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新闻是否精确

　　精确新闻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出现。1996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设置“精确新闻”栏目,刊登《1995年,北京人你过得好吗?》这一调查报告,正式使用了“精确新闻”这一概念。

　　同一时期,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周末和信息时报、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等也开始不定期地刊登精确新闻。

　　然而,更早的先行者是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中国青年报成立社会调查中心(以下简称“社调中心”),运用调查法了解读者关于热点问题的看法,每个月用两个版面刊登调查结果;1995年1月,社调中心创办《调查・观察》专刊,2007年10月起改名为《青年调查》专版,每周出版两期。

　　精确新闻颇受我国媒体业界欢迎,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经济类报纸甚至定期发布自己研制的经济指数类报告,在读者和业界取得了一定影响力。

　　但是,跟业界的欢迎态度相比,学术界从调查过程和调查方法的角度,对精确新闻最核心、最独特的调查数据进行质疑,质疑其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然而,学术界此前的质疑,很少涉及精确新闻的抽样技术和报道选题。

　　中国青年报《青年调查》专版是我国较早开展、影响力较大、较有代表性的精确新闻报道之一,表1为该栏目2009年11月所有精确新闻报道的一些基本资料,下文将以其为个案,探讨精确新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精确新闻的实施主体是谁

　　

　　表1显示,在2009年11月总共23条精确新闻里,《青年调查》大量地采用了报社社调中心跟其他专业网络调查公司合作组织的调查,合作对象包括腾讯网、题客调查网、新浪网、搜狐网以及社调中心下属的民意中国网。另有其他部分精确新闻报道来自商业公司、专业调查公司和科研机构课题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青年调查》基本上以该报记者采写和组织实施的调查报告为主体(也就是说,自采稿件占绝大多数),因此,精确新闻报道的实施主体仍旧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他们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很重要的把关人,决定了精确新闻的报道主题,相比之下,普通人很少有机会为精确新闻设置调查议题,这一栏目并非社会舆论或民意自由设置议题的平台。

　　囿于报纸自身定位,《青年调查》的精确新闻里,其中14条新闻的选题涉及青年及其所关心的话题,如青年就业、学生择校、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等,其余新闻选题集中于社会热点、房地产、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话题,而很少涉及广大社会公众更期望了解的经济、时政等硬新闻,也很少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从这一角度出发,《青年调查》只不过是帮助中国青年报实现了针对目标读者传播信息这一目的,而如果将其当成“展现民意反映民意”的舞台,未免夸大其辞。

　　《青年调查》2009年11月只有2条精确新闻是由商业公司发布的,事实上,在采用商业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的时候,《青年调查》的记者和编辑的态度有所保留。他们很明显地意识到了商业公司发布调查报告背后的商业目的,所以都会努力“改写”商业调查报告,这也是强调记者把关人角色的必然结果。

　　常见的做法之一,是模糊商业调查的实施主体,而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是使新闻失掉了消息来源,自然也就降低了新闻的可信度。《环保政策明显落后于公众环保热情》(11月26日)一文采用了这一处理手法,然而文章里对调查的实施主体交代模糊,令读者对数据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做法之二,是在商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加入媒体自己实施的调查报告,将两个相近的调查写到同一篇报道里去,然而这样做,对新闻的时效性提出了挑战,《留学市场迎来刚性需求时代》(11月19日)一文就是如此处理的,除了引用商业公司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之外,文章还引用了报社社调中心自己组织的调查报告里的数据,但是这一调查是2004年实施的,在时效性方面明显滞后。可见,在平衡多样化消息来源和新闻可信度方面,精确新闻在实践中面临着严峻考验。

　　

　　精确新闻的调查对象是谁

　　

　　在11月份《青年调查》的23条精确新闻里,13条采用了网络调查手段,这也是社调中心自行组织和实施社会调查时最经常甚至是唯一的手段。网络调查的优势自不必言,成本低廉,样本规模大,数据处理简便,然而它的劣势也很明显,最突出的,就是不能采用概率抽样手段,以至于无法估计抽样误差,简单地说,非概率抽样的结果无法用于推断总体情况,只能够用于描述被调查对象(即样本)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而言,基于网络调查而完成的精确新闻不能反映“民意”或大众的立场,而只是被调查的少至几百人多至几十万人的看法。

