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文化特性的分析模式

学者介绍：秦德君，男，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处长。中国政研会特约研究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阅读提示：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作为人类各异的性格特征及其公共行动记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制约力量。近现代史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有代表性的深度分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公民文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观察坐标和理论参照。

一、梁启超的分析模式

梁任公先生在对中国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中,贯穿一体的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性”,二是“民德”。所谓“国性”,梁启超用来指一个民族赖以自立于天地之间的本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虽极相近而终不能以相易也……缘性之殊,乃各自为国以立于大地。”也就是说,所谓“国性”,系指一个民族在历时漫长的共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起来的精神传统(“无形之信条”)。它是隐匿于学说与制度背后并支撑着这些物象的民族精神。o

所谓“民德”,梁启超指民族成员之个人人格,或日“国民品性”。“民德”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一国之所以能立于大地而日进无疆者,非恃其国民之智识也,而恃其品性。”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基于这两方面,梁启超从“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网”等四个方面,分析和揭示中国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这些方面“皆人道必不可缺之德,国家之元气,而国民品格之所以成具者也”。梁启超注重从如何改进国民性上展开分析,注重从“国性”与“民德”这种文化性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民品性,强调“国性可助长而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这是很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

二、辜鸿铭的分析模式

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提供了一种“赞赏性分析”模式。辜鸿铭指出中华民族总体上具有“沈潜”、“远见”、“淳朴”三大特征。“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1正是中国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国式的人”(Chinese type of humanity)。

其一,在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可以用一个词把典型的中国人的特性归纳出来,这就是“温良”(gentle)。o其二,这种“温良”的特性,是与同情和智能(intelligence)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

辜鸿铭指出:当人们试图解释中国人的精神这一问题时,应该记住,它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任何一种“主义”,而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一种心境。“这种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the serene and blessed mood)……便是中国人的精神”。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应该研究它并试图去理解它、热爱它,而不应该忽视它、蔑视它,并试图毁灭它。

辜鸿铭注重从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与中国文明价值的结合点上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应、相鉴中进行分析。他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在于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这才是“文明的灵魂”。

三、孙本文的分析模式

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着力阐释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国民文化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解析。孙本文参酌各学家意见,综观古代圣哲之训示,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六种特性”,这就是“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求实际,尚情谊,崇德化”。

孙本文将中华民族的特性与他国民族特性进行比较。我民族“在深沉审慎,忍耐负责,服从秩序方面”不如德国;“在重经验,富毅力,冒险进取方面”不如英国;“在富计谋,善应用,天才活泼方面”不如法国;“在尚法治求实用方面”不如美国;“在识见深远,规划周详而务求实现方面”不如苏俄。至于民族意识,爱国精神,以及独立自尊的品格,科学研究的精神等,则为德、英、法、美、俄五国所同,而是我中华民族所最感欠缺的。

这可能是在民族特性上最详尽、最明确的比较研究并具体提出学欧美所长、补自己之短内容的学术主张了。孙本文从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国民文化的特性。他分析的每一方面旁征博引,鞭辟人里;与其说是“以过去的历史事实证之”o,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精神分析。

四、林语堂的分析模式

林语堂另辟蹊径,对“中国人的性格”作出了富有影响力的分析。林语堂指出,各国

民族性,皆可在其赖以生长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释。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性格特质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老成温厚”。二是“遇事忍耐”。中国人容忍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三是“消极避世”。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四是“超脱老猾”。这是“中国民族品性之总括的特征”。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五是“和平主义”。它多半也是出于票性和对人生的理解。六是“知足常乐”。它可见于欢快饶舌的北京黄包车夫身上,也可见于那些汗流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枯岭山顶的苦力身上。七是“幽默滑稽”。表现在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上。八是“因循守旧”。它“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

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性格的分析,注重整体性和传统的历史性,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民族文化品性上的诸多特点。尽管人们对林语堂存在着误读,认为林语堂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但事实上,林语堂的分析模式是有巨大认识价值的。

五、梁漱溟的分析模式

梁漱溟在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框架中,“综合各方之所见,得其比较公认的特点”,“约得其要”,描述中国“民族品性”为十个方面的特点;并揭示这些特殊之点“大多是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1

这十个方面是“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模糊”、“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这是“中国民族品性之总括的特征”)。梁漱溟所论述的这些民族品性,大体为各学家所公认,人们亦从不同的角度所论及。

梁先生认为,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对于外来文化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o梁漱溟更重视民族文化对民族品性的决定作用。

梁先生认为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一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一是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不能控制自然,转而有时受制于自然。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城邦生活时也谈到过集团生活问题。梁漱溟认为:“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这四点,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而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对国家及公共团体缺乏责任感等,这些正是现代国家公民品格所必不可少的。

六、史密斯的分析模式

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中国通”。他在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被派遣到天津,光绪六年(1880)后,在山东省西北与河北交界的农村从事传教。他对中国国民文化有深人的观察和体验,善于从社会结构和深层来观察国民文化。

史密斯从诸多方面揭示中国国民品性。一是“节俭”与“勤奋”。二是“时间观念淡薄”。中国人应当被归人“诺亚洪水以前的人类群体”,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三是“不讲求精确严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社会生活的模糊性”。四是“装糊涂的才能”。“这是他们的天才之处”。五是“柔韧而固执”。犹如竹子,“屈折十分容易,但要折断它们却是十分困难的”。六是“智慧的浑沌”。七是“神经麻痹”。“这是中国民族最显著的征象之一”。八是“缺乏公共精神”。人们“不但对公共财产漠不关心”。九是“忍耐和顽强”。“忍受特性,不发怨言,静静地等待的能力,平静地自我克制的能力,最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十是“知足乐天”。它渗透到全体国民的灵魂深处。十一是“缺乏同情心”。“这是中国人的又一特色”。十二是“信用和诚信”。“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许多设施都是没有信用的结果”。十三是“信仰问题”。“对在人性上的深奥的灵的真理绝对不关心”。

史密斯的分析以实证和实际观察为基础,又有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视野;既抽象概括,又形象描述,具有“全像式”特征。史密斯认为:“充分发掘中国人的性格的最有价值的成分,不能不注意到以上这些现象”,它对今天建设国民文化富有启示。

七、几点结论

上述分析模式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在不同分析模式所揭示的对照鉴比中,那些同质的或接近的分析,尤应重视,应引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公民文化的着力点。二是从这些深度分析中,可以看到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变迁部分,也彰显至今沿袭之顽症。三是各家对于完善民族文化性格提出的许多警策观点,为今天建设符合时代精神的公民品性,可提供建设性的精神指导和理论支撑。

文化人类学家指出:文化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然而,如果当人们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而文化强制有两种基本类型:直接文化强制与间接文化强制。

民族是由生物的、地理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等要素构成的一个结构体。民族性格是各种心理要素的组合系列。社会的本质,是通过评价而使个体的行为趋于同化,协调各种冲突因素,从而整合出文化完形。毫无疑问,公民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中国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必须尊重国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必须从“文化心”、“文化底蕴”这些深层次上入手。因为,公民文化是与民族性和国民文化相为一体的,国民品性与民族文化性格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对一个民族的经历和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制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