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望不到尽头

　　当木头成为小偷的时候，三哥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可以容忍自己的儿子不爱学习，夜不归宿，但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是个小偷。那一刻，三哥的世界完全黑了下来，他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了。那种锥心蚀骨的痛，让这个45岁的中年投递员，一步迈进老年。

　　几天工夫，他消瘦了许多，他甚至已经无话可说。他为儿子的偷窃行为感到羞耻，即便是面对自己的亲弟弟，他也为之羞耻，仿佛那是自己的过错。但他的自责其实毫无意义，偷，一旦成为事实，便是一个无法抹杀的污点，一种恶。木头，我的亲侄儿，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小偷这个低俗的恶名，将成为他醒目的标签，让他在这个原本就不属于他的城市里，像一株被丢弃的水草，独自漂泊。

　　三哥来合肥，99%是因为木头，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1%，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憨厚老实的乡下男人，原本应该踏上另外一条人生路，但无常的命运和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那一年，三哥要去当兵，政审关和体检关都过了，就在三哥意气风发、准备投笔从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就变了卦，母亲说，我不准你走，你要是走了，谁来给我送老？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一下子就把三哥火热的军营梦浇灭了。三哥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最后，他居然真的没有走。这个决定已经够令我们吃惊的了，更令我们吃惊的决定，其实还在后头。为了让母亲彻底放心，为了能陪着母亲一直到老，三哥主动提出结婚生子，以尽一个人子的最大的孝道。在二十年前的乡下，一个男人一旦结了婚，基本上就是铁板一块，再无挪动的可能。三哥的生活从此清汤寡水地流了下来，像那些乡下的男人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经营着同样贫瘠的生活。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三嫂――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蛮不讲理的乡下女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的母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她拒绝支付母亲的医疗费，她用天下最粗鄙最恶毒的词语当面诅咒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她仿佛是有理由诅咒的，如果不是当年母亲的阻挠，她的丈夫一定已经走出了小村牌楼。只是她没有想过，假如三哥走出了牌楼，他们这段不幸福的婚姻也就不会有。母亲在改变了三哥命运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三嫂的命运。三嫂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目光的长度，短到无法丈量，短到让人痛心。她只知道诅咒――诅咒母亲，诅咒三哥，诅咒自己的儿子木头，她还诅咒“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尽头……她觉得她是我们家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她从来没有诅咒过自己。

　　三哥的牺牲和孝顺成为母亲晚年最大的痛，这种痛，甚至比肉体上的疾病更令她难受。每次说到三哥，尿毒症的母亲都会面容哀戚，每次只要三哥偷偷地送点钱来，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透露给我们。母亲毫无掩饰自己对三哥的愧疚和心痛，她说，你三哥是个老实人，他吃我的亏吃得太狠……她说，你三哥要是不翻身，我死都不能闭眼睛……这些话，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对三哥说起过，我也不知道三哥领不领母亲的这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把所有的爱心都给了木头，她对木头的爱，已经到了我无法形容的程度。正是在母亲的坚持和怂恿下，三岁那年，木头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从幼儿园开始发蒙入学。

　　三哥就这样到了合肥，当过一段时间的饭店厨师，也开过一段时间的大排档和玩具店，最后都不了了之。现在，他是两家报社的投递员。一份是早报，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出门，八点钟之前完成所有的投递，风雨无阻，两次不按时完成投递，就有下岗的危险；一份是晚报，投递工作从下午一点半开始，大约要投递到下午五点，风雨无阻，一次不按时完成投递或者投递错误，就有下岗的危险。这是迄今为止，三哥干得最长的两份工作，他卖力而精心地投递，平均每个月可以挣到两千元。在那两支投递员队伍里，三哥是年纪最大的男人，他已经45岁了，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能再做投递员。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省会城市，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的三哥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去做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去做的苦活、脏活和累活。在城市生活的洪流里，三哥只能寄身社会的最底层，以最辛勤的劳动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盛夏的中午，阳光似火，天地间像个大蒸笼，三哥要从一楼爬到六楼。隆冬的清晨，寒风刺骨，呵气成冰，三哥要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四处奔波……这些年在合肥，三哥吃的那种苦，和先秦的徭役差不多。然而，我根本就帮不了他，甚至无法帮他换一份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在这个原本就不属于三哥的城市里，挣钱可能不是问题，但钱，却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一切，只能靠他自己。