　　网民出于自己意愿而参与网络调查,就是志愿者抽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比起其他群体,那些性格开放的男性年轻人自愿参与调查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因此有理由相信,志愿者抽样反映的,可能是这一类特征的网民(或受众)的看法,而非“所有”网民(或受众)的看法。

　　事实上,《青年调查》的精确新闻经常混淆“随机抽样”和“随便抽样”这两个概念。随机抽样是依据随机性原则而进行的概率抽样,随便抽样往往指研究者出于方便和便利的理由而进行的抽样,电视记者在街头采访路人就是典型的随便抽样(也叫便利抽样或方便抽样)。《92.2%希望工程受助生愿意参与公益活动》(11月5日)和《“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发布》(11月12日)两篇报道,都在正文里使用了“随机抽样调查”这样的表述,但是,稍懂抽样调查的人都会对其表述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前一篇文章提到随机抽样调查了1567名希望工程受助生,但是,新闻里缺乏三个关键信息:(1)没有交代抽样对象的总体,即20年来希望工程共资助了多少名学生;(2)1567名受助生是依据什么原则抽取出来的;(3)调查问卷的应答率是多少,换言之,拒绝参与调查或未能找到的调查对象有多少。很显然,以希望工程20年里所有资助的学生为总体,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或整群抽样手段,从中随机抽取1567名,是一种非常费时费力的做法,而按抽样调查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调查结果可靠地推断总体情况。然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关于希望工程的调查,并且大张旗鼓地在中国青年报上同时发表4篇报道,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其调查动机,就在于宣传自己活动的成绩,当调查的组织者并不在意调查程序是否可信是否有效时,精确新闻就注定是不精确的。

　　后一篇文章也是基于一份调查报告的内容改写而成,新闻里特别强调这次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和实地观测”两种研究手段。令人起疑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它“恰到好处”地调查了10500位北京市民和在北京居住过2年以上的1000名外籍人士,概率抽样调查的应答率是100%,这几乎是天方夜谭,抽样调查的时候,被拒绝或无法找到中意的调查对象,这是家常便饭,整数位的调查样本量,在不交代应答率的背景下,只会让人觉得这是事先规定好的样本量,研究者主观目的过于强烈,不尊重调查对象的选择权,也不尊重数据。

　　第二,它没有交代依据什么原则从上千万北京市民里“随机”抽出10500名调查对象,文章里特别强调,在北京381个公共场所进行了超过8000小时的实地观测,在公共场所里找离访问员距离最近的人进行调查,这是上文所说的非概率的便利抽样,非常省力,难道这个调查舍弃了更经济的做法而选择了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概率抽样?新闻里缺乏进一步交代,

　　事实上,当调查某个城市里的所有居民时,常见的比较准确又比较经济的做法是整群抽样,依据居委会或社区数来划分群,然后在每个群里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当跳过这些细节,只一味强调样本量之大的时候,内行读者想要更多追问一句:“随机抽样”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精确新闻的结果是否可信

　　

　　如果说,囿于报纸目标读者和网络调查手段的技术限制,精确新闻很难克服“先天的”束缚,那么,当刊登来自专业研究机构的非商业调查报告时,记者和编辑也应当对其内容持审慎的态度,坚持独立判断,写出高质量的稿件,在这一方面,精确新闻所面临的要求跟其他新闻品种相比,所差无几。独立判断和专业化操作手段,是记者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本身无可炫耀之处。当记者失掉了独立公正的判断力,也就减弱了新闻的可信度。

　　11月12日《南理工今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2583元》一文的数据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这样一个标题很容易让读者认为,南京理工大学2009届毕业生平均月薪是2583元。新闻里同时提到,这项调查于2009年5月中旬启动,由校方执行,调查了2008届、2009届和2010届三届毕业生共3300名(在新闻里,又一次出现了不交代毕业生总体数量的整位数样本规模)。首先,2008届毕业生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如何找到他们并实施调查,这个执行过程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如何解决,新闻里并无交代。其次,针对文章标题里2009届毕业生平均月薪情况这一信息,这些学生在7月份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才开始正式工作,月收入情况是他们工作之后才能够获得的信息,5月份对尚在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他们回答的是“期望月薪”、用人单位“承诺的月薪”、还是“实际月薪”?新闻标题和正文里,都在强调最后一点,即“实际月薪”,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是用前两者取代了第三个概念。

　　精确新闻被人所看重的一点,在于它通过数据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但是在实际操作里,大量的精确新闻为了在有限版面内提供更多信息,转而只提供数字不提供解释,然而,不经过记者和专家的人为解释,数据无法转化为简单易懂的信息,它的解释力也在下降。

