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王礼恒王春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真正力量“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在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工程院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关于“工程哲学”的研讨，这对推进“工程哲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促进工程建设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航天工程包括了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导弹武器等诸多领域。每一项航天产品，即型号的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应用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特点。我国航天事业创建48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其发展历程，深感哲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认真总结过去、深入研究航天工程与哲学的结合，指导今后的工程实践，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愿向各位专家学习，与大家共同探讨。现就航天发展中几点哲学的初步思考，谈点看法，以作为对“工程哲学”研究的探索。

一、精神与物质

(一)有条件论但不唯条件论，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和精神是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相应上层建筑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不会存在。但是，精神可以反作用于物质，对物质产生“催生”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国的经济、技术基础还很薄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航天尖端事业，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国际与国家安全形势，并听取了一些著名专家包括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同志的意见后，经过慎重研究，下决心搞自己的航天事业，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到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取得突破，果断作出了以发展原子能、导弹(当时称喷气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的决定。1956

年10月8日，正式建立了航天研究机构，当时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没有办公地点，就在两座下马的疗养院、一所医院的旧址上开始了筹建和最初的研究工作;没有人员，就从有关部门抽调了三十多名技术专家，接收了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了最早的骨干队伍。同时，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器材、生活条件等方面尽力给予支持，我国的航天事业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诞生了。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光看到客观条件差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不知要晚多少年。正是由于国防建设的急需，并且发挥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坚信事物是可知的，规律是可掌握的，这就催生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使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的可能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同样，从1965年开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我们在川、陕、湘、黔等省区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之地，建设后方基地。成千上万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毅然开赴三线，开山辟岭、修路造屋，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资短缺和“文化大革命”干扰等不利条件下，硬是在不毛之地建成了一个个航天基地，并很快投入生产。这些同志是报着为祖国强大、为航天事业发展的崇高理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建设并坚守在大三线的。“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是他们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几十年来，各三线单位不但生产出高精尖的航天产品和民用产品，而且对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技术、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试想，如果这些“三线人”过多强调客观条件，不要说不会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去三线，就是勉强去了，如果没有坚强的精神动力，也会一事无成。事实证明，我们的三线建设大军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物质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创造了人间奇迹，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有条件论不唯条件论的威力。

(二)两弹一星-一精神变物质

航天事业创建初期，党中央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引进是难以做到的.为此，经过艰苦的谈判，我们争取到了前苏联的有限援助。但是，在从1958年至196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苏方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承诺的援助项目没有完全落实，在我们仿制导弹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苏方撤走了全部专家，这也从反面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指示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搞出自己的导弹。当时，五院上上下下组织《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树立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增强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大家决心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争气弹”。同志们日夜奋战，夜里办公室、厂房经常是灯火通明，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苦练加工装配等专业技术，同时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困难，并及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生搬硬套等倾向，把导弹研制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很快获得了成功.到.1960年底，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一举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主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有的西方媒体讥笑我们“有弹无枪”，航天人更是努力拼搏，1964年研制成功了新型导弹，1966年成功地实现了“两弹结合”。毛主席在1958年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经过努力，我国在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两弹结合、发射卫星的成功震撼了世界，确立了我国的大国地位。正是有了这种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

“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令世界刮目。

“两弹一星”的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有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我们克服了种种物质条件的困难，使航天事业从创立到站稳脚跟再到迅速发展壮大，精神对物质产生能动作用的哲理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

(三)从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到企业文化

随着航天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航天工程队伍成长壮大起来。这支队伍从初期的100余人，发展到80年代的20余万人。在这支队伍中，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有热爱祖国、技术精湛的老专家;有新中国培养的科研人员;有工种齐全、技术熟练的工人师傅;有政工、行政后勤系统的同志。这支队伍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事业发展壮大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在改变，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点，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的确，在事业发展中，涌现了众多的先进模范人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1986年，经过调研、提炼和归纳，我们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

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这十六个字，从三个层面概括了航天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应有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经过宣传教育，航天精神深入人心，在航天队伍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胡锦涛总书记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高度概括为“载人航天”精神，号召大家学习，不断发扬光大。这些，都成为激励航天人为创造航天事业更加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 首届中国工程哲学年会:工程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40多年的工程实践使我们不断深化了对精神和物质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没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求，就不会有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航天事业也是一句空谈。当然，在抓精神层面建设的同时，我们也着力于物质条件的建设，并且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当物质条件相对困难或

