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作家何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作家、各位朋友：

　　今天，我从绵阳来到北京，接受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散文奖。我知道，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八万多父老乡亲的遗体面前，在千万同胞失去家园的深重苦难面前，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荣誉，是多么苍白、多么微不足道。但我还是以一颗感恩之心，接受这个荣誉，因为这是首都人民对灾区的关爱，是老舍散文奖评委们对灾区作家的鼓励，是《北京文学》杂志社对灾难题材作品的倾斜和肯定。

　　老舍先生一直是我崇敬的作家。在初中语文课本上，我就读到了根据《骆驼祥子》节选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先生关注民生、悲悯底层的情怀，通过文字深入幼小的心灵，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没有想到，三十年之后，我因一篇不算十分精彩的散文而与老舍散文奖结缘，这是我的一件幸事。

　　“５•12”特大地震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在当天经历了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后，绵阳的作家、艺术家们放下手中的笔，投入抗震救灾的洪流。在九洲体育馆与五万灾民在一起，安排衣食、照顾老人和孩子，昼夜值班。当时余震不断、传言四起、人心惶惶，亲人和远方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离开绵阳到外地避难。我谢绝他们的好意，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家乡遭难，我如果举家逃离，将来会后悔，良心会不安。我和乡亲们一起经历了难忘的日日夜夜，体验了个人在大灾大难面前的惊吓、无助、焦虑和不安，并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

　　那些日子，我既要安排一家老小躲避地震和洪水，又要到灾民安置点服务，还要兼顾一个作家的责任。我每天背着身份证、户口本、少许应急的现金、笔记本和相机。在我们发放救灾物资的间歇，很多人会向我们哭诉地震时的情形，千奇百怪的破坏场景，更新了我们对于地震的认识，深哀剧痛使人热泪长流。而山区农民在灾难面前的巨大承受力、坚强面对未来的乐观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震撼我。晚上回到避震棚里，坐在潮湿的草地上，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篇散文《亲历大地震的人们》，很快被《十月》等十多家杂志刊登或转载。

　　很多时候，我不忍写下这些文字，但是我又不得不啼血溅泪写下这些恶梦般的文字。正如表演艺术家巩汉林先生所说：在“5•12”这场千年不遇的大灾难面前，我们每个人只能以自己最专业的方式做一些事、尽一点微薄之力。

　　2008年5月23日，中国作协采访团到平武南坝镇采访，我们三位灾区作家陪同。在离南坝还有十多公里的地方，塌方阻断了道路，队伍只好在当地采访后返回成都。我和另一位作家驱车前行，心情极为悲壮。在南坝镇对面，垮塌的山体又在滑坡，距离我们的汽车不足一米……站在夷为平地的南坝废墟上，在厚厚的口罩也无法挡住的腐臭中，我们被眼前的惨况惊呆了。尽管经历了1976年的松潘、平武两次7.2级地震,尽管这次地震后每天都在看电视,真正到达灾难现场时，我们的眼睛和内心被撕裂着。特别是在南坝小学倒塌的教学楼前,看见散落在砖头和水泥块中间的书包,一幢教学楼废墟下仍然埋着学生的尸体,因为道路阻断大型机械无法进来,尸体在酷热中很快腐烂,苍蝇乱飞,而救援人员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

　　在北川陈家坝镇，人们刚刚跑出家门，却被垮塌的山体连人带房一起埋进数百米的山谷中，很多家庭惨遭灭门。幸存者用红得像要燃烧的眼睛每天遥望那些夺命的岩石，却无法找到对手和敌人，无奈和凄苦强压在他们的内心，也逼压在我们的心头。

　　在唐家山堰塞湖即将泄洪的前夕，绵阳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大水要来的恐慌让很多人匆匆逃离，朋友给我发短消息说：逃命要紧。我们也想躲到安全之地，但我们还有采访写作报告文学的重任。我们带着瓶装水和干粮到北川、平武、安县等极重灾区采访。由于小商小贩逃离，商店关门，农贸市场无法营业，我们有时买不到面包或饼干，只好忍饥挨饿。

