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消遣文)冯学荣:我的童年时代

今天，我給大家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1979年8月某日，我降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当时行政属县）大沟镇某农村。

我的家乡阳江县，地处粤西地区，不在珠江三角洲之内，自古商业不发达，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营生。由于位置偏远，自古信息不发达，人的思想意识也相对落后，在上也没有出过什么真正值得一书的人物。

我读史多年，很少读到有关我的家乡的人或者事迹。但是以下两则，则给我印象较深：

1905年，大清国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读书人的功名前程，阳江县有两位秀才投笔从匪，武装船只，啸聚海盗，洗劫了当时的海南万宁。

1911年，辛亥革命，阳江县籍的革命党人若干，制造假冒炸弹，吓唬阳江县巡防营，不慎露馅，被巡防营开枪打散。

上述两件讲起来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我从近代史史料中读到的关于我家乡的文字。

阳江县很早以前开始就有传教士在这里开设教堂，但是这里的传教士倒也和当地人相安无事，没有酿成什么“教案”一类的外交纠纷。1949年大陆建政，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阳江县的洋教士，自然也呆不住，卷起铺盖走人。

阳江县的人种构成与别处不同，这个地区自古以来由黎族及其分支后裔、客家人、广府人、福建移民、疍家人等多种人口杂居，阳江方言也由广东话、客家话、黎话、疍家话等各种语言混杂而成，十分复杂难懂。在文化方面，由于信息闭塞，这个地方受迷信思想、中医思想、重男轻女思想等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

我的外公，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小贩，在街边摆卖农产品的时候，被国民党当局的城镇管理人员（相当于当今的城管）驱赶。我的外公是条汉子，他咽不下这口气，投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二支队第八团滨海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也就是说，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当今的城管，仍然在驱赶小贩。六十一甲子。总是惊人的相似。

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外公当上了一名侦察兵，军营扎在阳江县一座名叫“紫萝山”的易守难攻的深山里面。外公在世时对我说过他的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有一次，外公受命外出侦察敌营，不慎被国民党军警发现，立即逃跑，军警在后面“啪啪啪”地开枪。外公冒死一股气狂奔脱身之后，回到部队，低头一看才发现：挎在腰间的铁口盅，被子弹打破了一个洞。换言之，只要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平移那么一寸，我外公当天就为“人民”光荣“牺牲”了，而后来也不会有我的存在。

解放军从赤俄军队手中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精良武器、并收编了伪满洲国的军警部队之后，立即发动攻势，从北到南，势如破竹。我外公也响应大势，带着十几个兵、几十个兵，攻打阳江县的一个又一个的乡公署。在阳江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里面，我外公留下了他的名字。

外公在从军时期，他的童养媳妻子（即我的外婆）孤身留守在阳江县乡下的村屋，有一天，国民党军警带了大批人马，手持火把，将我外公外婆的房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1949年大陆建政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外婆在马路上遇见了当年带头烧她房子的前国民党军警某君，于是，我外婆立即报告给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当即将此君逮捕，不久，这个人在马路上被人民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一幕，是我的母亲亲眼看见并告诉我的。

我的外公是条好汉，自不消说，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大陆建政之后，我外公既不与老战友联系，也不主动找政府要官要职。他有的战友当上了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等一类的高职，而生性孤独倔强的他，却甘之如饴地留在家乡的“供销合作社（当时的一种经济组织）”，当了一个小小的主任。

我的爷爷于1911辛亥年生于世代务农之家，小时候上过私塾，青壮年世代也是务农，但在1940年代末，我爷爷经常搭乘渔船、去香港兜售糖果。外公在世时跟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忆犹新：

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涌进香港避难，聚居在香港一个叫做“调景岭”的地方当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出于对前途的绝望，到处寻找归宿。

其中一个花枝招展的国民党军官姨太太，跟当时在香港马路边卖糖果的（我的）爷爷说，要求我爷爷带她走，她哀求道：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没有别的要求。当时我的爷爷已经有了家室，遂拒绝了。不过我的爷爷多年之后对我说起这个往事，似乎说明了当年那位美艳的国民党军官姨太太也许给了他不小的视觉冲击和震撼。

国民党姨太太的故事告诉我们：要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

我出生的乡村：阳江县大沟镇某村，本来有个大地主，名叫“冯佩三”，据我奶奶生前回忆，该地主其实人很好，经常借米借粮、救济乡亲，人也很友善，但是，在大陆建政之后，冯佩三被公审、并当众枪杀，其家人全部逃亡去了香港，从此不再返乡。

