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品格

作者：张式谷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97年08期

　　提要 本文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究竟是科学还是空想这一由来已久的争辩，从三个层面上展开论析，旨在说明科学理论要求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首先，马克思从宏观上解决了近代人类历史大趋势中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其次，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学说的绝对要求，他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他对社会未来发展问题的态度，从来是十分谨慎、严肃的。再次，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探索具有预测性、典型性、抽象性的特征，它既不是虚幻的空想，也不是现成的教条。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未来社会 马克思的设想 科学品格

　　“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1]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究竟是神奇的预言还是科学的预言，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一论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1883年3月15日，即马克思逝世次日，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就曾诅咒说：“红色博士杜撰的共产主义社会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了。……愿他幻想的学说本身会随着马克思之死而死亡。”但是，历史已雄辩地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的预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然而，现在仍有人声言：“马克思没有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前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雅可夫列夫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回答。

　　一、马克思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首先在于从宏观上解决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从一种空想学说发端，至今已有480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出现过多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飞跃，而第一次飞跃便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指引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胜利前进的光辉旗帜。可是，指责马克思为空想论者的那些人不是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从对一些个别论点的议论出发，得出一个全称否定判断。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论证方法，至少违背了科学的原则。当然，这种方法论的错误并不是偶然的，乃其立场、世界观使然。

　　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而不是空想，之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任务，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不可更改的永恒真理，也不是说所有的论断都是绝对符合实际的，只是说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宏观上解决了近代人类历史大趋势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第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性、人道、正义等观念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非人性和社会不公平的唯心史观，科学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第二，运用阶级斗争是阶级对抗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学说，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从所谓天才头脑中构想社会改革蓝图以及和平地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提出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寻找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途径，说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

　　第三，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潜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恩赐上的英雄史观，说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才能实现。

　　第四，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只是痛恨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不能真正认识构成这种罪恶的经济根源的局限，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

　　第五，与空想社会主义热衷于描绘一个完善的未来社会和美妙的理想世界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规定，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考察现存社会的奥秘和命运，考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及其相互斗争的规律，考察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2]，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3]。

　　正是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科学基础。

　　二、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许诺伟大的未来，他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有些同志虽然并没有从总体上怀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质，但是，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他们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和设想中不仅存在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而且“没有最终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人甚至断言，马克思恩格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主义的“空想模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因为囿于这种模式，才步履艰难，屡遭挫折。因此我们不得不就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及其理论特征，进行一番再探讨。

　　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属于“未来学”的范畴，即在探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规律中，对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某种预测。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他们在有50卷本3200万字之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始终涉笔不多，特别是中后期公开发表的著作更是慎之又慎、惜墨如金（至于有些私人通信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则另当别论）。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例如，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打算把“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以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交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马克思就此在一封信中尖锐指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4]同年，俄国革命青年维·查苏利奇致函马克思，请教“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如何”。马克思的复信四易其稿，初稿、二稿、三稿多达1.5万多字，而正式回涵不过500字左右。尽管前三稿中在理论上不乏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新观点，如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他却无意公诸于世，更不想强加于人。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问题同样是十分谨慎的。如1893年，他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这一问题时，甚至极而言之：“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5]，这段话虽然是该报记者转述的，但基本精神不会错。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在一篇评论中特意说明：“这本书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6]后来，他还对威·李卜克内西试图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以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列宁也多次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不愿充当预言家的科学品格。他说过，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譬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了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又说：“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7]笔者所以要较多地引用经典作家的原话，是想用事实证明，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不仅“是科学上的革命家”，而且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8]，他们不想为后人设计现成的方案，不想“许诺伟大的未来”，把他们同“空想主义”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和曲解。倒是那些妄称马克思在编织什么“致命的幻想”的人，总在扮演推断和设计未来的预言家角色。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遗产中不包含对于未来新社会的科学预测，也不意味着这些预测不值得珍视和认真发掘。只是想说明：一方面，它还不是系统的、充分展开的论断；另一方面，它又是纯粹的一般性的理论设定，是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根据作出的推论，目的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而不是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9]因此，在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方面的思想遗产时，我们应该采取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一再申明的态度，进行严肃审慎的研究与说明，坚决摒弃任何的轻率和虚夸。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先哲前贤，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那几段话。因为用这样明确的语言较为集中地谈论未来新社会，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加之后人对这些论述又十分重视，常常争论不休，而有些论者指责马克思陷于空想或“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也往往是以这篇著作作为主要根据。《哥达纲领批判》原本是马克思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恩格斯语）的一封党内通信，目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对这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的严正立场，以及当这个纲领通过时他同恩格斯将发表声明表示与此毫不相干，而不致被党内朋友误解。马克思无意把这封信公诸于世。

