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1921年9月18日，袁可嘉出生于浙江余姚六塘头袁家村（现为慈溪市崇寿镇仲寿乡大袁家村）。袁家村距离钱塘江不过十里，童年的袁可嘉经常步行到江边。每年农历七八月间尤其是八月十八的钱塘潮的胜景更是深深印在袁可嘉的内心深处，“上楼观望，狂风暴雨中只见远远一条白线汹涌而来，一眨眼就冲进屋内，淹没底层。十级飓风，天震地摇，盐民多有伤亡。第二天退潮，留下一屋子鱼虾，打开门看，鱼虾满地，美不胜收”。袁可嘉的故乡为滩涂产盐区，千里平川，一眼望过去地面因为盐粒结晶而犹如白雪铺就。祖父贤庆公曾为船老大，经多年经营而成为富商。袁可嘉父亲袁功勋也以经商为业并善于经营之道。

　　这是一个大家族，人丁兴旺。是祖父给袁可嘉起的名字，但是由于子孙太多他每次见到袁可嘉的时候却弄不清楚他是哪一个。袁可嘉母亲施小妹为旧式家庭妇女，一生操劳，育有九个子女，袁可嘉排行第五。母亲的性格对袁可嘉影响很大，正如他在1946年所写的《母亲》一诗所表达的：“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 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 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袁可嘉在三岁的时候突染额头巨疮和疝气，差点丢掉性命。是深谙热带疾病的堂兄袁可仕想尽各种办法治愈了袁可嘉的顽疾。袁可嘉儿时体弱多病，多亏父母细心照料和辛苦照顾方才躲过一个个劫难。兄弟姐妹中对袁可嘉影响最大的是长兄袁可尚。袁可尚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其广博的知识和人生阅历都对袁可嘉产生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袁可尚既是袁可嘉的兄长，又是启蒙老师和读书求学的支持者。1994年，袁可尚因病辞世。悲痛中的袁可嘉在挽联中深情地写道：“恩如考妣，情同良师”。

　　1928年，袁可嘉进入当地的庆德小学学习。年幼的袁可嘉酷爱阅读，他极其贪婪地阅读家里的古典文学藏书，袁可尚还从北京带回来新文化的报刊给他读，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冰心的《寄小读者》使得年幼的袁可嘉喜欢上了文学。1932年，袁可嘉初小毕业后考入余姚县第一高等小学。每次上学袁可嘉都要在离家三里远的处于姚江支流的小河港乘船。1934年高小结业后，袁可嘉随长兄袁可尚到上海自修英文和算术，期间主要是长兄在辅导他。这对袁可嘉后来走上欧美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道路不无影响。1935年秋天到1937年夏天，袁可嘉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宁波中学）初中部学习。这一时期袁可嘉开始练习新诗写作并参加校刊的编辑工作。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袁可嘉和同时代人一样参加了学校的童子军活动。这使得他不仅多思善学，而且练就了一个好身体。

　　1937年夏天，袁可嘉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中，但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未能入学。为了生计，袁可嘉回到老家的庆德小学教书。此间，接受进步思想的袁可嘉在教书之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袁可嘉曾几次被特务追捕，而每一次都化险为夷。1938年夏天，离袁可嘉老家不远的商埠乍浦沦陷。袁可嘉觉得已经无路可走，遂与一位远亲结伴出走并考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民训大队。袁可嘉与其他学员一起在江西农村接受6个月的艰苦集训，随后被派驻湖南攸县国军第103师政治部见习。张治中将军任该师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袁可嘉与诸多年轻士兵接触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袁可嘉所处的103师是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嫡系部队。该部在1939年以湘西剿匪为名向四川秀山地区撤退。一路上，袁可嘉等青年人刷标语、发传单、街头演讲、高唱抗战歌曲。当时日军几次在夜间发动大规模的轰炸，袁可嘉幸免于难，但是每次在睡梦中惊醒并躲避的情形也在他内心留下阴影。随着形势的转变，部队的恶习以及沿途的强拉民夫和敲诈勒索使得袁可嘉等有志青年极为不满。通过袁可尚的帮助，袁可嘉最终离开了103师。

