是文学创作必须持有的基本态度。不唯此，就不能取得对时代所应有的焦灼与困苦的根本观照。从这个意义而言，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而悲凉的艺术情境具有悲剧美的色彩。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政治、金钱对人性与生命的摧残、扼杀和伤害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精神家园的持守已经无比艰难。当然，如果能够不为环境和生存所左右，人完全可能在欲望的大潮面前中流抵柱，保持自身的灵性、想象、爱恋、激情和自由，树立自己健全的人格思想和行为标准。然而，人类在找回人生珍贵的内涵时，注定要与坎坷的旅途相伴，因生命的反映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束于物质的箝制，注定要陷于尴尬的境地。对于半山他必需卖出汗水，又无法逢迎马大镇长无法逢迎这个世界。对于小说之外的我们，可能会与另一种境地相遇。这样的相遇没有一点诗意，甚至有些悲凉。在这个前提下，樊专砚依然没有放弃其现实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没有把横流的欲望看作摸着石头走向坡岸的必然，也不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作敲响警世之钟的棒槌。因为前者冷静中的认同，将会放纵恶欲对精神家园的践踏，使作品沦丧为粗鄙的同谋者和支持者；后者尽管深沉老到，其实质却是把写作降低为对既成现实的简单复制和全面妥协。无论现实如何糟糕，无论我们的精神家园已被践踏得如何花落叶败，真正意义上关注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总能找到一个观照世界和人生的角度，作为自身审度和把握现实的方式，作为帮助和救赎迷途的手段。 　　与中、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的舞台最小，文本所受限制最多。这个小说家族的“轻骑兵”，经过漫长的文学演进，已经修炼得像一匹识途的老马。要想在这个艺术领域有所成就，得在方寸之地置布万千气象。水壶是半山汗水的源泉之一，手臂是阿昌能够卖汗的工具，有了源泉和工具他们才有汗可卖，才能理直气壮地卖汗，二者的失去带有明显的隐喻。那堆“犹如宝石”的半山的汗水石中的一颗，饱含人间的忿恨向恶人一击，致马大镇长于死地，把半山送到人世边缘，竟鬼使神差地使半星犯罪行为暴露；而阿昌那笔用手臂换来的巨款随风散去，更是充满了象征意味。就是这样，在这指尖之地，樊专砚以不一而足的小说方式作为载体，让文学气象在作品中粉墨登场，布下了他的袖里乾坤。正是有了这些载体，才使小说回荡了一种把直觉塑造成艺术指涉的情状。半山和秀花面对金钱和人格毫不犹豫的取舍态度，面对物化的世界不甘示弱不甘奴化的抗拒和否定，以及阿昌报答情感的态度和方式，都是作者在用祈祷和诗意的方式，找回被物化的文明所吞噬的爱恋和激情，对文明的沙化进行痛苦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和拒绝显得那么低萎并有些不自量力，但是一个极具升华品质的载体也由此而生。既让我理解了金钱社会对人性温情的褫夺，永远不能为所欲为。也使庸常客观中的生活和生命，带着温情的力量飞翔起来，复活为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这肯定就是倾注了现实主义热情的创作态度，其中蕴含的理想主义成分，是艺术的超验还是现实的偏离，这种争辨难分伯仲。但毋庸置疑，表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反映了作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看似生机勃勃实则欲望猖狂的生存现状的形而上的思考。既显示了精神和意志对苦难超越的悲壮，又赋予了形象以独立人格意识和追求。或者这还是新一代农民心理发展的方向，是他们人格意识中应有的内蕴。创作也由此获得对社会对人生超越性的关怀。 　　当我知道这两篇作品是作者的处女作时，心里不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惊讶。小说的技巧、手法和叙述风格都显得相当成熟，而那种对建设健康向上的精神的关注，对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表现出真挚的向往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既缓释了现实无情的冷峻，也对读者实施了一次温情的承诺和抚慰。借助具体人物的处理，笔锋也指向了阻碍、戕害这种精神的龌龊和疽痈，在揭示与鞭挞这些丑恶时，表露了作者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拜金主义的厌恶和唾弃，对人类异化深深的忧患，倾诉了作者胸怀中的慷慨不平之气。但是，由于创作主体的爱憎情感介入太深，作品中大部分人物好恶显得一目了然，影响了对主体人物人性深层的发掘。半山、秀花与其他人之间善恶对位过于明确，超拔的意图有些外显。赵大镇长、半山、半星的结局戏剧化显得突兀，人物命运变化的唐突，影响了叙事中必要的逻辑力量。 　　祝愿樊专砚在这常写常新活力不息的现实主义土地上，写出更深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