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中国茶文化
道教与中国茶文化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胡长春
道家是以先秦时期老庄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教则是两汉时期神仙方士把老庄思想宗教化、神秘化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道”的最直接的来源。这就是说,,其加于茶文化的影响、,,比儒、佛二教更为久远。
在中国茶文化萌芽期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五斗米道”,是为道教定型化之始。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所谓的服饵,就是通过服食药饵来摄生养命,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于是,真人道士大都改服自然界生长的草木类药饵。
在道教徒们长期的研究、服食过程中,数以百计的草木类药物被道教人士所发现和认识,包括茶在内的大多数药物的功效也得到了确证。汉魏六朝的数百年间,谈到茶的功效的典籍很多。如《神农食经》言“: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时张揖《广雅》说“: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晋张华《博物志》载“:饮真茶令人少眠。”华陀《食论》言“:苦茶久服,益意思。”上述数则史料大都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谈论茶的药效的,认为饮茶之功效包括有力悦志、令人不眠、增进思维及醒酒等,由此表明人们对茶作用于人精神的功效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对茶这种用作服食的神奇植物寄予相当大的希望,把茶视作轻身换骨、羽化成仙的“上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如《壶居士食忌》言“: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陶弘景《杂录》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丹丘,是道教传说中的的神仙所居之地。丹丘子、黄山君、壶居士,据说都是汉代的仙人,从他们都爱好饮茶来看,此三人应当属于茶文化史上有最早的道教人物。虽然这些记载有些荒诞不经,但毕竟道出了道教与茶之渊源关系。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这是汉魏六朝时期饮茶习俗出现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为饮茶的药用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道教对茶这种植物的认识不断加深,冀望长生不老的道士们开始在自己修炼之处种茶、饮茶。俗话说“:自古名山出名茶。”道徒们的隐居修炼之处,大都是人迹罕至的名山洞府、人间仙境,独特的僻静幽深地理位置和云雾缭绕的气候条件,使这些洞天福地具有茶树生长的优越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茶叶,于是,在这些道徒们修行炼丹之所在,一批有影响的名茶被制造出来。如东汉末年,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玄就曾在天台山植012
茶。其后裔东晋葛洪在《抱朴子》追述“:盖竹山(天台山)有仙翁茶圃,旧传葛玄植茗于此。”此外如青城山、峨眉山、庐山、武夷山、四明山、天目山、君山、罗浮山、衡山、逍遥山(南昌西山)等地,既是道教理想修道场所,又是著名的茶叶产地。
其时,道教神仙、真人道士与茶相伴的故事,也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种道教典籍和志怪小说中。汉代的《神异记》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故事中的丹丘子,与陶弘景所说的丹丘子,显然同是同一位神仙。其中说丹丘子为余姚虞洪指示大茶树,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出》有“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的记载,表明至少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浙江省余姚县瀑布山中确有茶叶出产。
《晋书・艺术传》言“: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单道开,姓孟,晋代敦煌人。幼好隐栖,曾学习辟谷,修行七年后,。,昭德寺坐禅,经常用茶来驱除睡魔。从此人的事迹来看,记载:“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曰,何言茶茗!’”新安王刘子鸾是南朝宋孝武帝的第八子,,。《搜神记》、陶潜《续搜神记》以及《异苑》《、广陵耆老传》,。
、仙茶、甘露这一点来看,道教对茶这种植物的重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各种典籍中如此众多的道教茶事典故,既是道教人士热衷于饮茶之确证,又是饮茶风习开始向民间普及的一种表征。
二、道教与茶道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老子《道德经》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是说,道是一种物质化的混元气体,是生化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道在天地产生以前就存在着,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天地万物都是道的派生物,而不是本原。关于道的特征,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在这里,道是空虚的、微妙的,它连绵不绝,充塞宇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混混沌沌,恍恍惚惚