　　经过数月辗转，1939年夏天袁可嘉来到山城重庆并考入了由南京迁来的青年会高中部（现为南京第五中学）。当时学校在巴县江北悦来场靠近嘉陵江的一个小镇，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袁可嘉几乎没有离开过简陋的校园。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并与同学开始创办油印刊物。这时袁可嘉写的大多为抒情短诗，表达了对抗战的热情以及民生疾苦的忧虑。在重庆读书期间，袁可嘉结识了后来名满天下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当时袁可嘉读高中二班，比袁可嘉小七岁的余光中在初中一班。两人再次相见则是50年后，在北京的秋天，两人相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却难掩岁月的无情和历史命运的捉弄与无常。

　　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惨无人道的轰炸。重庆伤亡人数达6万多，1万7千多幢房屋被毁。袁可嘉的读书生活就是在隆隆轰炸的惊险日子里度过的。1940年到1941年正是日军轰炸最猛烈的时候，袁可嘉和师生们经常从教室和宿舍中跑出来躲避敌机的轰炸。同时加上物价飞涨、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的原因，很多同学都纷纷退学或转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袁可嘉仍然坚持读完了高中。

　　1940年冬天，山城重庆空前地寒冷。经过长兄袁可尚的挚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振汉教授的大力举荐，袁可嘉从青年会中学转入重庆南开中学（南渝中学）文科班。当时的教师朱光潜和柳无忌的夫人给袁可嘉在文艺理论和英文方面以很大影响。尤其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袁可嘉都是在夜晚点着蜡烛读完的。1941年，袁可嘉考取了近在咫尺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但是他最终却“舍近求远”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书。袁可嘉之所以远赴西南求学，正是看中了那里民主的学术氛围和特殊的文化精神。在重庆考试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袁可嘉和同学在早上四点就进入考场。可考卷刚刚发下来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师生一起紧急疏散到附近的防空洞。考卷不得不作废，第二天再重考。如此三番五次折腾，袁可嘉和其他考生已经苦不堪言。即使如此，晚上还要在防空洞里复习备考。在去浙江赴考的火车上，专心复习的袁可嘉竟然没有觉察到火车正遭遇空袭。当从卧铺被震到地板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车厢里的人早都跑光了。当他刚从车窗跳到路边的一条土沟里，身后的车厢就在巨响中瞬间被炸烂。1941年7月，袁可嘉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悼念重庆大轰炸死难者的诗作《死》。在浓浓的山雾和难耐的酷热溽暑中，袁可嘉终于离开山城，搭上一辆装满黄沙的货车上路了。路途极为崎岖颠簸，不能坐在货车的沙子上，因为那样的话很容易被颠下车来。袁可嘉只得接连数日躺在沙子上。沙子白天经过暴晒酷热无比，晚上经过夜寒又湿冷难熬。就是在头顶烈日暴晒，身下热沙蒸烤中，袁可嘉和货车在川、黔、滇的崇山峻岭和峭壁悬崖间苦不堪言地行进。兄长送的路费袁可嘉几乎都送给了卡车司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如果被司机甩掉将有不可想象的后果。车到贵阳境内时，袁可嘉已经身无分文。无奈之下他只好以流亡学生的名义到青年会告贷，费尽周折借到了150元法币，勉强维持到了昆明。 　　笳吹弦诵在春城

