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欧洲风情小镇:"工厂办社会"的历史遗产?

前不久，英国《卫报》用寥寥几句，毫不留情地寒碜了华为一番，这篇名为《请让我们上地图：中国较小城市为明星建筑疯狂》的报道中写道，华为曾因抄袭对手而惹上官司，但其对“模仿”的热爱延续到了建筑领域，尽管其在松山湖畔模仿欧洲十二小镇的建筑群看上去像是主题公园，但华为的狼文化和“奋斗者精神”鼓励员工主动放弃假期、选择加班，员工并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华为的工作文化与华为小镇的休闲趣味是南辕北辙般的存在，而承载着对现代化国际化想象的异国建筑，正在中国的土地上迅速涌现，从一线城市到二三四线，无一不被裹挟，中国的空间规划与建筑中显示着一种时代造就的精神症候，华为小镇恰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从资本主义工厂城镇到社会主义企业办社会

围绕企业和产业进行城镇区域规划，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机器化生产所造就的人类群居格局。芒福德曾将因工业而集中的城市化视为“机器神话的一部分”，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大机器工业使得“聚焦”和“生产效率”紧密相连，分散的、小规模的作坊被大工厂所取代，并最终汇聚成工厂城镇，有些甚至成了大城市。

工厂城镇的发展也改变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劳动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在手工作坊时代，工人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地点也在居住地的附近，他们甚至可以带着作为生产资料的工具到处闯荡。而大机器生产中的工人必须集中到工厂上班，也需根据订单与机器的开动而有了严格的上下班时间。正如19世纪中期的一位英国记者报道：“没有一个曼彻斯特的工人没有钟表，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有一个忙碌的摆，在整个世界面前公开而公正地摆动着。”最重要的是，在大机器为主导的工厂之中，个体的工人在大机器面前成为了可被替代的人，而在手工作坊时期，工具如何离开了个体的人，那什么也不是。

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工厂规模迅速扩张，早期的工厂村庄逐渐变成了工厂城镇，甚至有些成为了工业大城市。因为机器与工厂的集中，工人们也集中居住，而早期绝大多数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拥挤的棚户区和地下室成为了工人们的栖身之处，而肮脏的环境又成为了疾病蔓延的沃土，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曾引用了一位医生的话：“工人常住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纤、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你来我往，以致于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航脏，不通风，成为传染病的发源地”。

这个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Pullman），1884年，乔治·普尔曼在芝加哥近郊建起了这座工厂城镇的模版，内设超过400栋居住单元，熟练机工住在风格统一的砖砌排屋里，公司管理层则享有独栋住宅。住宅联通城镇中的教堂、图书馆、商店等都归普尔曼所有，他把所有住房租出去以收取租金。这座城镇为20世纪初有意为工人提供福利的实业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案例。图片来源：The Newberry Chicago's Independent Research Library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一种更为系统化的“福利工作方法”被应用到工厂城镇进行规划之中，工人居住空间被视为一种社会福利，与厂址空间的规划同步进行。这与美国国会通过工人补贴费、工作时间、妇女最低工资、老年退休金等议案，以及“工人赔偿金”制度（1902年）、最低工资规定（1912年），八小时工作制（1916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用一种“福利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应对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同时也调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筑梦：美国住房的社会史》中写道，美国实业家们将这种新型的工业规划并非视为慈善事业，而视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福利住房可以成为促进生产的工具，因为规划学家曾表示“生活在标准工厂城中的工人，其工作效率比其它工人高25%-30%”。通过带有工人居住住房的工厂城镇的规划，实业家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工人，使他们免受激进政治运动和工会的影响，而全家租用企业的住房生活会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同时，通过对福利工程的分配，加强公司员工的等级制，一般来说只有熟练工人才能搬进企业铸造的住房。但这种曾红极一时的带有家长制统治方式的工业城镇在1920年代大萧条时期走向衰败。