,无上无下,无头无尾,没有任何具体的语言能描绘其形状,无具体的物质可以比喻其形状。
由于长期受道家学派重“道”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都形成了重“道”的传统,表现为人们不管做何事,都喜穷源竟委,追本溯源,总是希望从中寻找出一定的规律,悟出深刻的道理。人们在习惯上认为,大到天体运行、四季更迭,小到世间万事万物的生长收藏,其中总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道”或“理”在主宰“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天有天道,自然界有各物种的生息繁衍之道,做人有做人之道德,人与人之间君臣父子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做官有做官之道,即使是赚钱以维持生计这样的小事,也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吟
(规律)的约束,而饮茶这样一种综合诗作赋、挥毫泼墨、弹琴奕棋这样的雅事,更是要遵循其中所固有的“道”
性的审美艺术、人格修养手段和生活方式,自然离不开“茶道”。
所谓茶道,其实就是人们在饮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理念精神和道德观念,它是茶人的自我修养、处世哲学、审美情趣等的集中体现。人们一般认为,中国茶道诞生于中唐,陆羽《茶经》的问世,促使中唐以前的粗放式饮茶转变为艺术品饮,标志着中国茶道的初步形成。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道的萌芽,到中唐时期茶道的最终形成,处处打上了道教思想的深刻印迹。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与阴阳五行学说,道教所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崇简抑奢观念,以及致虚守静的修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茶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林治先生在《中国茶道》一书中曾经指出“:儒学是中国茶道文化的筋骨,道学是中国茶道的灵魂,佛学为中国茶道增添了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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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自然天道观,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一个源头。老子《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之“自然”,指的是自己而然,自己如此,非有意造作而成,也非外力所推动。在老子心目中“,道”是自然而然地“无为而无不为”的,因为它不是外力使然的,从而表现为一种决无勉强、自然而然的一种精神状态,因此“,道”的本身即“自然之道”。庄子的学说,也是有关“自然之道”的哲学,但它在想象和思维方面更显超凡脱俗。郭象在为庄子《齐物论》作注时说“: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在这里“,天然”与“自然”意义相通。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为中国茶道注入了崇尚自然、崇尚简朴及求真求美的理念。
中国茶道中的崇尚简朴、返朴归真的理念,在茶品、茶具、茶人、茶境四个方面都有深刻而集中的表现。从张华“饮真茶令人少眠”、桓温“常仰真茶”,到唐宋时期团饼茶统摄茶坛数百年,再到明清时期茶人们极力反对加珍果香药的团饼茶,大力推崇炒青散茶,因“天然者自胜耳”,跃。茶类的变迁,当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茶具方面来说,茶道中的尚朴尚雅,无疑是明显的和一贯的。,,更是茶道中崇尚自然观念的集中反映。
要达到“道”,、“。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庄子亦言“: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种致虚守静、,又是道教最基本的修养方式和终极追求。古语有云:“,非宁静无以致远。”道家的清静无为、宁静淡泊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表现为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大都讲究在静中明心见性,在静中证道悟道,同时又在静中感悟人生、寻求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人格。
茶生于名山大川,承甘露之滋润,蕴天地之精气,大自然赋予其清新恬淡之秉性与恬静超脱的情怀,
这与道家淡泊、清灵的心态深相契合,因此,道家的“致虚守静”观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茶道中来,成为中国茶道最基本的精神之一。这种观念在茶道中表现为“茶须静品”,也就是说,人们在饮茶之时,通过营造一种宁静气氛和空灵虚静的心境,让茶的甘芳静静地浸润心田肺腑,使每一个茶人的心灵在虚静中显得空明,精神在虚静中得到升华与净化,思维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相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唐代诗人温庭筠有诗云“: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洞花入林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乌翎,拂坛夜读
(西陵道士茶歌》)诗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虚静空明的茶道境《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
