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牧区人口迁移流动分析
一、内蒙古总人口与牧区人口的迁移变化
(一)内蒙古总人口的迁移变化
建国以来,内蒙古是人口迁移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建国后出现过几次大的迁移流动,时而迁入人口急剧增加,时而又大量迁出。根本原因是围绕内蒙古的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进行的。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内蒙古总人口从1949年到现在基本经过了5个人口发展变化阶段,可以看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变动对人口总量变化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迁移变动增加的人口占增加总人口的近60%,总体上迁入人口大于迁出。70年代之前,是内蒙古总人口急剧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70年代至80年代末,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由高向低急剧转变,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了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1990年降到13.98‰。同时,人口迁移变动的速度也明显变缓。这一时期主要是社会因素的影响。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并且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发展阶段。但迁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二)牧区人口的迁移变化
内蒙古牧区人口的发展变动趋势,与自治区人口的趋势基本一致。解放前,内蒙古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使人口急剧增加。因此牧区人口由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的22.8万增加到1949年的26.3万。建国后内蒙古牧区人口的变动大致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1957年是牧区人口缓慢增长时期。这个时期人口净增加7.2万,增长率为27.4%,平均每年增9000人。这时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国家支援重点是大兴安岭森林工业及包头重工业两大工业基地,因此牧区人口增长远落后于自治区人口增长;1958―1960年的三年时间增加了19.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4万人,形成了建国后牧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牧区在“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下,在牧区、半农半牧区开垦草原,大办农业和副食基地,从外地引进农民耕种。此外,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由邻近省区进入牧区自谋职业,造成了牧区迁入人口的急剧增长;1961―1964年牧区人口没有显现出大的起伏,平均每年增加6000多人。主要原因有1962年政府有组织地遣返部分人口; 1965―1979年是人口变动比较频繁的时期,也是人口增加的第二个高峰期。牧区人口增加了71.6万,平均每年增加50000多人。主要原因:一是盲目开垦草原进入的农耕人口;二是60年代末中央在内蒙古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据有关资料显示1969―1975年共安置近80000人;三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内蒙古有3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牧区插队落户,其中有部分知青下到了牧区; 1980―1986年牧区人口增加较大,主要原因有内蒙古东四盟划回内蒙古的因素。但80年代末开始并持续近10年的草原开垦,又一次使牧区人口大增。这6年间,牧区人口实际增加了17.2万。一项研究成果指出:80年代初,仅部队系统就有2大军区、6个省军区、4个兵种的229个单位在11个盟63个旗县建了446个生产单位,占草原面积890万亩,其中开垦135万亩(《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发展的文化维度》恩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87―2000年从数字上看这13年间牧区人口保持着比较平缓的增长速度,没有大的起伏变化,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一期间牧区没有人口迁入。相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新建电厂、煤矿、林场、造纸厂或资源开发等为名义进入草原的人很多。而同时牧区人口中,因读书、升学、外出打工等原因流出的人口也很多。那么,二者相抵,使人口变动表现的起伏不大。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牧区实行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止,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明显
降低,再加上外出打工的牧民及在外求学的青年也在不断增加,牧区出现的人口增加应该是人口机械增长所致。如果说80年代以前牧区人口的增加是以增加粮食为背景使人口增加的话,那么,80年代之后牧区人口的增加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利益驱使下的人口增加。 总体来说,内蒙古牧区人口总量的变动,主要是受人口自然变动和国内迁移变动两个因素的影响。1957年以前人口增长主要以自然增长为主;1958-1986年的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原因导致的人口迁移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为主;而1987年以后至今,从为数不多的统计数据的计算中得出的结果是,牧区人口增长以人口的自然变动为主。但要说明的是以各种名义进入牧区的大量流动人口,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矿企业、森林工业人口在统计上不被计入乡村人口之列,特别是以挖苁蓉、麻黄等药用植物及搂发菜等为目的进入牧区的人在统计上不被计入乡村人口之列。因此,1987年后至今的人口增长表现为以人口的自然增长为主。其实质正如内蒙古大学沈斌华教授所认为的“如果不包括迁移人口的生育增长,机械增长部分约占整个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
(三)牧区人口密度