　　1941年9月23日，袁可嘉终于住进了西南联大位于昆明大西门外的新校舍。此时穆旦已任外文系助教，郑敏还在读。此时的校园刚刚经历了8月14日的大轰炸。其中新校舍内4 栋学生宿舍、北区常委会办公室、训导处、总务处、图书馆以及第 7、8 教室、南区生物实验室、北院的师院教职员宿舍以及南院的女生宿舍均被炸毁。面对民族危难，年仅20岁的袁可嘉已经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兼学者。事实证明，他的一生很好地践行了他的愿望。当时日军敌机对昆明频频展开轰炸。轰炸一般是在中午进行。为避免和减少空袭伤亡，联大把授课时间改为上午 7 时至 10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晚上 7 时至 9 时。每课 40 分钟，课间休息 5 分钟。遇有空袭警报，一律停课疏散，警报解除后 1小时照常上课。例如1940年9月30日日军大规模轰炸昆明，闻一多的住宅内落下一枚炸弹，万幸的是没有爆炸。而冯至的住所却在这次轰炸中毁坏。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和危险，但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冯至、卞之琳、闻一多、陈梦家、沈从文、冯友兰、金岳霖、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 余冠英、叶公超、燕卜荪、吴宓、陈铨、钱钟书、柳无忌、闻家驷等大家名师对袁可嘉、穆旦、郑敏和杜运燮等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这些诗人之间的创作和相互影响使联大学生中形成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盛况。

　　1941年，袁可嘉第一次见到卞之琳，却闹出一个笑话。他们见面时，袁可嘉称卞之琳为“卡先生”。卞之琳严肃地说，“我不姓卡，我姓卞”。当时西南联大先后竟然有100多个文学社团和各种校园组织，如“南湖社”、“高原社”、“南荒社”、“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耕耘社”、“布谷社”等。在校期间，袁可嘉除了参加西洋喜剧学会和英文壁报《回声》的活动外，还与同学陈明逊（后为加拿大湖滨大学历史学教授）、马逢华（后为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邹承鲁（后为中科院院士，著名生化学家）合办刊物《耕耘》。该刊物在政治上标榜中间道路，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一时期，袁可嘉的诗文经常在《耕耘》上发表。1942年间，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冯至和卞之琳等诗人的影响，袁可嘉的兴趣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了现代派。这位曾躺在草地上面对五彩缤纷的春城高空高声朗诵雪莱浪漫主义诗歌的年轻诗人开始转向里尔克、奥登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西南联大简陋的茅屋中，用土纸印刷的卞之琳的诗集《十年诗草》让袁可嘉爱不释手。而冯至在杨家山茅屋潜心践行的十四行诗的写作更是给袁可嘉以及热爱诗歌的学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袁可嘉在《一部动人的四重奏》中写道：“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垒泥为墙，铁皮护顶的教室里读到冯至的《十四行集》，心情振奋，仿佛目睹了一颗彗星的突现。新诗坛上还没有过这样的诗。”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叶芝、奥登以及西南联大诗人冯至和卞之琳那里惊奇地发现了另外的不同的写法和文学观念。

　　1942 年1 月6 日，袁可嘉参加了联大学生千余人声讨孔祥熙的游行活动。1943年，林语堂参观了西南联大。他幽默风趣的举止令袁可嘉印象深刻。1943年7月7日的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袁可嘉抒写抗战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此诗后来经冯至推荐发表在昆明《生活周报》副刊上。正是在奥登的十四行诗《在战地中国》的引导下，袁可嘉通过并不太严格的十四行诗抒写了南京、上海和北平大都市的黑暗本质和沉闷颓败的时代气息。在校期间，英国著名记者兼诗人罗伯特·白英教授开设的现代英诗课受到袁可嘉等大量青年学生的追捧。应白英教授的邀请，袁可嘉尝试着翻译了徐志摩的几首诗，后来收入到白英主编的《当代中国诗选》（1947年）里。这也是袁可嘉第一次发表的译作。然而，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对袁可嘉以及联大师生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5 年 5 月，《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之“教职员待遇及生活情况”一栏写道“近来昆明物价飞腾，职员一般皆入不敷出，负债借薪度日。”很多教职员工不得不变卖衣物和书籍，甚至不得不卖文为生。营养不良、病痛缠身、儿女夭亡成为普遍现象。袁可嘉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痉挛性胃痛，很长时间里夜间都难以入睡。在饥饿难耐的时候袁可嘉只得跑到学校的后山里去嘶吼几声。偶然中发现的草丛间的鸟蛋让袁可嘉欣喜若狂。当时西南联大的师生衣衫褴褛，形同流民，但是他们以强大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高拔之地。

