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长的烦恼
25年前，生活在中国象直线一样简单明了。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或事业单位上班，农村居民为生产队工作。大家的收入不多，但这真的无关紧要，因为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买。很多时候，可供选择的衣服不是深灰色中山装就是深蓝色中山装。仅有一些政府官员有汽车可用。对其他人来说，私人交通工具的含义仅限于：经过数月等待，才有机会购买的飞鸽牌自行车。
生活虽单调，但人们的基本需求被照顾得很周到。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养老金、住房。教育免费。当然，也有一些颇大的动荡要对付（物资短缺、大跃进等），但是这种安排有一些很明显的益处：中国的文学创作、平均寿命以及婴儿成活率的表现更象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同等规模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相比，可谓强多了。这个制度有时候被称作铁饭碗，听起来让人十分安心，然而大多数人渴望比米饭更有吸引力的食物。
当然，那样的日子已经相当遥远了。自从邓小平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轰动的财富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4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沿海及长江一带产生了大约1亿的中产阶级，过去可是一个也没有。邓小平曾说：“致富光荣”。现在，每个中国人都在实践他的话。
成长的代价
象其他任何一个大变革一样，中国的改革也要付出代价。政府的主导角色从农业、工业、商业中退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失业率的出现。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偏低。城市的失业人数可能多达1500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能是这个数字的10倍。但是这至少是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最终有望解决的问题，而其他的问题将需要充满创意的政策改革去解决。这周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经济放开给国家的医疗体系带来冲击。它威胁到了中国过去确实值得骄傲的一项成就：部分地区的平均寿命尤其是西部现在也许在下降。一些曾以为已受到控制的疾病又卷土重来。政府背负着经济现代化的巨额成本，它征收的税却不高（税收已经从GDP的12%增加到18%，但仍旧不够）。因此，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医疗系统就成为了一个受害者。政府的医疗投入减少，医院和诊所大幅调价。大多数人不再拥有能够替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铁饭碗。医疗保险在城市外又很少存在，因此一场不大的病都容易让一个家庭背上债务。这意味着在个别地区贫困人口的增长。
任何一个地方要发展，污染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不例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中国占了16个。中国每年要为污染以及环境的恶化付出1700亿美元的代价。污染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闻，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问题升级了。某些力量甚至在破坏中央政府控制污染的努力。各地的管制比过去宽松得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对那些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产生大量污染的企业，各地似乎没什么动力对它们说“不”。
上述问题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部分问题而已。其他象养老金制度迫切需要健全，银行整顿的花费也不菲。但也不必太悲观，回头看看150年前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没有谁建有养老金、医疗体系。大多数国家的的污染问题也很严重――伦敦更是给人留下了“雾都”的印象。推动这些国家改头换面的是经济增长以及强有力的决策。
在中国，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能实现的。同时，政府开始扛起它的新责任。负面消息之外，抗污染战场也传来好消息。普通民众开始利用法律武器捍卫生存环境。政府的环保支出显著增加。外国公司受邀帮助解决污染问题。就医疗问题来讲，SARS给当局敲响了警钟：一个不健全的医疗服务系统是相当危险的。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的测试在进行中。市场也在介入医疗领域，它给人们提供了除国有医院之外的选择。
当然，在短期内要想不花分文轻松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经济繁荣，个人的财富增加。同时，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致富的能力还意味着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当人们被要求掏钱的时候――缴税，支付医疗、保险费用（过去这些都是国家负担的），在这些钱的用途上他们当然也想要更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