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历史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被拘，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之前的中国局势可谓异常复杂，历史走向并不清晰。 日本军国主义正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继而热河被占、察哈尔被控。接着日本又谋划扶持傀儡，以“自治”为名，蚕食华北。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奋起抗争，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呼吁抗日救国。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抱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刚刚平息了粤系、桂系地方军阀反蒋举动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兵力，欲对抵达陕西不久的红军发起大“围剿”。此时的红军自从南方的各根据地突围，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先后抵达陕北，实现了战略转移。然而红军立足未稳，东突西进均未见成效，打通新疆的计划因西路军惨遭马家军的围歼而失败。争取苏联支援也受到交通、地理等条件的严重限制。中共处境仍然十分险恶，就战力而言，抵达陕北的老红军加上新增战士，红军战斗部队仅有三万余人。按蒋介石的部署，此时驻于陕西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兵锋所指就是这支红军队伍。但是，向来兵战重士气，面对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虽有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与督战，屡遭“剿共”挫折的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将士不能不心有余悸，他们宁可洒血抗日疆场，也不想再干兄弟阋于墙的傻事。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杨二人，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却油盐不进，一意孤行。张学良还曾去洛阳蒋介石行辕哭谏，却被蒋严厉训斥。确实，张学良自东北沦陷，一直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何尝不指望在抗日的战场上得到雪洗。蒋介石的性格极为自负，他觉得张学良少不更事，只需严加督策，就会听命于他。于是他只带了少量扈从，直飞西安，以为凭自己的“领袖”威望和个人魅力就可让张杨就范，就可以发起对红军的最后“围剿”。
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总是按照自己的大势和节奏向前演进。
中共对张杨早有布局，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如王炳南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做争取西北军杨虎城部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统战工作的。张学良身边更有许多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共产党对张杨的了解远胜于蒋介石。
到达西安的蒋介石，很快落入了张杨布下的罗网。几乎兵不血刃，蒋介石就束手就擒。就此开始，真正的好戏开场了。
张杨兵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共阵营一边，主张杀蒋者多有人在，而主张逼蒋抗日的也有强大的声音。当时的共产国际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也希望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在南京政府一边，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愿意与张杨、与中共谈联合抗日的条件。而亲日势力则主张兵戎相见，不惜以蒋的生命为代价，名为维护“领袖”尊严，实是阻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此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独特作用。周恩来来到了西安，他纵横捭阖，以高超的技巧做各方面的工作，实现了国共双方的共赢。最后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于是宣告国内战争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告成。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了崭新的一页。
12月25日蒋介石启程回南京。张学良为表自己“兵谏”冒犯了“领袖”，愿意陪蒋回南京，并接受军事审判。周恩来洞悉世事，睿智出众，他曾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可惜没能阻止这位年少气盛的少帅。从此，黄鹤一去空悠悠，张学良被蒋长期软禁，直至1990年，将近90高龄的他才获得人身自由。可是限于种种原因，他漂泊海外，终未能回到他曾为之作出巨大贡献的大陆故土。这是西安事变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
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欣喜于诸多历史细节的不断披露，国共双方档案史料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使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更加令人深有感触的是，如将80年之前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释，我们就会惊叹世界潮流的巨大威力。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西安事变正是顺应了当时“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潮流，才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c，并作为历史丰碑而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