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

作者：王列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8年06期

　　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既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学术话题，也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实政策选择。这一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关键在于人们对这两者的定义常常具有极大的分歧。从宏观上说，它们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分野，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从微观上说，它们反映了人的不同偏好和选择，反映了人们动机上的差异，即理性人与道德人、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区分。显然，这既涉及事实与经验，又关乎价值与理念。对它的解释不仅需要犀利的分析，更要有整体性关怀。大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非有两种，一种认为有有机联系，一种认为彼此冲突。前者可分为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即决定性联系还是非决定性联系；后者则可能有着共存性冲突和毁灭性冲突两种形式，也就是说，可以区分为修补性冲突还是替代性冲突。

　　1992年4 月，美国的《民主杂志》为纪念约·熊彼特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50周年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以熊氏的著作为基础，就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交各自的研究论文。与会者不乏欧美社会科学界的名人，如罗伯特·达尔、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亚当·普里普泽沃斯基和拉尔夫·米利本德等。弗朗西斯·福山也为此次讨论会撰写了一篇论文， 题为“资本主义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Capitalism & Democracy:The Missing Link）。（注：该文后来被收入拉里· 戴安蒙德和马克·普拉特纳主编的《重读〈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论文集，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福山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熊彼特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析进行了批判，第二部分则就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其文章的核心主题。福山的基本观点是，虽然资本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决定性法则，它们的联系是间接性的，而这种间接性是由一种过渡环节维系的，这就是人们要求得到普遍和平等的承认的愿望。福山反对对民主进行功能主义和经济主义解释，认为人民选择民主政体，其原因必然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政治领域具有其自主的目的性，对它无法根据亚政治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范畴来加以全面解释。

　　福山在文章开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与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所做的预测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并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向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反倒难以抗拒地让位于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熊彼特曾确信彼此之间存在强烈冲突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已经找到了共存的途径，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互相促进的途径。在福山看来，熊彼特的预期之所以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从经济上说，由近代自然科学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发生了质变；从政治上说，在自主的政治领域中，人民对自由民主制的合法性逐渐形成了共识。本文将对福山的观点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

　　福山首先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承认，尽管社会主义今天的声誉不太好，但从历史上看，在工业化早期，它显然曾给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完全可行的经济模式替代选择。一大堆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在1928到1955年期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4%到6.6%的增长率递增。考虑到其间由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二战所造成的两次大劫难，这一数字还是很出色的。从1955到1975的20年里，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又达到美国在此期间高速增长率的一半。由于苏联的工业化有着众多的隐含成本，诸如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职业道德的无形但危害严重的影响，上述数字也许要大打折扣。但不管怎样，苏联的确在既没有给人们太多政治自由也没有给人们太多经济自由的情况下，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巨人。有一个时期，这种自上而下由国家指导的工业化模式，似乎成了高速增长的唯一途径。福山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不能拒不承认它也是达到工业现代化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途径之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工业化，其社会后果往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农民或被吸引或被强制离开农村进入工业大都市；传统的社会集团和权威形式被“现代的”理性的和官僚制的社会集团和权威形式所取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社会精英，普遍的教育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福山接着写道，尽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传统的工业化，建立钢铁、化工、拖拉机等等工业部门，但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却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在更高层次的工业现代化中取得进展。熊彼特预言社会主义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但他没有预见到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这一阶段被人们打上各种标签，如“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和“电子技术时代”等等。20世纪下半叶，经济生活变得极其复杂，它更趋于信息密集型，更加面向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更依赖高速的技术革新以维持生产率收益和增长。在这种环境下，中央计划和集权式经济决策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福山认为熊彼特的预测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写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时，世界刚走出大衰退的低谷不到10年，正处于新旧经济时代过渡的交汇点上。