从上述历史分析可以看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工厂城镇的规划建设都是以生产为中心的，而生产之外的休憩、休闲功能，伴随福利资本主义兴起才逐渐被纳入空间设置规划之中，但又随着经济危机迅速隐去。在一定程度上，苏联的城市建设中也借鉴了这类工厂城镇的一些空间建设经验。但社会主义的苏联，并非出于平抑劳资的紧张关系而推进劳动者的福利，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工人阶级是苏联的领导阶级，因而在它的现实主义城市规划之中注重树立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平等的社会理念。苏联的工业城市设计保证了居住区与工厂区的有机联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注重精细化、标准化的空间设置，包括工人从住宅区到工厂所花费的时间、工人劳动与居住的平均面积，都有详细的规划。在空间的分配中，非常注重践行平等的理念，试图用空间上的平等设置以体现社会的平等，建设了一个指标控制下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城市空间。这也对中国的工厂区产生了影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对于工厂空间的规划中必然包括着对工人居住区（家属区）、工人集体活动区域的考量，甚至在一些中大型企业中产生了一种作为社会单元的“工厂社区“。这种工厂社区除了组织生产之外，甚至建立了一整套服务福利体系，涉及到员工及家属子女的教育、住房、娱乐等方方面面，可谓生老病死无所不包。因而在空间设置上呈现为不同的工厂社区被大院围墙所分离，不用走出围墙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在住房、教育市场化的今天，这种社区一方面因其便利、福利与所建立的亲密社区联系而被怀念，另一方面也因其自成体系而被指责会导致地方社区的割裂，尤其当围墙外是生活条件不如工厂区的广袤农村地区之时。

核城404:上世纪中国的工厂城市。从1958年建造开始,404的目标只有一个：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许海峰 张敏 澎湃新闻资料图

“狼文化”与过于休闲的生产空间之冲突

据媒体报道，华为小镇这个“绿色新基地”将要容纳3万研发人员，华为大学、研发中心、中试中心等将搬迁至此。12个建筑群——它们分别仿造的是牛津、温德米尔、卢森堡、布鲁日、弗里堡、勃艮第、维罗纳、巴黎、格拉纳达、博洛尼亚、海德尔堡、克伦诺夫等十二个欧洲小镇——将承担华为的工作职能，这意味着华为员工们每天都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在十二个建筑群之间，进行一场景点的“集邮”。

这种对异域风情的复刻，在中国并不罕见。在百度中搜索下“异域风情的小镇”，排名在前面的全都是中国的欧洲小镇，如“走访广东五个异域风情十足的欧洲小镇”、“国内20个异域风情小镇，七夕带她去享受异域浪漫吧”。很显然，这些异域风情的小镇多为旅游而建，它们试图成为游客的凝视对象，给予游客一种浪漫的想象，是旅游经济的物质产物。

但华为小镇出现的令人迷惑之处在于，这种被凝视的外国景点式样的建筑出现在了一个最以生产为中心、甚至带一些禁欲文化的公司之中。一个以“奋斗者”为本的公司，一个将员工牢牢地与“工作”捆绑的公司，建设了一个充满观光休闲趣味、期待被凝视的工作区域。而旅游作为一种休闲经济，与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作伦理并不兼容。正如John Urry指出，工业社区将工作从娱乐、宗教活动和节日中分离出来，正是人们前往旅游胜地的原因之一，大众旅游和19世纪工业化息息相关，“大众旅游者的凝视最早来自于北英格兰工业城镇的贫困街巷”。在现代社会工作和休闲被组织成为两个分离的、有条理的社会实践领域，观光和旅游凝视恰恰是为了与生产工作区隔开来，是对工业城镇所设置的空间秩序的一种逃避。

华为的欧洲风情小镇示意图

作为一个以“虚拟受限股”的方式让多数员工能够参与到公司发展分红、被称为具有独特股权设置的共享型公司，华为一面开创了一种让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劳动果实分配的经济运营模式，一方面也以奋斗者文化为荣，通过各种考核机制、晋升体制鼓励拼搏奋斗的员工，需要员工申请成为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的奋斗者，用华为的创始人兼精神领袖任正非的话说就是“30多岁年轻力壮，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数钱，可能吗？”以这种奋斗精神为支柱的华为创造出了世界领先的企业，但同时围绕在成功上的乌云也包括 “过劳死”、“加班文化”，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坊间流传的中年裁员。可以说，华为的形象在成长于商业经济时代、消费社会之中的年轻人看来一点都不酷。