有所改善时，如果陷入“唯条件论”的误区，不敢通过主观努力去拼争，.都不会取得多大成果。在我们的管理体制由国家行政部委转换成企业后，面对经济转型的新形势，这一体会更加深刻了，精神和物质的两手都要硬。因此，我们系统地开展了企业文化建设，从2002年至今，确立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并推广实施。特别是“自信自强、无私无畏、敢想敢为、尽善尽美”的企业精神和“以国为重、以人为本、以质取信、以新图强”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将为我们实现“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目标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

二、速度与质量

(一)航天工程是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统一体

航天工程和其他的工程一样，速度与质量的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由于形势任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航天型号完成的时间节点要求是十分明确的，也是严肃的硬指标;另一方面，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成败。在我们的队伍中，有时由于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别、对情况判断的不同，甚至侥幸心理，都会表现出来，因此，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往往是十分尖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际工作中，经常会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在1958仿制苏联导弹时，适逢“大跃进”的年代，在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下，我们内部也出现了轻仿制、急于自行设计的倾向。聂荣臻同志及时指出，一定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向自行设计过渡。为此，在设计队伍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摆正了仿制与自行设计、学习与独创的辩证关系。由于端正了思想认识，坚持了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使仿制工作取得了根大的成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成功发射了仿制和自行设计的导弹。但是，随着初步的胜利又产生了忽视质量、急于“跨大步”的倾向。1962年初，一枚自行研制的新型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失败，通过失败的分析、总结，我们对速度与质量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对设计规律、系统协调性、地面试验的重要性，特别是衡量产品质量的科学标准等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些质量标准，规定了“双岗制”.、“三检制”等加工、检验要求;在研制、生产程序上，确定了“三步棋”的原则.，即“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小批生产”。这一重要原则，对一个型号如此，对后来多个型号并举尤其显得重要，一直到现在，“三步棋”仍然是我们安排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在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我们更是把质量当作生命，在积极按计划节点安排工作的同时，反复强调进度服从质量。2001年，神舟三号飞船在酒泉基地技术厂房进行测试时，发现一个插头中的一个点出现接触不良的隐患，虽然这个点还有备份，但由于是设计的缺陷，工程领导果断决定重新设计生产，试验队撤回，宁可推迟发射时间，一定确保质量。经过工作，彻底解决了插头质量问题，三个月以后，神舟三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在48年的工程实践中，在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我们总结.了从预研、设计到试制、生产、试验等环节中抓质量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在完善、落实规范上下功夫，使工作质量、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质量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使发射成功率不断提高。目前，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率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质量文化

尽管我们对速度与质量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尽管在抓质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订了诸多规章制度，但是，质量问题仍然不断困扰着我们.尤其是.1996年长征火箭两次发射外星失败，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口号.经过调查研究，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就某个时段、某个单位、某个型号发生质量问题而采取措施是不能长久解决问题的，必须准确把握发生质量问题的共同规律，采取普遍、长期有效的综合性措施，尤其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在制定、完善规范上有突破。由此，逐步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采取了一些特殊办法，使质量管理走上了体系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的轨道。在抓企业文化建设时，将“航天质量文化”列入其中。到2003年，制定了质量文化建设纲要，提出了质量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提出的质量理念是:“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提出的质量价值观是:“以质量创造价值，以质量体现价值，’;提出的质量方针是:“预防为主，一次成功，持续改进，铸造一流”。在全体员工中树立起“没有质量就没有发展”的理念，对速度与质量关系的认识，提到了更高的层次，做到了速度服从质量，以质量保速度的辩证统一。

三、失败与成功

(一)航天工程是高科技、高风险工程，经过挫折和失败取得成功是客观规律

与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一样，成功和失败也是对立统一的，他们相克相生，相伴而行。要想少失败、多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对待失败和成功.对待失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惊慌失措，悲观失望，甚至被困难吓倒，不敢前进;另一种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胸怀，敢于正视失败的现实，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采取改进措施，跌倒了爬起来，迎接新的考验。而对待成功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面对成功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看不到成功背后存在的问题;另一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取得的成绩，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清醒地看到成功背后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去争取新的成功。如前所述，1962年我们自行研制的新型导弹首飞失败，有的同志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担心，聂荣臻同志严肃指示各级领导:不要追查责任。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经过分析，找出失败的直接、间接原因，对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新的飞行试验接连取得了成功。有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科学实验、工程研制是一个不断探索，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是崎岖的。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的磨练，使我们的队伍变得成熟起来。