界,这当然是以致虚守静为旨归的道家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
唐代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也明显受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有论者曾经指出,道家思想是
(茶《茶经》的哲学基础,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陆羽曾经说过“: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这句话一向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其涵义与道教的崇简抑奢信条何其相似!陆羽设计的风炉,则贯经・一之源》
穿了易经八卦和阴阳五行学说。风炉用铜铁制成,如古鼎形。它有三足,一足铸“坎上巽下离于中”,意思是煮茶时把水(坎)放在上面,风(巽)从下面吹入,火(离)在中间燃烧,所说的是煮茶的原理。一足铸“体均五行去百疾”,意思是饮茶使五脏调和,百病不生,所强调的是饮茶的功效。在炉口上方,设三个用于支撑茶钅复的支垛,每个支垛也分别铸上“巽”“、离”“、坎”符号,以及象征风兽的“彪”、象征火禽的“翟”和象征水虫的鱼,其涵义与足上所铸文字一致。风炉的尺寸,壁体“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这三、六、九也是道家喜爱的“易数”。道家对陆羽茶道思想的影响,单从煮茶的风炉设计上即可见一斑。
三、道教与茶文化的发展
目前,人们在茶文化的研究中比较突出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作用,对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则研究不多、认识不足,这无疑失之偏颇。从整个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来看,自唐代饮茶风习在全社会普及以后,受社会各阶层对茶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的影响,道教对饮茶的热情丝毫不减。作为饮茶风俗最早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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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士出于修道成仙、养生延命的目的,越来越大规模地介入茶事,推广茶道,在道教礼仪、祀典、斋醮之中,也开始更多地看到茶的身影。与佛教极其重视茶文化一样,众多的道教茶文化事象也成为茶文化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真人道士品茶,带上了对生命的热爱和超尘脱俗的意识,从而赋予中国茶文化空灵虚静的意境。唐朝道士李冶、施肩吾、吕岩(洞宾)、郑遨,五代时期高道杜光庭等人,都精于茶道。女道士李冶(约756前后在世),字季兰,吴兴人。她精于琴艺,长于诗词,同时又与当时的儒士、名僧及茶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尤与陆羽、皎然相契,说明她很可能是以颜真卿、陆羽、皎然等为中心的文人饮茶集团的成员之一。她在与茶圣陆羽的交往中,常以诗赠答《全唐诗》,中,存有李冶一首《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显示出她与茶圣陆羽的密切关系,由此构成了茶叶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有学者认为,完全有理由说,是这一僧(皎然)、一道(李冶)、一儒家隐士(陆羽)共同创造了唐代茶道格局。
“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这是著名道士施肩吾的咏茶名句。(今浙江桐庐)人。元和十五年(820)进士,因仕途险恶,,,写下了不少茶诗,仅《全唐诗》就录其三首。他所作的“:,。独对春光还寂寞,罗浮道士忽敲门。”,。
唐末道士郑遨(866—))人。屡试进士不第,遂隐居山林为道士,与,,为人广为传诵,所作的饮茶诗也颇为有名。其,。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制茶、碾茶到烹茶、饮茶的全过程,表现出一种古朴雅致、寂寞冷峻的道家茶韵。
就连民间传说中八山之一的吕岩,也有茶诗传世,恐怕也是一位与茶形影不离之人。吕岩(798—?),一名岩客,字洞宾,号纯阳子,相传为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一说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会昌中举进士不第,
浪迹江湖,遇钟离权授以丹诀。唐末兵乱,携家人归隐中南山,后不知所终。其所作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全唐,诗》辑为四卷。《大云寺茶诗》言“: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诗中称颂僧茶制造之精、茶具之雅、烹点之妙、功效之奇,尽显道人饮茶之自然洒脱之态。
南宋时期,道教南宗的实际创立者、道教理论家白玉蟾,极喜饮茶,深得茶道真谛。白玉蟾(1194—1229),原名葛长庚,字如晦,号海琼子,海南琼山人(一说福建闽清人)。他出身豪门,能诗赋,长于书画。因任侠杀人,乃遁入武夷山中,师事陈楠,修习内丹。后被誉为道教南宗五祖之一,朝廷赐封他为“紫清真人”。白玉蟾一曲长篇《茶歌》,共有四十八韵,洋洋三百余言,为人们传诵。更有名的还有《水调歌头・咏茶》“: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技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作者在这首词中,把道人品茶时怡然自得、享乐今生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全真七子”之首的马钰的茶词,在道教茶文学作品中也颇具代表性。马钰,初名从义,字宜甫,后改名钰,字元宝,扶风(今属陕西)人。金贞元间举进士,后从王重阳学道,王重阳仙逝后,即由他执掌全真教。他在一首《长思仁・茶》中写道“:一枪茶,二旗茶,休献机心名义家,无眠为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另一首《西江月》也很巧妙“:江畔溪边雪里,阴阳造化希奇。黄芽瑞草出幽微,别是一番香美。用玉轻轻研细,烹煎神水相宜。山侗啜罢赴瑶池,不让卢仝知味。”这两道词的涵义归结到一点,就是说道教品茶讲究的是贴近自然、清静无为,主张从修道成仙、养生延命的目的出发,以茶驱睡魔、增长功力道行,最终得道升天,到仙界瑶池中与群仙相会。