所以，华为抛弃了整齐划一的写字楼，试图在风景优美的湖边复制12个欧洲小镇这一行为，可以被视为华为在文化上的一种努力，将“异域风情”的建筑设置或者符号包装用于员工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一个不太酷的公司或许能够实现“品味”阶跃。毕竟，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熟谙此道，吴靖、王颖曜在《可见的地产和不可见的家——解读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政治》中指出，在“中海安德鲁斯庄园”、“南方碧水康桥”、“莱顿小镇”、“东方斯特拉福德小镇”这些挪移西方建筑风景的中国楼盘广告背后，则是用一个乌托邦的视觉世界来作为一种品味的象征，“作为整体，西方成为中国房地产广告景观中的贵族阶层，代表着财富、地位、高贵和一切地产商希望嫁接到空间与建筑中的社会意涵。借助西化的景观，中国的新贵想象性地融入了全球上层的行列，将大众远远地抛在贫困的本土”。

华为企业人格的空间塑造：新贵象征还是福利遗产？

华为创始人自然与房地产商们不同，他应该没有想让大众被远远抛在贫困的本土，实际上华为使得许多贫苦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实现阶层的跨越，过上了中产的生活。华为小镇有意地抛却了社会主义传统的生产空间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建筑并非是一堆指标的集合和平等的象征，也不是权力等级秩序的象征，而是需要成为品味或者新贵的象征性表达。在这种浪漫化的空间想象中，华为所援引的是西方的文化资源和贵族想象，脱离了现实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原样复制一个空间，这也正是华为为人诟病之处。但很明显，这个举动有着现实功用。以往的事实是，尽管华为在东莞早有相关产业布局，但很多员工选择通过班车在深圳-东莞两地通勤，作为大都市的深圳依然作为理想的目标而存在。可能是任正非也看出来大都会具有的某种“腐蚀性”，深圳飚飞的房价足以让任何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赚钱的人怀疑自己的劳动是否有意义，毕竟所有的汗水得到的回报远远低于投机的“炒房”一族，而大都会的技术圈中广为流传的创业暴富神话、上市圈钱流言，难说不会影响华为年轻人对事业的态度以及人生抉择。

建设中的华为小镇

在房地产市场飙升之前，华为的老一代奋斗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许多都在深圳买了房安了家，但是对于新一代奋斗者来说，扎根华为获得的经济回报在日益高企的房价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与此同时，土地成本高企的深圳难以为华为提供工业资本扩张所需的廉价土地，资本通过空间的拓展前往土地成本更低的区域成为了大势所趋。那么重新寻找建设一个空间，填补新老奋斗者之间的落差、巩固脚踏实地奋斗的工作伦理，成为了华为的必然之路。

在华为拙劣地复制12个欧洲小镇建筑外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挪移到了松山湖畔的全新空间，也在被华为自身的企业文化所浇铸着。显得过于“休闲”的华为小镇，用一种视觉符号的方式宣告着华为对于这片新土地的占有。华为小镇空间设置中不难让人想起曾经的 “工厂社区”，劳动者的劳动空间、居住空间、生活福利都被纳入了规划设想之中，据称与12个欧洲小镇一路之隔会有5000套华为人才公寓设置，而在离华为小镇更远的区域将有更多配套住房地块以及配套的教育娱乐地块。在坐着小火车围绕着12座欧洲小镇之时，华为的年轻人或许可以在更加浪漫的想象之中，在华为提供的各项企业福利之中，暂时忘却五十公里之外笙歌鼎沸的深圳。在媒体披露的华为内部公告中指出，华为小镇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作方式，一个全新的工作理念。”尽管这个“全新”究竟如何，并无明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为是想要开启一个让年轻人扎根东莞的新时代。一个远离尘嚣的浪漫“异国小镇”，能不能在文化上抵抗住大都会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个曾用共享股权的方式激发起奋斗工作伦理和集体意识的公司，能否用更具“情调”、拥有更完备的福利体系的空间中去完成奋斗带来美好前程的承诺？这些都留待我们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