从人口密度也可以看出内蒙古牧区人口的发展变化。内蒙古从东到西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人口分布密度亦悬殊,呈东多西少的过度性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内蒙古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因此不能以农区或其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标准去衡量牧区人口密度。从人口密度来看,1950年前,没有一个牧区旗的人口密度超过人口承载力标准,当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巴林左旗21.33人/?2,每平方公里超过10人的只有4个旗。而1950-2002年的半个世纪,牧业区人口密度最小增幅接近3倍,最大增幅达到137倍。从牧区旗人口密度增长最快的5个旗市(锡林浩特市、鄂温克自治旗、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新巴尔虎左旗)也能够反映出牧区人口密度变化的特点。锡林浩特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建制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鄂温克旗主要是煤炭资源开发大量人口迁入及城镇建设的结果;东乌旗、苏尼特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很大程度是建制变更。几个旗共同的特点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从增长速度看也很显然是大量移民的结果。再如50年代末期,浑善达克沙地人口密度0.5人/平方公里,共有牲畜60万头只。目前周边5个旗县人口是1959年的10倍多,牲畜是当时的3.5倍,草场超载率达100%,畜群点附近、公共夏营盘的严重沙化都与超载过牧有直接的关系。科尔沁草地地区,也已超标1.1倍多。如果以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即森林草原区人口承载力限度为10―13人/?2、典型草原区5―7人/ ?2、荒漠草原区2―2.5人/ ?2的标准衡量,近半个世纪中,至少一半以上牧区旗(市)的人口都远远超过了草原对人口承载力限度(达林太等《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年)。有研究表明,人口密度与草地退化密切相关,宁、陕、晋3省由于人口密度较高,草地退化比例高达90-97%;新、蒙、青3省区密度中等,草地退化比例为80%-87%;而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退化比例仅为23%。草地退化比例与人口密度的这一关系,演绎成草地退化率与牲畜头数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达林太经多年监察认为,由于人口迅速增加,所引起的牧区耕地扩大,滥采滥伐的加剧,超载过牧现象这三个因素,分别占草原荒漠化成因的25.4%、31.8%和28.3%。可见,草原荒漠化的具体因素固然很多,但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人口增加带来的人类活动所导致。
二、牧区迁移流动人口对当地环境、经济社会的影响
前苏联时期的人口学家雷巴科夫斯基曾指出:“从经济角度来看,迁移是生产和人口之间的联系环节,从社会发展的立场看,它是调整劳动力平衡的最重要手段,是社会整体化、族际接近和城乡差别消灭的必要条件,最后从个人角度看,迁移也是改善生活条件,达到预定
目的和表现社会积极性的道路之一”(郭丽群译《苏联人口7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充分体现了这种看法。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人口迁移流动最重要的特征是文化素质流出地低于流入地。迁移流动人口对城市来说,尽管降低了城市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但是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而且直接扩大了该地区的市场需求,提高了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但是,对牧区来说,低素质人口的流入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是个限制因素。因为迁入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该地区世居民族人口分布状况、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特点(主要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牧区旗迁入人口占自治区迁入人口的15.82%,其中牧区迁入文盲人口占自治区迁入文盲人口的23.3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8.6%,可见牧区的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增长过快,必然加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使有限的资源负荷越来越重。
(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对于内蒙古牧区而言,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草原,草原是游牧文明形成、发展、延续、传承的根基。草原的退化会削弱草原文明的根基,同时将直接威胁草原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牧区人口的剧增及其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已造成了草原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内蒙古草地退化面积已由60年代的18%,发展到80年代的39%,现已达至73.5%,几乎是每20年草地退化面积要翻一番(邢旗等《内蒙古草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评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年)。21世纪初,虽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人们的直觉可以看到草原退化在扩大,再加上水土流失、风蚀和沙尘暴,使内蒙古荒漠化的趋势加重,面积达65.9万km2,占全国荒漠化面积的25.1%。草原的退化、沙化加剧,有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自然原因,更重要是人口的增加和人为活动引起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有些草场超载率高达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再加上滥采滥伐,加剧了对沙生植被的破坏。如对内蒙古中西部区甘草、麻黄和苁蓉等药用植物的无序采挖,尤其是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间,周边省区200余万农民进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草地挖搂发菜,致使700万公顷的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其中400万公顷已经荒漠化(恩和转载《北京日报》2000年4月22日第3版)。据自治区国土规划部门统计,在1988―1995年间,呼伦贝尔市累计新增耕地33万余公顷,绝大多数是挤占草场和林业用地。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自治旗,开荒种粮面积分别占可利用草场的20%、5%和 2.5%,其中陈、鄂两旗开荒面积占林业用地的10%以上。阿拉善盟横贯东西800公里的113.3万公顷梭梭林现已沦为70万公顷残林,胡杨林由40年代的5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 2.2万公顷,并仍以每年0.13万公顷的速度锐减。近年来,毁草种田有所遏制,生态恢复和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从整体上看,超载放牧和破坏植被现象仍然突出,局部有所好转,整体仍在恶化,土地沙化仍呈发展趋势。内蒙古社科院副研究员额尔敦布和在《草原利用不当与草原荒漠化》一文中指出:“无论是资源开发者,还是流动人口,初来时与当地草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时间久了,情况就发生变化:资源开发者以发展副食品为由对外扩展,占用草地,翻耕种菜;有的以改善生活、补贴经济为名养牛,养了牛就需要打草,需要放牧,进一步扩展、占用草地;若干年后,企业作调整,又一批下岗人员从企业退下来,要安置这些人员无非又是种地养牛,又要占用一批草地;流动人口对草地的侵害更是五花八门,有时以采蘑菇为由掠夺草地资源,又有时挖草药,来草地到处挖坑破坏植被。更有甚者以耕地开发者名义,长期无偿占用草原辟为耕地,搞粮食生产赚钱,导致草地荒漠化加剧。”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朱震达研究员认为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并认为人为因素占了94.5%。内蒙古大学刘钟龄教授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并不是造成目前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草原超载是草原退化的直接