　　他们租居在南郊的一个城中村，三哥、三嫂、木头，一张床，三个人。木头已经11岁了，还和三哥三嫂睡一张床，他也只能这么睡，逼仄的出租房里，逼仄得已经放不下一张茶几或板凳。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三个人的夜晚，一对在欲望里挣扎的父母，如何避免自己的孩子发现他们的肉体狂欢。我同样无法想象一个11岁的孩子，当他从睡梦中突然醒来，他的惊恐与颤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我相信夜晚已经成了木头最大的噩梦，我甚至认为，这是木头夜不归宿的直接原因――11岁，其实已经懂得男女之事，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普遍早熟，人小鬼大，对大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兴趣。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11岁，小学五年级，我们几个小伙伴跟在孬子后面，想方设法地骗他脱掉自己的裤子。那个壮硕的孬子，一脱掉裤子就揉搓自己的下身，嘴里喊着一二三四……许多年之后，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散文《消失》，文章发表之后，山西的一位中学老师对这个场景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这个场景，他断定来自“拙劣的杜撰”，且“不怀好意”。这位城里长大的老师肯定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孬子，他可能也不知道，虚构不是小说的专利，但散文的虚构有最起码的底线。正如我现在写到的三哥三嫂和木头，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虽然不会美化他们的心灵，但也绝不会恶意杜撰。

　　在城中村里长大的那几个“野孩子”，我都看见过，有几个，还是木头的同班同学。他们和木头一样缺少父母的管教，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洋溢着遏制不住的乖张和戾气。盛夏的正午，毒太阳下面，时常可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在大马路中间来回奔跑。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热爱奔跑，在大马路上奔跑，奔跑仿佛是一件必需品，他们的生活一天也不能少。当疲惫的三哥忽然结束一天的投递，发现木头和这帮“野孩子”打成一片的时候，一切都迟了，这个玩性十足的孩子，已经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服管教的道路上肆意奔逃。木头，这个受难的孩子，很快就开始了不辞而别、夜不归宿的流浪生活，三哥三嫂满世界疯狂地寻找，结果一无所获。他能去哪里呢？他才11岁啊，那些漫长的城市的夜，没人知道他究竟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三哥的苦难史从此拉开了黑色的序幕，深重的黑色，一眼望不到尽头。木头，这个受难的孩子，他对自己的夜不归宿闭口不谈，他的沉默黑夜一样，一眼望不到尽头。怒火攻心的三哥终于操起家里唯一的板凳，三嫂刚准备阻拦，就听见骨头折断的声音。木头11岁的骨头不堪一击，三嫂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骨折的声音。瘫倒在地的木头居然没有哭（我没有亲见，因此我一直难以相信）！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父亲，眼里燃烧着两小株仇恨的火苗。

　　这是三哥唯一一次对木头动手。那两小株燃烧的愤怒的火苗，让三哥感到彻骨的寒冷，让三哥的夜晚有了一连串的噩梦。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动木头一根毫毛！三哥说，我不敢再对这小子动手。我想笑，然而我笑不出来，面对一个提前老去的父亲，面对一个父亲的无奈与无助，我感到一阵阵心酸。