唐以后的大量文人茶诗和其他茶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道教文化的深刻印迹。尤其是,在唐宋两代的茶文化史上,举凡最具影响、千古传诵的茶诗,大都显露出深刻的道教思想影响的痕迹。例如,唐代
(饮茶歌送郑容》)卢仝诗僧皎然诗云“: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茶歌》有言“:六碗(下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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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13种,清代4种),对这些茶书的基本内容和原作者的身世资历,加以简要介绍(见243页“茶的专门著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便于人们了解我国茶叶发展历史进程。作”
我们理解,吴老主编《茶经述评》,意在引向实用,但又受陆羽《茶经》十个章节框框限制,其中“九之略”、“十之图”两章,今日已无实用价值,只作注释和译文,无须再作评述,而对“一之源”至“八之出”的8章,依章顺势,择其要项,列出37个专题,如“茶的祖国”“、茶树生育的生态条件”“、茶的效用”“、茶的采制工具”、“茶的品质”“、我国茶叶产区的发展”等等,溯古述今的宣介,期能对现实茶事有所指导和参考作用。特别是“饮茶风尚的传播”,从国内传播到国外的基本过程,令人信服地体现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的茶叶祖国,中华民族祖先发明饮茶,是对世界人民一大贡献。
陆羽由于所处时代和个人视野不同《茶经》,十章七千余字,只字不谈“货殖”和“茶叶经济”,而实际上“茶叶经济”却是左右茶叶事业兴衰的重要杠杆。吴老借评述“七之事”之机,特述“,概括地介绍唐、宋、元、明、清历代政府施行的茶政茶法、贡茶、榷茶、专卖、茶马互市、,易等等典型情节,从而便于人们大体上了解茶叶在历史政治(四)三易其稿,精益求精。吴老事茶一生,,程,茶事的感性和理性知识十分丰富,,,提出写作本书的框架和观点,,,、增删、修改。吴老一贯行文严谨,厚积薄发,,。
陆羽,关于中国茶叶原产地的史实根据,但觉得此章过于简略,夹注零星,必须查找更。故吴老曾请人查看产茶省、县地方志、摘抄散见在全国16省,自治区的1226种地方志的当地茶事记载原文,这是出自当地、最为可信的史料,吴老把它相继摘入本书。这是一般茶书著作者难以企及的浩大工程。用完以后,吴老把这些摘抄原始资料编成《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一书,交由农业出版社于1990年12月出版
(可惜,吴老辞世前未及见到此书)。
(五)高人作序,誉称茶圣。一部评述单个产品的专著,由曾任国务院副总经理兼文化部长、全国政协主席陆定一同志乐为作序,这样高规模的序言,在历代茶书中所仅见。序言全文311个字,精辟扼要,内涵丰富,指出“: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这部书无疑是茶学的里程碑“。云云,评价很高。陆定一同志又于1987年,挥毫书写“馨香”二字条幅,祝贺吴觉农九十华诞。
中国茶叶历史悠久,历代茶人、爱茶人都对茶事建设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历数唐、宋、元、明、清各朝直至现代,事迹最为卓越、凸出、全面的、在古代要数陆羽先生,在现代要数吴觉农先生,故人们称颂古代茶圣陆羽,当代茶圣吴觉农,是有道理的。
一代茶星辞世,震憾中华大地。为研究和纪念吴老,2002年成立“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并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成立研究会联络处。2005年4月,上海设立“吴觉农纪念馆”,长设陈列纪念吴老的事迹。(上接213页)
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中群仙司下
(尝茶和公仪》)范仲淹在诗中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宋代梅尧臣诗云“: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也有相似的描绘“: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
(与章岷从事斗茶歌》)这些充满道家情调的美妙的诗句,无一不显示出诗人对羽化成仙的泠然便欲乘风飞。”《
追求和对生命的热爱,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空灵虚静之美。
可以认为,道家或道教对茶文化的影响,既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风俗的形成,又体现在唐宋以后茶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明清以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封建统治者对宗教施以更为严密的控制,道教文化趋于衰弱,但是,道教对茶文化的影响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在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再一一加以评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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