我的父亲，身为农家子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年轻时候响应号召，光荣参军，服役于湖南省某部队，是个司号兵。1970年代中期退伍。我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当时我尚在我母亲的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手小兵们，在打了二十多年仗的越南老兵面前，吹亏不小，伤亡很大，当时我的父亲接到了广州军区的通知：要求某年至某年退伍的老兵，做好准备，重新集结，应征上场， 奔赴越南战场，我的父亲于是也到镇政府去报名。不料一个月不到，人民解放军从越南撤兵。否则也许我生下来就不会再有父亲。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妇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出生之后，全家搬到阳江县一个渔港小镇生活。当年，我的母亲在“阳江县某某水产公司”上班，我父亲则在“阳江县某某船厂”，两个都是“国家单位”。当年的“国家单位”是给职工提供宿舍的，当年的“宿舍”，是一座瓦房子，虽然简陋，但也足够一家大小居住。

所谓“水产公司”，就是从渔民手中低价收购水产品，然后进行加工、冷冻、运输。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在1970年代初期，当年最好的水产品，是不能让老百姓享受的，而是由“领导”签名，直接送到一些地方，例如北京。你懂的。

我母亲还告诉我：在中越交恶之前，也有相当一部分水产品，是由领导签名、直接送往越南、“援越抗美”的。我也还很清楚地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某某镇的街边巷角，经常能看到一些“英雄的越南人民”、“战无不胜的越南人民万岁”一类的标语口号。这些都是当年的广东、广西两省“援越抗美”所留下来的的痕迹。

越南难民，也是我幼儿时代记忆犹新的画面之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有大量的越南难民逃离越南，他们主要是此前的“南越亲美政府”的一些相关人员以及亲属、以及越南华侨，还有的是因贫穷而逃离国家谋生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八十年代初，阳江县某某镇的渔港上，偶尔会聚集一批越南小船，船里的越南难民拿着金戒指一类的财物上岸，要求和中国人兑换大米，当年镇上的派出所所长，据说参与了这个兑换的生意，并且挣了不少钱。我也还记得一个越南难民妇女上岸讨饭，遭到我邻居的驱逐，十分狼狈。我的母亲施舍了她一些饭菜，那越南妇女吃了之后，用笔在纸片上写了一堆拉丁化的越南文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推测那也许是表达感谢一类的话语。

我的幼时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有我家乡一种名叫“疍民”的人群，他们又称“蜑民”、“疍家人”、“疍家佬”。这一类人很奇特，他们不上岸居住，而居住在自己的小船里，语言、文化、风俗、长相、服装都和岸上的汉人不同。但是，他们又不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个。大陆建政之后，人民政府组织疍家人“上岸居住”，并划拨了些土地给他们建房，其中，在我小时候居住的某某镇，就有一个叫做“渔民新村”的地方，是人民政府组织“疍民”上岸为家的产物。

疍民以打渔为生，他们的人生是很苦的：死亡风险高。我小时候的玩伴，就有许多是疍民的子女，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出海打渔的时候，因台风、翻船、不慎坠海等各种原因、掉进茫茫大海里面、淹死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儿时玩伴，他不但没有爸爸，而且他的妈妈还是精神有点失常的，据说是经受丧夫的打击，而导致精神出了问题。

范仲淹的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所说的，就是这个。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大海既能养人，也能吃人。我幼时的玩伴之中，就有一个在海边游泳时，被海水淹死，其父母跪在沙滩上痛哭欲绝。当然，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儿童在海上溺亡，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监护责任。

可是，我幼时生活的八十年代初，和现在的中国城镇社会，区别是很大的。我当年的中国边远城镇社会，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却的确是一个物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各方各面全面落后的状态。幼时所见的许多人、许多事，以我今天的眼光去看，是相当荒唐的。

我的幼儿时代，没有幼儿园这回事，我从小就和我弟弟、以及邻居那些疍民家的野孩子们，在屋后的山上乱跑，撒野，扑蜻蜓，抓昆虫，当年的父母也都不管，也不管你可能会被蛇咬，也不管你也许会掉进悬崖，总之，当年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幼年在山上撒野的时光里，我记忆很深的，是钻防空洞。更早前，毛救星准备和赤俄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我幼时生活的某某镇，就在山脚下挖了相当多的防空洞，都是准备一旦和赤俄打仗，赤俄的飞机来了，人民群众就可以涌到这里藏身、躲避炸弹。

那些山脚的防空洞，又黑又深，一眼望不见底，幼时多少有点“怕鬼”的心理，于是当时钻防空洞，是我儿时最刺激、最难忘的集体狂欢活动之一。据说那些防空洞，现在全部都毁了，被房产开发商整个给端了、现在都建成新房了。

其实当年所谓“深挖洞”，或许有点狂热过头了，实际上象我幼时生活的这种不起眼的海滨小镇，就算爆发中苏大战，人家赤俄毛子也不见得会来轰炸这个小地方。当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挖些个洞，虽然未必有用，但是却也“政＊治＊正确”，乌纱帽要紧。