　　康复的木头，只是好了骨头，他开始了变本加厉地叛逃。他加大了夜不归宿的频率，他还加深了沉默的长度。最后，他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小偷！你们不是不给我钱吗？我自己去偷！当三哥决定对木头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木头开始了公开地反叛。他简直是在挑衅了，不幸的是，这个鬼迷心窍的孩子，他竟然在同伴的挑唆和调教下，屡屡得手！他从家里偷到了家外，从低档的小卖部偷到了人流如织的大超市……这个11岁的鬼迷心窍的孩子，终于在离经叛道的征途上，完成了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完成得如此惊心动魄，如此令我们心惊肉跳。这个11岁的孩子，他肯定不是恶的，但他归于恶。他小小的恶，像一场灾难，让我们全家人无比难过。

　　三哥被木头彻底击垮了。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了一个小偷，他甚至连死的心都有！这个我无比熟悉的乡下汉子，我的亲人，他的世界开始下雪，他在一阵一阵袭来的寒意里语无伦次，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假如我们在牌楼呢？要是在牌楼，木头或许不会偷？没人能够回答三哥的问题，生活是没有“假如”的，能够“假如”的，只是我笔下的这些文字。事实上，我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木头，他的叛逆，他的偷。我只能木然地看着三嫂，她披头散发，声嘶力竭，像一头身受重伤的母兽。

　　她深长的伤口，我无药可救。那个唯一可以帮她疗伤的人，早已和她形同陌路。

　　而我的三哥――无计可施的父亲，他在无以复加的绝望里沉陷，他唯一能想到的解脱，就是死。然而死亡，从来就只是灾难，而不是真正的解脱。

　　孩子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作为父母，我们其实别无选择。许多日子过去，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越发意识到为人父母的神圣职责。一个人的命运，确实是可以被人修改的，很容易修改，而这种修改，时常难以察觉。那次骨折之后，木头在我家里住了一天两夜，我很想和他聊聊天，我努力过了，但没有实现。一天两夜，他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嗯”过一声之后，很快又归于沉默。他小小的心脏里似乎埋着一个秘密，正是这个秘密，让他离一个11岁孩子的正常生活越来越远。

　　他怕黑，不敢一个人睡，电视看到深夜，声音响彻。直到看得累了，才倒在沙发上昏沉沉地睡去。电视上的雪花点兀自呼啸，可能也只有如此，他才敢一个人安然入眠。我问他，你平时都这么看电视的吗？他“嗯”了一声。在什么地方看？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才艰难地挤出两个字：“外面”。我默然。我不想知道“外面”究竟是哪里，就算我想知道，他说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我把一碗汤盛到他跟前，他很响地喝着，片刻就见了底。我又给他盛了一碗，他又喝了个精光。可怜的孩子，这是在小叔的家里啊，他心里明明还想，却不肯主动说出来！这个11岁的孩子，他的心，已经成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潭。

　　我不能想象。事实上，我也无法想象。在我36年的人生经验里，小偷应该是走投无路的同义词，他还应该是被动的，卑微的，可这个11岁的孩子，却大张旗鼓引以为荣地投身这一行列，他呼朋引伴，乐此不疲……在他那段水深火热的短暂人生里，一定还隐藏着一些我无法了解的东西。还有那群混迹于城中村的 “野孩子”，他们早已被勒令退学，他们也正好乐得如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除了结伴群殴，玩和偷，以及一大把无法消磨的时光，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这群不安定的社会因子，潜伏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的危险不为人知，与日俱增，却被社会久久忽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确切的家庭住址，他们是漂泊着的一群，在这个城市，他们没有档案，当然也没有名字。

　　因为担心木头，我不止一次劝三哥换个住处，至少要给木头一张自己的床――一个在城里漂泊的人，如果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将更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他还只是个孩子。搬到哪里去呢？三哥不知道搬到哪里，三哥更没有搬家的勇气。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5年，如果现在突然让我搬家，我同样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安身地――在漫长得已经没有乡愁的生活里，我其实比木头更容易迷失自己――我和木头的差异，就是我的物质生活相对体面一些（还不至于沦为一个小偷），我还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命运（我为此进行着不懈的战斗），如此而已。

　　我时常担心着木头，就像担心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