　　福山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熊彼特关于知识分子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者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得以维持的最根本的原因。熊彼特在书中曾这样写到：“资本主义过程导致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对自身社会秩序的敌意气氛……资本主义过程……最终降低了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之功能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性思想体系，它先是摧毁了其他许多制度的道德权威，最终又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自己的道德权威；资产阶级惊诧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并未在反对国王和教皇的权位之后止步，而是继续攻击私人所有权和整个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纽约哈波罗出版公司1950年版第143页。）福山指出， 尽管知识分子的对资本主义偏见依然很强并且极为顽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经济的净生产率使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同化，到了80年代，欧美许多最具洞察力的批评家都在忙于剖析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福山的这一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实际上，这些年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论著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就在福山论文发表的同一本论文集中，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就撰文写道，“资本主义并没有允诺人类实现深刻的精神需求，或者消除不平等、贫困、种族与性别歧视、环境污染和战争。它也无法用理想语言去感染青年，对此用不着太感惊奇。正如亚里士多德两千五百年前所强调的那样，青年人——还可以加上知识分子——期望整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新社会运动和新的意识形态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社群主义的思考将再次赋予国家以合法地位，使其作为即便不是消灭也将减少种族、性别和地位不平等的工具。”（注：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全面反思”，载于《重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论文集第130页。）

　　福山承认，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预言的确言之不谬，例如，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依然是当今美国人讨论竞争问题时不断出现的一个话题，而且人人都不得不面对资产阶级家庭解体带来的后果。但是，总的说来，在熊彼特该书问世后的50年里，这类由资本主义间接产生的“矛盾”并没有使资本主义丧失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合法性。

　　福山认为熊彼特既没有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也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新环境中将出现严重的缺陷。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上。首先，熊彼特断言，未来的中央计划部门将只指导各企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这一指令在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但他未能详细说明，什么样的动力能使企业经理节约资源或使用新技术。苏联的经验表明，新技术的应用也完全依赖于对个人的金钱刺激，就像工厂里的劳动一样。

　　第二，熊彼特拒不接受下述观点：计划部门面临的任务是“极为复杂和无法解决的”，这一观点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认为，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要求经济决策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分权，否则，数量再多的线形规划或大型计算机也无能为力。

　　第三，熊彼特错误地断言，由于社会主义减少了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企业将比资本主义企业更有效率。事实表明，不确定性并不是导致无效率的根源，在一个活跃的、技术驱动型的经济环境中，它是对生产可能性和市场机会进行评估的必然结果。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确定性，恰恰表明他们无法有效地创新或开拓新市场。

　　在福山看来，熊彼特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描述，在许多方面都的确显得有些可笑。熊彼特对纯粹的经济问题缺乏预见，他更未预见到，就是在社会主义所声称的受益者——工人阶级的眼中，社会主义本身也会显得多么不合情理。在探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纪律的问题时，熊彼特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各种措施和程序的经济意义对每个同志都会是显而易见的，单单由于这一点，经济政策就将被合理化，某些最严重的浪费之源也将得以避免。还有一点，每个同志都将认识到工作中的捣乱行为，特别是罢工的严重影响。倘若他认识到罢工‘现在’只是在向国家福利进攻，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即便他不打算因此在事后谴责资本主义时期的各种罢工，也一点都无关紧要。但如果他照样罢工，他就是别有用心，并将受到公众的反对。”（注： 约瑟夫· 熊彼特前引书，第212页。）熊彼特这番论述显然无法解释波兰团结工会的罢工。 福山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不能替代金钱动力。

　　福山进一步概括说，就适应20世纪下半叶技术变革所导致的新的经济形势而言，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加灵活，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说得更简要些，随着工业化的日趋成熟，资本主义会演化成发达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则会让位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福山认为，沃尔特·罗斯托关于共产主义的极具恶意的特性刻画似乎相当准确，他把共产主义称之为“一种向成熟发展过渡时期的疾病”，在罗斯托看来，无论共产主义在其他方面多么可怕怪异，它都是促成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飞跃的极为适当的经济制度，但事实证明，它无法满足后工业现代性的要求，因此不得不被超越或抛弃。（注：参见沃尔特·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64页。）

　　二

　　如果社会主义为了满足后工业经济现代性的要求，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那么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经济要求，促使那些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也走向民主呢？福山提出的这一问题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还有着直接的实践意义，即，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发展为前提。

