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脑壳"的生产性参与

　　在绵竹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富有活力的“一事一议”，这不仅是访谈过程的偏听偏信，王习明和申端锋还旁听了村民组会议，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我们说这里村民组内部经常搞“一事一议”，但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不过是生产队或村民组内部每年都要开几次的会而已，并不是税费改革以来的新鲜制度。因为这里的水利是大水利系统，由都江堰水利管理部门统一在川西平原上进行大范围的协调，具体到灌溉的实施正是由村民组来完成的。村民组需要选择管水员和放水员，需要疏浚沟渠，整修设备，统一放水。为了弥补大水利的不足，各组都修有自己的机沉井，使用电泵从井里抽水。这些机沉井使用时必须有人看护，还常常涉及到设备维修，这也是由生产队或村民组统一管理和安排的。这些都要花钱，那么就要收钱，收钱必须开会。“基本上一开会就是要收钱”。讨论水利事宜决定收费是村民组会议的基本内容，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加进来。这种会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明白人”的会议，一个户主大会。“明白人”的会议具有决策的性质，大家可以比较充分地讨论。到了户主大会，基本只是个通知和解释的过程，解释到大家都没有意见了，就可以散会了，一般不搞表决。户主大会的到会率一般不会高过70%。 　　对比在其他地区看到的情况，我们对这种村民组内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里尽管在选举或者表决方面没有搞出很美观的形式，但是确实具有很好的参与性，能把会议开起来，形成决议并且实施，就是很了不起的草根民主。然而，并不能算是很悖谬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村组干部却没有感到自己的民主多么优越，相反，他们为自己必须从老百姓头上收钱，感到比较遗憾，为收钱的困难而大“伤脑壳”。我们所在的村属于镇郊，有四个村民小组（二、三、四、七组）由于土地被征，所以有些集体资金，就不用从老百姓头上收钱，也不需要开那么多的会，所以干部很轻松，这与另外三个小组（一、五、六组）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在村主任、村会计、组长或者老支书那里，普遍感到那四个组的情况比较好办。当我向老支书问到，是否人民公社时代搞得好的队现在也搞得好时，老支书立刻想到其实那四个被征地的队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搞得好。而人民公社时代搞得最好的第五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五组，现在的村民参与搞得很好，村民依然是最团结的，两田制试点工作就放在这里，但老支书却觉得目前第五组不是最好。老支书作为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是很理解我提问的用意的，所以他直接地解释说，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要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言下之意，如果能直接找到钱把那些实际工作干好了，何必一定要通过大家的热情参与体现团结和民主？后来到了现任村主任那里，他感到从老百姓头上收钱不仅是“伤脑壳”的，弄得不好还是伤感情的。所以，现在村里有个长远计划，希望通过推行两田制，来促进土地集中，期待着将来有一天村组里面有了土地租赁费，就再也不要从老百姓头上收那么多的钱了！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开这么多的会了？我们今天大为欣赏的村民组会议是否也就走向了衰落？我认为是大有可能的。 　　在那些需要收钱但根本收不起钱的地方，或者在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收钱的地方，村民组会议就很难正常化，村民的参与就会很少。比如我回到上海后在周边地区的调查，就看到那里的灌溉是由行政村统一安排的，村民组长的主要功能就是把行政村决定的事情贯彻下去，把上面的转移支付发下去。各级组织与村民之间基本没有“取”的关系，而主要是“予”的关系，而怎么“予”都有统一标准，行政村甚至镇、区县都没有多少权力调整，所以很少需要村民开会来讨论。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说，开会与出工出钱的必要性之间是直接相关，出工出钱的必要性决定了开会的必要性。村民对于村庄治理的直接参与，就其目的来说主要是经济性的。这种参与首先是一种经济民主，具体地说是生产性的参与。如果没有共同的生产，并且这种共同的生产是不需要大家参与的，那就没有多少必要来开会。有共同的生产不等于说就需要村民参与，上海的农业生产也是统一性极高的，但不需要大家参与讨论。因为生产性的参与如果不是集体出工，而只是集体出钱，那就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的强大，进而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消除。这就是上海的现状，恰恰也是绵竹努力实现的目标。那么，经济民主未必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步前进。如果基于选举制度的政治民主始终不能落实，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还可能萎缩下去。 　　当那一天到来时，我相信当地没有人会“伤脑壳”。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有人代为出钱，或者代劳，谁也不会反对。对于村干部来说，意味着自己这一级的权力增加了，再也不必为了收钱来“伤脑壳”了。对于组干部来说，自己的地位必定被削弱，削弱就削弱吧，省的麻烦。从上层国家来说，这也未必就是个基层民主的倒退。因为这符合“为民做主”的理想目标。对这种目标的替代性选择未必更受鼓励。如果老百姓的事情不需要老百姓参与决策，就能统一安排好，那么社会就可以空前的稳定。所以，最好的民主，既不需要充分自由的竞选，也不需要制度化的参与。这就是为民做主的理想模式，这就是上海郊区农村的治理模式。如果说哪里的农村在实践“三个代表”方面做得最成功，那肯定是上海。作为学者，我们对这种被包办的农村总是心存疑虑，但问题是，采取这种模式的地区既没有治理性危机，也没有伦理性危机，这又是为什么？不发达地区的村干部向往的境界，究竟是理想国，还是太虚幻境？ 　　 　　［作者简介］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7-10-19（责任编辑：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