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对调"团圆之路

苟瑞民

对调工作，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它涉及到户口、单位编制，手续繁琐复杂，但这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远离家乡等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们在城市某个特定的地方，电线杆、行道树上贴上自己的对调启事，留下联系地址，等有人来联系。只要双方单位性质（全民、集体）一样，就可以写对调报告，经审批后，就可以办理商调手续。当然，审批也是很麻烦的，还要审查对方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等。这过程很漫长，有的要等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闷棍：人口不对等

在北大荒整整奋斗了11个年头，1978年11月我随知青的返城浪潮，也办回了北京。因为我爱人高金凤是上海知青，不能直接办到北京。1979年3月，她在北京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才过两个月她就抱着孩子，匆匆回上海落户去了。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俩不止一次地互相鼓励，一定要冲破千难万阻，为早日团聚而努力！

那些日子，我托付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帮我关注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北京的电线杆被我抚摸了不少，因为那时对调的小广告都贴在上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80年底时，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调人——北京第六制药厂的女职工吕秀芬。他的丈夫董沪琪在上海，他俩也是兵团战友，也一直在努力奔走，苦寻对调目标。我们见面后，聊得非常开心，很快达成了协议，并以最快的速度各自从北京、上海，同时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对调申请。

吕秀芬工作的第六制药厂属于西城区劳动局管辖，对调手续要在那儿办理。于是我有空就往西城区劳动局跑。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消息，商调函已到，双方情况属实。但还是不能办，因为我儿子的户口要随他母亲，是两口人进北京，而吕秀芬的确没有小孩，是一口人入沪，双方条件存在差异，不能对调。

听到这个结果，我感觉真像当头挨了一棒。我懵懵懂懂地跑到小吕家，嗔怪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患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他们从没打算要孩子。

第二天，我请假来到市劳动局信访办，把我们的情况详细做了叙述。当时接待我的干部还是个老同志，没好气地说：“想要对调工作，人员户口一定要对等，不能上海少了个户口，北京多了个户口。那样绝对不行！” “你们双方要对调，就让北京的这个同志生个孩子再对调，否则就重新再找个有孩子的人对调。”

对策：心脏病人冒险怀孕

晚上，我急忙给上海的董沪琪打长途电话，他听后说让他认真考虑考虑。三天后，小董郑重地对我说：“为了战友，为了朋友，为了我们俩个家庭，今天我俩君子协议，我豁出去了，决定要个孩子！”

1982年夏天，小吕成功怀孕。我掐着指头过日子，两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在这当中，我经常买些好吃的东西送到小吕家并问寒问暖。因她身体欠佳，很是担心，恐怕出现任何意外。说句实话，我爱人怀孕时，我都没有这么尽心尽责，现在想想真有些愧疚。

冷水 ：单位性质不一样

孩子出生，母女平安。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和董沪琪天不亮就来到西城区劳动局， 8点整，我们第一个冲进接待室，递上“关键”材料，“出生证、户口本。”期待的目光紧盯着工作人员，他拿出我们其他材料，仔细的看了看，然后皱了皱眉头，开腔了：“上海要来北京的这个人是大集体企业，北京要去上海的这个人是全民企业，全民、集体不能对调！”一盆冷水，不！是一缸冰冷冰冷的水从天而降，浇得我俩目瞪口呆。

随后几天都是在恍恍惚惚之中度过的。我考虑再三，下定决心，决不放弃，一定要继续努力。

解决：战友哥哥帮忙

一天傍晚，小董突然来到我家，说他一个兵团战友的哥哥是某某大企业管劳资的领导，同西城区劳动局的关系密切，已拜托他去劳动局打探清楚，我们这种情况是可以对调的，只不过要在北京自己找到接收单位，只要接收单位同意接收并告知劳动局，劳动局就可以直接给上海发商调函。

我立马抓紧联系，碰巧我家附近的地区幼儿园缺少教师，而且还是个大集体企业。我急忙来到街道办事处，主管领导是我街坊，看完我爱人的简历，不费吹灰之力，二话没说，同意接收，并答应尽快给西城区劳动局发函。

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那个战友的哥哥约会小董和我，早晨10点在西城区劳动局见面。我俩提前赶到那里，没多久战友的哥哥到了，手里提了个大号书包，从看门的老大爷、打扫卫生的阿姨、再到各个科室，没有一个人不同他打招呼，而且都非常客气。战友的哥哥是逢人便送两本杂志，后来我才知道，那款杂志是那个年代人们最热衷的，而且是非常紧俏的。转了一圈后，战友的哥哥带我俩来到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的问候他，并且追问是否有事要办。战友哥哥也直截了当，指着董沪琪说：“这是我表弟，在北京的爱人要对调去上海，材料已经来了很长时间，开始是人口不对，后来是工作单位性质不对，现在上海来北京的人员已自己找好接收单位，并已发函通知贵局，就差你们发调令了。”有个看似领导的人边说边站了起来，“嗨，这点小事还劳你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行啦，小王，快把材料找出来。”小王很快就把所有的材料拿了出来，那个领导大概看了一下，吩咐小王：“开商调函。”开好之后，那位领导拿过来直接交给了战友哥哥。并说：“还是自己带回去保险，要比我们邮寄快。”

苦难煎熬终于结束，让我们夫妻团聚，结束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小董、小吕夫妻俩更是由此契机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虽然尝尽了特殊年代的酸甜苦辣，但我始终认为，命运对我们的安排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知足者常乐吧！

（摘自《周末》7.19 苟瑞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