幼时还有一个刺激的活动，就是玩火。每逢过节时期前后，我们这些野孩子们，就会到处搜集一些鞭炮，将里面的火药倒出来、堆到一起，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输了就去点燃它。有一次，是我输了，我划着了火柴，往火药堆上一放，说时迟那时快，窜起来一人高的火柱子，当场将我的小手灼伤，我当时大哭着走回家。

当年可不象现在，一有点事就往大医院跑，我幼时生活的小镇，也没有什么大医院。我母亲听信了江湖老中医的建议，命我将烧伤的小手，浸泡到一桶尿液当中，每天浸泡好几个小时，后来不知怎的，倒也真好了。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边远城镇，医疗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我记得小时候偶尔有穿着白大褂的政府卫生人员，穿街过巷，给儿童注射防疫针。有时候不打针，而给个糖丸，可好吃了。现在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叫做“糖丸”的玩意儿，是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现在的孩子们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儿麻痹症”了吧。“小儿麻痹症”在1960-1970年代，可是祸害中国大地的特等瘟疫之一，许多中国人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落得个单腿残废的悲催人生。诸位想想：有没有见过单腿残废的人士？八成是小儿麻痹症闹的。

当年的中国人，活得是很糊涂的，不知道“水果健康、肥肉有害”这些概念，也不知道“每年全身体检一次”这些今天看起来是常识级别的事情，当年也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之类的玩意儿，谁家那谁一得病，治不起的，就往家中床上一躺，就这么等死，时间一到，静悄悄地走，不给国家和政府增加任何负担。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擦屁股的事情。八十年代初，可没有什么卫生纸可用，家里也没有什么下水道、抽水马桶之类的，要上厕所，一律上臭烘烘的公厕。方便完了之后，用什么解决呢？用瓦片、树枝、作业本、树叶、小人书、竹篾……总之，各显神通，花样百出。当年的公厕，男女分两边，中间一堵高墙，但也不透顶，结果那边的女人说笑，这边的男的都能听到。这边的男的一用力，发出点不雅的声响，那边的女人就集体哄笑。唉。那样的生活，这是不堪回首。

小时候，电视机也是稀罕物，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起初我们家每当吃完饭，就要拎着小凳子到邻居家“蹭电视”，后来我父亲有一次因为和别人争位子闹了不愉快，一怒之下，他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很快，这下变成邻居们拎着小凳子到我家来“蹭电视”，我父亲为人宽厚大方，于是不少人晚上来我家看电视，每晚都挤得满满。

当年最红的电视剧，应该要数香港剧集《霍元甲》了，黄元申演的。当然，现在接触近代史史料多了，知道了：霍元甲打擂台是虚构的，虹口道场也是虚构的，霍元甲被日本人毒死，基本也是不符合史实的。可是当年的老百姓哪里管它真真假假？过把瘾再说。当年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十分匮乏，来点能过瘾的爱国主义情怀就好，至于的真真假假，谁也没兴趣管。

至于读书，当年的人读的最多的是小人书，而且是二手的。街边经常会见到摆卖二手小人书的摊儿。有一次，当年大约四岁的我，偷了人家摊儿的一本小人书藏在身后，可是我在转身溜的时候，忘记将小人书也转过来，结果被摊主当场揪住，大喝：“这是谁家的小孩？”于是我被我的母亲用棍子暴打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当匪。

当年我家乡人的意识是落后的，我从小就被母亲一干人等灌输“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观念，有一次邻居一个姓“司徒”的女孩子来我家玩儿，我们当年都是四岁左右的年纪，我们玩沙子、玩昆虫，玩得疯癫之时，我和她爬到我家的大床上，蹦啊，跳啊。那女孩子回家之后，告诉她的父母：她和我在我家的床上玩了半天。结果人家家长找上门来了，要我父母给个说法。这事儿想起来，真是荒唐。

我的爷爷，给了我启蒙教育。爷爷对我的启蒙教育是很有用的。因为这个，我在学前就能读写汉字数百个，在起步阶段就远远超出了同龄学子。爷爷念过旧社会的私塾，认得字，而且认得不少。从小，他教我许多古文，象什么叫《王子求仙》之类的旧社会私塾课文，我现在都还能背诵得出来：

王子去求仙

单乘上九天

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爷爷也教我唱歌，教的是《大刀进行曲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首歌想必大家都会唱。但是它唱的是谁呢？唱的是宋哲元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这首歌不少人唱得起劲。杀鬼子当然正确，但是真正了解大刀队的人，唱起这首歌，味道则复杂得多：宋哲元的大刀队，在真实的里面，砍杀的鬼子并不算多，但是砍杀的同胞却不算少：

1928年的中国北方，还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陕西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带兵攻打陕西省宝鸡县凤翔的军阀党玉琨。宋哲元部队攻入凤翔城之后，将党玉琨手下的五千名战俘，用大刀全部砍杀干净，一个都没有留。这件事儿，是张宣武目击并亲自记录下来的。

扯得有点儿远了。以后有空，我再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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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