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的利弊分析和行业发展趋势

垃圾焚烧的利弊分析和行业发展趋势

2010-11-11

垃圾焚烧法确实是一种实践多年的垃圾处理方法。它比起填埋法占地面积小，效率高，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减量快”的好方法，吸引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在日本一哄而起地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占据世界垃圾焚烧炉数量的首位，其垃圾焚烧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效仿。就这样把垃圾焚烧推向了高潮。此即垃圾焚烧法进入了发展时期。

然而，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后，垃圾焚烧法却一直未能被广大民众接受，其弊病突出表现在其潜伏性污染更重、耗资昂贵、操作复杂和浪费资源等方面。尽管其污染防治技术在日益改进，但至今尚不成熟，还不能经受住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据多种文献报道，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还会留下原有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垃圾焚烧后只是把部分污染物由固态转化成气态，其重量和总体积不仅未缩小，还会增加。焚烧炉尾气中排放的上百种主要污染物，组成极其复杂，其中含有许多温室气体和有毒物。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尤其是二恶英类污染物，属于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即使很微量也能在体内长期蓄积，它对人体的作用至今无法规定出作用阈值。焚烧灰烬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更多、更难处理。然而，焚烧给人们造成的假象就在于所转换成的废气被排放到高空大气中远离而去。许多人并不知道大气层中的污染物能通过对流层底部（厚度仅1～2公里）回旋到各个地

区，最集中污染的是一两百米厚的对流底层大气，大部分有毒有机物和重金属迟早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此外，焚烧法的巨额耗资和对资源的浪费就更不适合我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设一座大中型焚烧炉动辄要10亿元人民币，建成投产后的处理成本大约还需300元/吨，一般城市是难以承受的。其运行中需要频繁更换过滤吸附材料，也花费大量开支，往往会造成操作随意简化的漏洞。

近年来，一股股反垃圾焚烧的维权风波在全球范围内熊熊燃烧，越烧越旺。实际上，垃圾焚烧法在国内外已开始进入萎缩期。即使在世界上垃圾焚烧炉最密集的日本，对垃圾焚烧的反抗也十分普遍，有上百个反二恶英团体在运作。就连制订欧盟标准的欧洲国家也已进行反思，纷纷关闭焚烧炉，颁布禁烧令。目前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对焚烧垃圾的部分禁令。新的垃圾焚烧炉在欧洲几乎没有市场。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使用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许多欧洲国家均已承诺2020年前停止在环境中排放任何有害物质。这意味着焚化炉排放的烟气或灰烬，均不能含有害化学物质，这是目前的焚化技术难以达到的。

美国有6200个医疗垃圾焚化厂，其强大的草根运动推翻了300多座垃圾焚烧炉计划案，到2003年关闭了98.1%。其焚烧产业从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就几乎陷入停业，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兴建新的垃圾焚化厂。

在英国，伦敦郊区及莫里山谷等社区、安大略湖区反对焚烧的行

动此起彼伏。

在俄罗斯，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和绿十字联合发起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民间活动，11.3万多名居民签名反烧，请求延缓建设新的垃圾焚烧场。

在菲律宾等国，已经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垃圾焚烧。

在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南昌等城市民众维权活动时起时伏。广大环保志愿者和NGO组织一直在密切注视。

在国际法中，也制订三项原则来抵制垃圾焚烧，即预警、预防和限制越界影响等。

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推动力

2010-04-27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垃圾围城”的困境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面对年产上亿吨的垃圾，我们该如何处置？对这一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争论。

从现有技术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而公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意见最大。这一点从广东番禹垃圾焚烧项目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投资数额、投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民意焦虑却是在逐年增长，以至于在广东番禹达到顶峰。除了公共决策需要公众参与之外，番禺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垃圾到底烧还是不烧？

专家们只说，垃圾应该焚烧，必须焚烧，却没有给予公众足够的理由，譬如垃圾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公众需要一个真相。从现有资料来看，垃圾焚烧的“历史”并非清白。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垃圾发电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

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兴建，是真正考虑到了民众感受，还是有其他因素推动？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外资大举入侵国内垃圾处理业，地方政府当然是很欣喜地照单全收。对于地方政府和国外资本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然而项目上马背后的技术论证、民意调查都跟上了吗？在发达国家遭到诟病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是又一个落后产能在中国淘金的例证。裹挟着利益而来的国外垃圾发电公司，往往是置公众利益于不顾。

而事实证明，垃圾焚烧也并非是唯一选择。即使是西欧的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将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恐怕无法具备。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拣，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适得其反，不但不环保，反而埋下更多环境污染隐患。

建立垃圾焚烧电厂在短期内可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兴建垃圾分拣中心、向市民普及垃圾分回收基本知识等举措不但见效时间慢长，也没有诱人的产业利益驱动。二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即见分晓。但是垃圾处理关系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蹴而就的焚烧发电显然太过草率和仓促。

对于垃圾焚烧，公众需要的是明确清晰的答案。任何项目决策都有利弊两方面，我们无意妖魔化垃圾焚烧发电，但还原事情背后的真实是必要的。无论是垃圾焚烧还是填埋，真正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才是人们所期望的。（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