要分析不同的失败案例，采取不同措施。发生在设计阶段，往往是新研制的型号，由于对技术没吃透，设计规律没有掌握，造成设计的缺陷;发生在试制阶段，往往在编制工艺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系统不协调、对图纸理解不正确、对材料性能没掌握好;发生在飞行试验阶段，往往是由于一些深层次的技术问题和人为的低层次问题导致失败，如地面试验不充分、考核项目不全;多余物、元器件、接插件、导线、焊点缺陷等等。对待这些问题，我们都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实效。现在看来，只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认识并把握高科技、高风险工程的规律，就能够很好地驾驭它，就可以不断取得成功。

(二)成功一失败一新的成功，波浪形发展，螺旋式上升

正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论述的:“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无论航天事业的发展还是我们的认识，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到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失败和成功的影响范围更广、更为深刻，这些成功和失败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过程。成功的影响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如长二捆火箭发射外星;失败的影响也令全国人民感到痛心、遗憾。分析失败的原因，更涉及到国际、国内;人为的、物质的;管理的、体制的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也耗费了我们更多的精力，而这些问题一旦被解决，我们的研制工作就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如前所述，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把1992年长征捆绑火箭点火却没有起飞的“3. 2 2”定为航天质量日，每年在这个日子前后系统地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的科学要求。有几次长征火箭发射成功后，在发射现场不是放鞭炮、喝喜酒，而是把有关领导集中起来，在成功背后查找可能存在的问题，以确保下一次乃至后面更多次发射的成功。 首届中国工程哲学年会:工程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认识上的提高、管理水平和研制试验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丰硕的果实。到现在，我们已研制成功14种运载火箭，形成系列，能基本满足应用卫星和飞船发射的需要;自行研制发射

了70颗卫星，目前在轨运行的有18颗;载人飞船已经将杨利伟送上太空并安全返回;突破了一系列航天技术，并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诸多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航天科技工业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差距，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任重而道远，一切要从零开始。

以上是我们的粗浅体会。我们将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中，结合航天工程中其他一些问题深入进行探讨。希望得到工程界，特别是哲学界的同仁、专家的指导帮助。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明年，第立艘载人飞船将飞上太空，“嫦娥工程”已经启动，航天“十一五”规划将对未来的发展制订出更加令人鼓舞的蓝图。党、国家和人民对航天事业寄予厚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需要更自觉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总结我们在工程技术、工程管理方面的经验，运用21世纪国内、国际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努力促进航天事业实现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我们相信，工程哲学的学科建立和理论成果，必将对我们的工作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礼恒(1938. 12. 26一)导弹动力技术和航天工程管理专家。江苏省镇江市人。196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副部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导弹动力研究和航天工程管理。主持我国第一个海防导弹固体发动机的研制，成功用于反舰导弹，取得重大技术跨越。任航空航天部“五星工作组”组长(1990)，实现了首次一年发射5颗卫星全部成功。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1999一2002 )，领导和组织试验飞般、运载火箭的研制与试验，完成了神舟一号、二号的发射和回收。同时任集团公司武器装备研制第一责任人，实现了国防重点武器装备首飞及试验连续成功，完成了新型号立项及重要阶段研制任务，实现了五种新型卫星首次发射均获成功。领导和组织完成了多项重大航天工程的立项与实施，积极推进航天工程管理创新，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春河高级政工师(副研究员)

1945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参加工作，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科技部助理员。1976年毕业于长沙工学院飞行器结构与强度设计专业。1976年至1985年在航天二院26所、四部工作，历任技术员、宣传处副处长、政治部副主任。1985年至今，在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工作，历任宣传处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政工部(企业文化部)部长等职。曾兼任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校副校长、政研会副会长、中央国家机关政研会理事、中央企业政研会常务理事、全国政研会特邀研究员。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政工部(企业文化部)正局级巡视员。长期从事航天领域政策研究、政治宣传等工作，多次主持大规模调查研究，撰写或组织撰写调研报告、论文等，并在党校兼职讲授干部培训有关课程，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和领导干部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曾在省、部以上报

刊、杂志发表论文多篇、诗歌多首。多次获奖。主编或参与编辑《中国企业家列传》、《航天年鉴》、《航天精神讲话》、《星光剑影》、《七彩人生》等传记、论文、文学艺术作品专著、专集多部并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