　　1946年5月，随着抗战结束，在艰苦卓绝中完成了抗战八年育人三千历史任务的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纷纷各自返回北平和天津。1946年，袁可嘉从西南联大毕业。毕业论文是用英文撰写的《论叶芝的诗》。袁可嘉与老师卞之琳以及同学赵全章等乘卡车经云贵高原辗转梧州、广州和香港终于回到了南方老家。同年10月，经袁家骅老师举荐，袁可嘉被北京大学西语系聘为助教。那时工作并不繁重，大量时间袁可嘉用在了诗歌研究上。

　　1947年到1948年间，袁可嘉创作了大量诗歌，大多发表在沈从文、冯至、朱光潜和杨振声等先生主编的报刊上。这一时期，袁可嘉将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新诗现代化”上，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相融合的道路。在1946年年底到1948年间，他提出“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的主张。这显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诗创作的实践以及相应的诗歌观念的转换密不可分。1947年，在上海参与创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陈敬容与袁可嘉开始书信交往，并邀请袁可嘉、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北方诗人写诗撰稿。这一时期袁可嘉的研究成果以《新批评》为名结集收入朱光潜先生主编的诗论丛书。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这些稿件不幸在投寄途中丢失了。迟至40年之后，《新批评》更名为《论新诗现代化》，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1950年夏天，袁可嘉离开北京大学，被调往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任译校员。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袁可嘉接触到的是毛泽东著作以及马列主义的经典文论。期间袁可嘉结识了杨朔、杨宪益和叶君健等。同为“九叶”诗人，袁可嘉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52年的秋天。在西单附近一个胡同的饭店里，袁可嘉和■ 以及钱钟书先生一起聚会。他们畅谈诗歌，畅饮通化葡萄酒，真正感受到了“深秋如酒”的陶醉时刻。1954年年初袁可嘉又调入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译。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是袁可嘉翻译了大量的现代诗。1955年，已经34岁的袁可嘉终于在情感上找到了归宿。1月20日，袁可嘉与在机械部十局做俄文翻译工作的程其耘结婚。1955年底，袁可嘉大女儿晓敏出生。尽管只是居住在西城象来街的一个摇摇欲坠破旧不堪的危楼上，但是迟来的家庭温暖还是让袁可嘉无比高兴。程其耘本出生于书香世家，身体瘦弱，不曾做过家务。但是为了照顾两个多病的女儿和袁可嘉，程其耘毅然辞去公职。此后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家里家外操劳。在袁可嘉遭遇寒冬般的那些受难的日子里，是妻子给了他无尽的温暖和宽慰。2000年程其耘生日的当天，袁可嘉在给她的贺卡上这样写道：“这45年来的风风雨雨证明我们的情谊天长地久，固若金汤。为此，我要感谢你的全力支持；你深刻理解我的志趣，在各种艰苦关头，都以你娇弱的身躯挺身护卫我度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七年的下乡改造、四年的劳改生涯”。 　　1957年，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袁可嘉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在外文社工作。经过老师卞之琳的推荐，他于该年春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任助理研究员。从此，袁可嘉开始着手真正意义上的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后袁可嘉因为“右派言论”受到隔离审查。1958年秋天，袁可嘉被下放到河北建屏小米峪村接受劳动改造。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袁可嘉借住在一位张姓贫农的家里。在修水库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袁可嘉不堪重负，几次病倒和饿晕。这段时间每天天不亮就出工，甚至晚上十一点多才收工。即使是在如此困境中，在1958年寒冷冬天的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袁可嘉仍在陋屋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翻译了彭斯的70余首诗作。写作条件极其艰苦，屋子里没有桌子，他就拿被褥和枕头代替。有一段时间袁可嘉负责在工地上翻石灰。夏天，酷热又没有风，石灰呛人刺眼，这对常年患有高血压和高度近视的袁可嘉来说，痛苦可以想见。因为石灰的原因以及多年劳累，袁可嘉的一只眼睛因为眼底黄斑而失明。在劳动生产与监督改造中，袁可嘉也希望不断改掉知识分子的弱点，“我是平原上长大的，不习惯走山路，走得不大稳当。不论我上坡下坡，离我尺把远的地方，总有个长长的影子跟着。不用说，这是咱们的生产队长。他忙着指挥战斗，也忙着照顾这个新上阵的近视眼战士”（《散文诗 一》，1959年4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袁可嘉认识到“批评正是更高级的关怀”。在建屏劳动期间，袁可嘉曾赶上一次少有的食堂杀猪改善伙食。很早的时候食堂窗口就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等到一碗肥肉拿到手的时候，袁可嘉觉得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过。回到北京后，袁可嘉翻译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此书作为内部材料印制500册。在文革时期这本书被列为禁书（“黄皮书”）。在反资批修中袁可嘉也写了批判英美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其中自然避免不了当时“左”的思想倾向，“盲目地全面否定他们反映现实的一面和艺术成就。这对我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袁可嘉语）。1963年之后，袁可嘉接连参加了三期的“四清”运动，先后到过安徽寿县、江西丰城和北京门头沟郊区。“文革”开始后袁可嘉写交代、做检讨、挨批判。1970年袁可嘉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1972年夏天，袁可嘉回到北京。因为不愿意介入激化的阶级斗争，他偷偷在晚上记日记并坚持翻译西方现代派文学。1973年3月，袁可嘉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美籍作家许芥昱来京。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二人交往频繁，这引起了公安部门的警惕。1973年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找袁可嘉谈话并要求交代问题，许芥昱被驱逐出境，1982年1月4日在旧金山死于一场泥石流。袁可嘉被定性为“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袁可嘉自此受到大规模批斗，“罪行图片”被展览。此后，袁可嘉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还要天天写检查。“文革”期间，袁可嘉还因为私下议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而受到处分。在不停的打击下，袁可嘉经常在深夜吟诵自己的一首诗《沉钟》，这首诗成为他苦难中的精神支撑：“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直至1979年，袁可嘉才得以平反。“文革”中，晓敏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到北京郊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为了能够让女儿在家多住一晚，他往往在凌晨四点从家里出发，骑着自行车带着晓敏去郊区。时值冬天，朔风扑面，袁可嘉来回差不多就得一天的时间。晓敏在父亲的鼓励和辅导下，最终考取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她后来自费到美国留学，成为一名电脑专家。次女袁琳中专技校毕业后到工厂工作，后来调到北京金融学院图书馆工作。