　　《贫困生最大心理压力来自回报父母高期望》(11月17日)这则新闻如标题所示,认为贫困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来源主要包括回报父母高期望造成的焦虑感、相对剥夺造成的自卑感以及未来就业困惑造成的抑郁感,同时,新闻里也提到了55.8%的贫困大学生选择本科毕业后考研究生,31.9%的贫困大学生选择直接就业,只有12.2%的贫困大学生没有想好未来的职业规划。考研超过直接就业成为贫困大学生的首选,做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在于就业压力,它能够有效缓解前述三个心理压力来源里的第三个――为了就业困惑造成的抑郁感,却无助于缓解回报父母所带来的焦虑感――最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我们相信数据是真实可靠的(这是一次非概率抽样,样本无法推断总体,因此只能说是对163名被调查贫困大学生的研究结果),那么,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学生们不选择最能缓解自己心理压力的途径呢?比起本科生学位,研究生学位更能满足父母对于学历的高期望。如果考研是为了将来更高的收入和更稳定的工作,那么,在就业压力日渐增大的当代中国,这些贫困大学生的美好愿望一旦落空,会不会造成新的悲剧?

　　如果讨论得更深入一些,应该说,心理压力的三个来源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调查对象身上,它们之间不是互斥的,虽然最多的人选择了“回报父母的焦虑感”,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比方说,大一新生可能还意识不到就业现实的严峻,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应该是小学中学就能够体会到的。假设这是一个单项选择题,可能最多的人会选择“就业困惑造成的抑郁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释为什么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考研而非直接就业。

　　这些通过数据分析所揭示出的新问题,需要记者和专业人士的解读,只有提供深入的分析和解释,才能够透过表面的数字迷雾看到本质,才是提倡精确新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为什么媒体欢迎精确新闻

　　

　　上文提到了精确新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足以展示这一新闻品种操作之困难以及对记者编辑业务素质要求之高。这些问题,媒体实务界并非完全不了解或不知情,但他们仍旧选择了视而不见,究其原因,精确新闻可能成为新闻竞争压力之下的取巧做法。

　　相比其他新闻品种,精确新闻在消息来源、新闻内容、表现手段方面具有自身特点,符合新闻追求的新奇特要求,这使得它具备了被媒体发布的资格。当媒体成立专门的社调中心自行组织实施调查时,能够以较经济的制作成本提供更多独家新闻,也能够避免对商业调查公司的依赖,因此,媒体欢迎精确新闻。

　　实际操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精确的精确新闻”现象,说得更严重一些,就是新闻失实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没有能够反映事实的全貌。我们通常认为,新闻失实主要指事实不准确不全面,精确新闻失实与此不同,它不是指“无中生有”地捏造虚假数据,而是指有意或无意地隐瞒数据里的关键信息从而保证新闻的说服力,即信息披露不充分,包括不报道那些对新闻或消息来源不利的数据信息、不报道操作程序和抽样程序、不报道调查报告里比例虽低却具有更大意义的数据等等。

　　新闻是一种信息,记者是讲述信息的人,记者必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能力,当部分信息不能被有效传递给受众的时候,精确新闻其实是在欺骗受众。随着受众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精确新闻里的不当操作会令他们生疑生厌,最终伤害媒体的公信力。

　　在平衡商业调查和商业利益方面,《青年调查》做得比较好。某些经济类媒体动辄搞排名,以精确新闻之名行创收之实,混淆了新闻和经营两个部门的业务活动,这是未来精确新闻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警惕的一个趋势。

　　既然冠以“精确”之名,精确新闻就应当在“精确”方面有所努力。未来的精确新闻如果想克服现有缺陷,那么,需要在以下几点多下工夫:

　　第一,完整展现抽样过程、抽样准则、抽样手段,交代样本总体规模和应答率,停止对“随机抽样”这个概念的滥用误用;

　　第二,坚持对数据的质疑,不迷信任何数据和调查结果,坚持记者的独立判断和独家分析;

　　第三,完整报告所有相关数据,尤其是那些可能推翻调查结论的数据,容纳多元观点;

　　第四,承认调查的局限性和缺陷,不自大,不自恋。成熟理性的受众,不会因为新闻产品的不完美而遗弃它,却会因为媒体的不诚实态度而产生疏离之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