　　由于哥达纲领塞进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的权利”、“自由国家”等拉萨尔的“空洞的废话”，在其勾画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中宣扬了一系列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才在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有人认为“高级阶段”应该翻译为“一个更高的阶段”）时，阐明了两者在消费品分配制度方面的区别。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专门研究和全面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及其本质特征的。因为按照马克思向来的观点，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他批评哥达纲领“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10]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些论述，视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说”的完整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证明马克思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意。

　　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具有预测性、典型性、抽象性的特征，它既不是虚幻的空想，也不是现成的教条

　　对未来社会的问题采取严谨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未来社会是不能发现的，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是不能预测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同样有客观规律可循。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应不应该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而在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还在马克思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之初，他就一方面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抱着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坚信的“新思潮”同空想主义的分野归结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1]显然，“批判旧世界”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基本任务。但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考察，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也离不开“发现新世界”，离不开对未来社会的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就都会成为“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2]

　　现在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为“发现新世界”所作的努力是不是徒劳的？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不是虚幻的，是不是像人所说的“没有最终摆脱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最终变成科学真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涉及怎样理解他们在这一领域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人们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思格斯从未明确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他多次谈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实现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计划调节管理和消费品按劳分配的社会，是阶级和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亡的社会。显然，这是一种完备的、纯粹的、典型的社会主义，迄今为止还是一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要确切地理解这种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所具有的特性，即预测性、典型性和抽象性。按照这样的理论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同当代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差异。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是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差异。列宁曾经说过：“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13]“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14]历史提到马克思面前的任务，是要从“科学上解决”而不是在实际上解决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时，决不可忘记这一点。

　　分别来说，这个理论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马克思的设想是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依据的。这个依据不仅是指当时的现实原型（英国）所达到的水平，而且把它的潜能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也包括在内。就是说，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基本特征的推测，“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15]，才能实现。

　　第二，马克思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为前提的。就是说，他在构思新社会时，假定主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支柱已经崩溃，世界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也就无须把国际环境考虑在内。

　　第三，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描述，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对未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和预测。正因为这种推论和预测尚未经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也就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人类科学史一再证明，任何科学理论，当它最初提出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假说形态，因此都还需要经过科学检验和科学证明；当理论上的假设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使命，不是为各个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设计什么新社会的蓝图与模式，就连“模式”一词，他们当时也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模式＝死板的公式”）。他们的任务只是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律，而“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16]。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新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道路，本来就应该由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来完成。

　　第五，理论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是经过抽象的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马克思在推论未来社会时，不仅借助于一般的抽象，而且进行了最高层次的抽象。这种抽象，要求从纷繁复杂的客体中，舍弃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来说是各种具体的现象，从中发现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这种抽象，还要求作为参照系的原型必须是充分发展的现实，从这种特定的个别中发现一般。只有经过科学抽象，才能成为普遍的科学原理。

　　弄清这些特征，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预测性、典型性和抽象性的特点，抓住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这些特点，决定了不能把它直接运用于具体的现实生活，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加以具体化和再创造。也就是说，要考虑到各种具体条件和中间环节，探索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这些条件、环节和途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是很不相同的。认为可以不顾特殊的时间和空间照抄照搬这些抽象原则，那就大错特错了。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经济结构的发育程度为着眼点，来考察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社会发展前景的。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始（以1877年11月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开端），他们鉴于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沉寂，把视线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进而提出类似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新思路。认为这些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在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还指出，谁若是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7]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设想，不仅认为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会有所不同，而且开始觉察到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这是他们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尽管还是初步的、不成熟的）。可是，人们在谈论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时，对此却注意不够。这一事实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关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历史走向的认识，有关东方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又一次表明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视为凝固僵化的教义，而是终其一生，不断求索，不断进取，不断创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综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1)这个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或者说它提供的是“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至于后来的人们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这些理论，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对这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表示愤慨。因此，把教条主义的罪名强加于马克思，是很不公允的。

　　(2)这个理论不是虚幻的空想。它是从已知的事实和过程的缜密研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本质和远大目标的深刻揭示；然而却不是对于未来的具体设计，也不是对于真理认识的终结。它同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差异，正如任何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把理想等同于现实，那就既降低了我们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的水准，又否定了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必须做出的前赴后继的现实努力。

　　(3)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9]因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包括与现实不符合的成分，但不能把这些归结为“空想主义”，更不能作出“马克思没有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的错误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20]这种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它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把这种局限性归之于“空想”，从而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在理论上是浅薄荒唐的，在政治上则十分有害。至于对那些敌视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要求他们认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品格，只能说是“夏虫不可语冰”。

　　注释：

　　[1][7][13][14][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41页；第31卷，第81页；第36卷，第185页；第42卷，第44页；第35卷，第239页。

　　[2][4][5][6][9][11][12][17][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416页；第35卷，第154页；第22卷，第628—629页；第16卷，第243页；第36卷，第419—420页；第1卷，第416页；第46卷（上），第106页；第19卷，第130页；第39卷，第406页。

　　[3][10][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第306、第273页。

　　[8]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逝世之际》。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作者介绍：张式谷，1993年生，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