　　福山在文章中写道，从经验上说，在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具有紧密相关性是肯定无疑的，也是合乎情理的。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1959年提出这种相关性时，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批评。（注：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民主的某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59年总第43期。）在某一地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正变得更民主时，李氏所提到的许多拉美民主国家却比欧洲一些左和右的权威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落后。但是，在李氏文章发表后的30年里，这类反常现象有许多得到了纠正。南欧国家既实现了民主化又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东欧发达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也进行了民主建设。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些发展又使得这种相关性受到几分弱化，一方面，一些非常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秘鲁和菲律宾也实现了民主化，另一方面，许多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如新加坡和泰国。福山指出，到了90年代，情况似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实际上此时已找不到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又不具备稳定民主制度的例子了，与此同时，贫困不堪却有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是寥寥无几。而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民主革命，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南韩、南非和苏联，在进行民主化之际，所有这些国家都完成了从本世纪中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化、城市化社会的过渡。

　　基于上述原因，福山承认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他认为，这种相关性背后的原因比这一相关性本身更值得玩味，而且特别值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的工业化将导致民主，就像它导致资本主义那样？这是否存在着经济上的必然性？有些人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民主制度具有较强的协调利益的功能。而更多的人则强调，教育对培育民主起了极大的作用。的确，教育有助于民主的持久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教育本身能否使人去选择民主而不是其他可能的政体，这一点还完全不清楚。多年来，欧美一些学识渊博、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直坚定地信奉着斯大林主义，或者某种非民主的社会主义；倒是他们那些受教育不多的同胞才是自由民主制的基本支持者。

　　从另一方面说，经验也常常证明着相反观点即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无关性的正确性。过去15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成就， 都不是由民主国家而是由带有或多或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权威主义国家所获得的，19世纪后半叶处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是如此，更晚近时期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权威主义政权也莫不如此，如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1953年后的南韩、巴西、新加坡或泰国。福山认为，只消指出这一点，关于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民主的讨论可能大部分就都可以免除了。而且，除去这一相反的经验证据外，人们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国家总的来说在经济上不一定特别有效率，或者说至少不如那些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选择的精明能干的权威政权那样有效率。民主国家往往为了社会平等把财富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手中，往往去保护或补贴那些夕阳工业，它们宁愿少投资而把更多的钱花在社会福利上，如此等等。南韩军政权就是通过镇压罢工和降低工资及消费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而1987年向民主的过渡导致一系列工潮，工人的工资急速增长，这最后降低了韩国的国家竞争力。福山概括道，从理论上说，一个把经济增长视为首要目标的精明能干的军政权将能比自由民主政权更容易达到上述目标，亚洲许多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了这一点。

　　福山指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无关性还可以由下述例证说明。一些人认为，苏东政治剧变是由于人民向往资本主义的富裕生活。但是，这无法说明下面的事实，在西班牙和南韩这样一些国家里，人民已经可以得到没有自由的经济繁荣，但民主革命还是发生了。而且，尽管苏东剧变在某种程序上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酿成的，但要解释整个剧变现象就决不能忽视那里的许多“民主主义者”所明确表达的愿望，即想要生活在一个能够得到合理承认的社会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的基本权利才能在法治的基础上得到承认。福山认为，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经验现象表明，必须在经济领域之外，找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原因，换句话说，人民选择民主政体，其原因必然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即来自人类的自觉意识，人类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处境，来考虑和制订符合人类本性的规章制度。

　　三

　　这样一来，福山就把民主的直接动力引入到了自主的政治领域。他认为，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是人们要求得到普遍而平等的承认。争取承认的愿望完全是出于一种非经济性的动机，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某种形式上，它也是神权政治或激进民族主义等非民主体制的基础。但是，只有自由民主制才能在普遍和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合理地”满足人类争取承认的愿望。在这里，福山又一次重复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表达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为人们提供了最终的选择。这显然是片面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福山在这里使用的是自由民主制，而不是可能引起疑义的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制的解释无疑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怎样说，它都包含了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从激进的角度说，它甚至可能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的结合。

　　福山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承认原则根源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义，当今世界稳定的民主国家都与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民主政体能以某种形式使基督教的教义世俗化，那就为民主的普及奠定了基础，这恰似科学的方法论，它本是欧洲的发明，却在全世界得到了推广。普遍承认原则通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得到了实现，经历了两百年的风风雨雨，它的合理性仍然是无可置疑的。福山承认，普遍承认的原则仅靠其无与伦比的合理性还不能稳操胜券，在20世纪，这种原则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思想的挑战。但是，苏东剧变表明这些挑战都已宣告失败，而这意味着更为合理的政治已经崭露头角。