　　又一片叶子凋零了

　　新时期的袁可嘉重新焕发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的热情。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就是四册八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收录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个流派99位作家194部作品，计300万字）。经过袁可嘉的联系和动议，在京的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和杭约赫以及外地的王辛笛、唐祈、■商议编订出版事宜。王辛笛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于是《九叶集》问世。该诗选于1981年出版后，旋即引起广泛关注。由此，这九个人被命名为“九叶诗派”。在当时社会转型冷暖交替的时节《九叶集》的出版还引发了一些争议。相关部门认为这些诗人大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并且还搞所谓的“现代派”，所以认为不宜多宣传。这导致当时的一些刊物不得不临时撤下关于“九叶”诗人的文章和诗作。

　　1980年秋天，袁可嘉前往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到旧金山不久，袁可嘉受聂华苓的邀请前去参加“中国作家周”活动。遇到了从国内来参加活动的艾青、王蒙、陈若曦等著名作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袁可嘉搜集了大量的欧美文学的资料。在美期间，袁可嘉还遇到了来美讲学的老师沈从文、卞之琳和冯亦代先生。作为袁可嘉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沈从文和卞之琳的到来让袁可嘉无比兴奋。接连数日一起深谈到凌晨，而西南联大的美好时光只能成为唏嘘感叹中的记忆了。旧金山的讲学任务结束后，1981年3月袁可嘉前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芝加哥、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北卡州普尔管理学院等地讲学。在妻子来美期间，夫妇游览了波士顿和华盛顿等地。期间袁可嘉还与著名诗人郑愁予相识。