和主要原因。
(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内蒙古牧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势必导致人均资源水平迅速降低,不仅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日益严重,对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了阻碍。人口多了就要求牲畜也多,而同时人均占有的草地资源量就会减少。畜多草少的供需矛盾不仅使草地资源超负荷利用,导致草场的退化,还会影响畜产品的质量,从而制约牧区经济的发展,导致牧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目前,内蒙古33个牧业旗市中,国贫旗10个、区贫旗9个,占自治区贫困旗县的37%,基本是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所以说目前总体情况来看内蒙古牧民人均收入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人均收入仍大于农民人均收入,但是实际上牧民增收缓慢,甚至负增长,牧民生活水平整体下降。从2000―――2003年,内蒙古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03%,而牧民人均收入增长为-2.7%。据2002年4月内蒙古社科院牧经所副研究员图雅等对内蒙古8个牧区旗的25户牧民家庭收支情况进行的随机调查,结果是富裕户占24%,中等户占52%,贫困户占24%。可见牧区的富裕户并不多,并与低收入户和贫困户收入差距也悬殊,潘建伟在《内蒙古牧区建设小康社会的初步思考》一文中计算牧户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6年的0.31增加到2001年的0.43(《领导参阅》2003年第30期)。在人们难以生存的恶劣环境中,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到极大的制约。当然,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连续大旱,生产成本(特别是饲草料)费用上升;畜产品价格低而不稳。此外,牧区市场体系发育缓慢,牧民利益流失,草原生态恶化,草地资源约束加剧也是影响牧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三、牧区人口、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导致草原牧区生态经济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是外部不合理系统的输入。自然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草原的开垦,打破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因此,要摆脱牧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方面深入探讨牧区不同时期和区域的适度人口容量,从而更好地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依存关系,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促进牧区乃至内蒙古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草原牧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重要方面是必需建立新的系统平衡―――输出人口,转移草原超载人口、退耕还牧、退牧还草、调整产业政策及产业结构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启动了几项大型或超大型生态保护工程,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环津京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其目的在于遏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加剧的趋势。相应地,内蒙古自治区也制定和采取了“退耕还林、还草”等旨在保护森林、草原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自治区建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森林草原保护、关闭了部分地区的小煤窑、土炼焦、小造纸、土采金等突出的环境治理工作。1996年起自治区政府还把保护资源环境列入对各地区及有关部门党政领导目标责任制的考核范围。近年,在牧区人口转移的政策设计上,采取了生态移民、无土移民、转移劳动力等等,不同地区模式不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种种迹象表明,生态环境局部有所好转,整体还在恶化的局面仍在继续。尽管各项政策和草原保护、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未寻找到一条合理的、普遍被接受的、可持续操作的政策制度模式。
草原减负,转移草原超载人口。超载人口不仅是剩余人口,还包括一些不合理进入草原的人口,这是治理草原荒漠化的前提,也是最具长远战略意义的措施。牧区人口问题是多年形成的,其成因是复杂的,因此解决的途径不可简单化,特别是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或经济指令来解决。具体说来,内蒙古牧区33个牧区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
源、环境基础各异,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适宜人口条件也不一样。具体转移和减负的实施,也不能仅仅以提出口号,或操之过急、一哄而起等等。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请相关的专家科学论证,通过地方法规来确定,通过有效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建设来调节和疏导人口转移的规模、走向,逐步形成牧区人口规模、布局、流动的良性循环机制。也就是说,制定政策,明确规定什么样的人转移出去,转到什么地方,国家和自治区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援助等等。以上只是解决业已超载人口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止和杜绝今后再发生草原人口超载的政策措施更为重要,这本身也是个比较复杂的课题,需要专门研究。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减轻土地压力,制定了多子女家庭只有指定的一位子女可以继承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条款,这对我们也许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