　　6月8日，正是堰塞湖溃坝恐慌达到极点的时候，我陪同赶来设计抗震救灾纪念章的东北大学赵琛教授，前往封闭的北川县城拍照。大水下来将首先冲击北川城，防化部队暂时撤离。整个县城只有唯一的警察开着一辆警车在巡逻。那天，北川还发生了两次余震。站在县城上方的三倒拐处，遥望北川县城，王家岩垮塌冲毁了五条居民集中的街道。另一边是景家山垮塌埋掉了北川中学新校区。乱石肆意砸毁房屋、汽车和行人，被称为死亡谷的小河街在两三分钟内尸横遍野。在埋尸的万人坑附近，两层口罩也无法挡住恶臭。初夏的风却让人感到格外寒冷。三倒拐附近的山坡上，一块倒下的广告牌上的铁皮被乱石撕裂得像碎布一样。我听见铁皮在风中发出深长的悲吟，像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在长叹，一声接一声！仔细分辨后，我不得不相信，那是一块有灵性的铁皮，他的悲吟仿佛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由此，我记住了这个非同寻常的细节。

　　从北川县城出来后，我们到了北川中学。将唯一的食物―――一块巧克力放在课桌当成的祭台上。一个防疫人员告诉我们，废墟中还有三百多名师生的尸体没有掏出来。我们强忍眼泪点燃一炷香，祭奠北川中学遇难的师生。

　　回来的路上，大家不敢说话，害怕一开口就无法控制情绪。回到家，我关上门便嚎啕大哭，平生第一次大放悲声！

　　哭完之后，在佛像面前敬一炷香，情绪再次失控，又一次大哭起来！

　　几天之后，我拿起笔来,在余震不断中呆在书房里写下了散文《铁皮，在风中悲吟―――祭5•12大地震毁灭的北川城》。这次我不怕余震了。我对自己说：那么多如花似玉的生命走了，我的命并不比他们金贵。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不得不停下笔，伏案痛哭。哭完再擦干眼泪继续写下去。完成之后，稿纸和浸透泪水的废纸一齐堆在书桌上。

　　我知道，一篇八千多字的散文，无法尽述北川人经历的苦难。每一个幸存者心中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片段。写完后我感觉筋疲力尽，只好安慰自己：我已经尽力了，尽力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今天，北京的12月，已经进入了严冬。作为一个来自地震灾区的作家，我感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温暖，感受到了首都的作家们给予的温暖，我要把这股热流传递到重灾区。我会把这份奖金换成棉被、棉衣送到山区。大山深处还有很多人在临时搭建的棚户里，急需御寒的衣物。地震之后已过半年，这半年，对于灾区人民来说既短暂又漫长，要在破碎的土地上重建家园，半年时间是太紧张太短暂了！熬过这个艰难的冬天，灾区就会走出最困难的日子。引用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面对灾难，作家何为？大江健三郎提出的问题也在严肃地拷问我们。灾区人民经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加缪在《鼠疫》中写到的痛苦。人性中的美与丑，勇敢与懦弱，也在大难中显露无遗。但愿我们能通过这次灾难，进入中华民族百年多难的集体记忆。从鸦片战争至建国前，外敌入侵，内战频仍，政局动荡，人民没有多少安宁的日子。即便是建国后，也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天灾人祸从未间断。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分摊到一个普通的四川农民家庭，就是吃饱了饭，盖了一幢新房，特大地震又让多少打工农民的血汗付诸东流！有一些家庭盖好新房，还未还清银行的贷款，房子又毁于一旦。民生多艰啊！但愿我们的作家能真正直面现实，写出一群人的痛，一个民族的痛，让文学在灾难中得到新生！

　　地震之后，中华民族发出来的大善大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重建信仰的一次集体行动。敏感的作家会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让我们一起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