　　福山认为，争取承认的愿望可以作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过渡环节，而这是经济理论和功能理论本身所无法做到的。在他看来，从一般意义上说，对于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而言，经济发展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但他也并不否认经济发展是建立民主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里，富裕和民主似乎还是有着某种线形联系。例如，他认为，在前工业化社会，许多人还在为生存而奔波；只是到了工业社会，随着生活变得日益富裕和安全，人们才开始自由地追求非物质的目标，争取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和参与政治。这就是说，人们必须逐步并且痛苦地接受教育，才能懂得自己也是人，也具有人类特有的尊严，而这种尊严对福山来说，只能在自由民主制下才能得到承认。

　　从另一方面说，强劲的经济增长往往可以形成某种平等的条件，这对于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也是有利的。福山承认，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会导致许多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这不过是在消除大量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根源的过程中，对整个旧有阶段和阶层的具有流动性的重新划分而已。“中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划分的结果，它并不意味着一切现实中的不平等都被消除，它要表明的不过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将不再以世袭的社会地位为依据，而是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个人成就为基础。与那些被阶级界限长期分裂的社会相比，具有高度社会流动性的中产阶级社会，其环境显然更有利于促进自由民主。长期存在的阶级界限不仅会产生那种保持不平等现状的权威主义思想，而且会产生一种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打碎现存秩序的左翼专制思想。

　　要在民主制和中产阶级之间找到经验上的相关性并不困难，无疑它们之间肯定有一种正相关性，但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却是民主的政治解释和功能（或经济）解释争论的焦点。近年来，不少学者意识到民主制度对塑造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如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就认为，从历史上看，是民主制而不是市场造就了中产阶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在摧残中产阶级，而民主国家则是他们的保护者。（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福山行文中虽然强调了中产阶级促进民主的一面，但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民主制的最终确立还是要靠其自主的动力。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经验例子证明这一点，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和农业国家可长期维持行之有效的民主，如哥斯达黎加和印度，以及建国之初的美国；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不乏高度发达但不实行民主的国家，如1945年前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福山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法则，经济发展只是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助于人们接受民主的准则和思想。但民主化是一种自主的政治进程，它有赖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因素，这包括：民主政体明显胜过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对手；在国际范围内从事战争和维护和平的前景；力求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的领导人的手腕与才能；以及其他纯属偶然的因素。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还要克服一些文化障碍，如宗教、种族特性、原先存在的社会结构等，它们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但会影响民主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并不对民主产生直接的要求。实际上，资本主义与许多形式的权威主义都能完美地彼此相容，它甚至可能在非民主政体中发展得更好。但是，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可以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也就更有可能使社会经济迅速发生变化，从而有利于稳定的民主政体出现。这就是福山最后得出的结论。

　　福山此文的写作风格一如往昔，更多地倾向于提出论点而不是系统缜密的分析，行文也远远谈不上严谨。他既没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界定，也没有告诉我们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在论述过程中，他还经常把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显然既无助于理解资本主义，也无助于认识社会主义或民主。福山过于强调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有利作用，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巨大破坏作用。他更无法认识到，近代历史的发展表明，正是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对人类共同体的侵蚀和破坏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人类的民主实践。从罗斯福的新政，到凯恩斯主义，到福利国家，无不渗透着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它们直接和间接地构筑了发展至今的西方自由民主制，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对传统上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制度的巨大修正。

　　虽然福山此文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但我们还是能抛开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通过该文获得一个重要启示，即，把政治理解为政治，把经济理解为经济，可能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从政治自身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制度，可能比从功能和经济的角度更加准确。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以此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制度的演变进行反思，或许能得到更多的收获。按照政治学家乔·萨托利的话说，近代以来，我们在把政治行为等同于经济这一点上已经走得实在太远了，我们告诉自己说，政治说到底是个获取的问题，我们在追求“肉体政治学”，即只以“苦乐”为标准的美好生活。而“如果没有‘善’，也就是说，如果把政治归结为经济，理想归结为意识形态，伦理归结为斤斤计较，那就不会有善的社会”。（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460页。）

作者介绍：王列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