　　袁可嘉于1982年6月中旬回国，在上海等高校做专题演讲。上海期间，辛笛的女儿王圣思第一次见到袁可嘉。她印象里的袁可嘉是胖墩墩的，额头饱满，平易近人，深度眼镜背后闪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回到北京后，袁可嘉主编和翻译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1985）。因为当时正赶上“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袁可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冒着不小的风险。其专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袁可嘉翻译的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叶芝在29岁时写成的爱情名诗《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过去的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1985年，袁可嘉应邀去玉门参加石油诗会，在前往敦煌途中竟遭遇车祸。袁可嘉在事故中四根肋骨被撞断，只得在玉门救治疗养。1986年英国访问期间，袁可嘉有幸结识了桂冠诗人塔特·休斯以及陈西滢和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1987年袁可嘉和杜运燮合编的纪念穆旦的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拟在1987年出版劳伦斯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书并邀请袁可嘉作序。限于这本小说巨大的争议性，袁可嘉婉拒并劝出版社慎重行事。结果是该书出版后不久即被查封。 　　《九叶集》出版后，袁可嘉和郑敏等人也交往不多。郑敏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袁可嘉家里吃饭，席间沈从文先生也在场。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沈从文突然拉住袁可嘉的手问，“以前有一个写诗的人叫郑敏现在哪里去了？”听到此，袁可嘉和郑敏都同时哈哈大笑。袁可嘉笑着说：“去哪里了？她就在你旁边呢！”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因病辞世。听到噩耗，接连数日袁可嘉悲不可言。参加完遗体告别仪式后，袁可嘉撰文《从一本迟出了40年的小书说起》（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和台北《联合报》）予以纪念。三个月后，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袁可嘉来到山东青岛疗养度假。8月的一天海边突遇暴风骤雨。海天茫茫，袁可嘉不禁悲从中来，“生也茫茫，/ 死也茫茫，/ 宇宙洪荒，/我将何往？// 我将何往？/ 地狱？天堂？/ 我将何往？/ 火化？水葬？”

　　1991年，袁可嘉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前往美国探亲。截至 1991 年底，袁可嘉编译的单行本共计 20 种29 册。1994年7月7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袁可嘉的一首诗《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而我们在诗人的暮年听到的是“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在痛楚的记忆里是“没有路的路上 / 忘了饥渴，疲惫，生命，爱情。”袁可嘉笔耕达半个世纪之久，“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顾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心情是酸甜苦辣，四味俱全的。”这位经受了时代痛苦和磨难砥砺的诗人和学者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当家人在美国定居多年之后，他在已经没有能力一个人住在北京的情况下才在1997年下半年移居美国。

　　此后，袁可嘉对北京和故乡的思念不断加深。正如他自己所慨叹的“老了却在纽约做中国梦，夜夜梦着北京。”1990年和2000年的时候袁可嘉为老师卞之琳发起祝寿和诗歌研讨活动。2000年12月，袁可嘉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拖着病身从纽约飞往北京为卞之琳举办学术研讨会。只可惜天不假年。研讨会前夕，12月2日卞之琳竟突然辞世。这给病中的袁可嘉以极大的打击。

　　晚年的袁可嘉客居美国。他多年病痛缠身，曾因连续中风三次而卧床不起，并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脑缺氧和帕金森病。曾经敦实的袁可嘉因为病痛而变得消瘦不堪。坐在轮椅上的他甚至一度不能提笔和进食，生活难以自理。袁晓敏、袁琳后来回忆，父亲总会在半夜泪流满面地惊醒，问家人自己是不是身在家乡慈溪？可惜，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袁可嘉生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文集，但是这成了他生前的最大遗憾。

　　2008年11月18日，袁可嘉在美国辞世。又一个诗人的背影远去了。噩耗传到北京后，同为“九叶”诗人的郑敏非常悲痛，不免发出无比苍凉和无奈的感慨，“我们‘九叶’很惨啊，又一片叶子凋落了，就剩下我这最后一叶。”早在1946年，年仅25岁的袁可嘉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愿这诗是我的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的窗口望海。”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