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缝补袜子比描绘宋朝首都费劲多了

你一定知道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但你大概不知道，这位当时女性的'全民情敌'，是怎样当妈妈的——她几乎从未给孩子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这样稚气的童话，而是像对成人一样来教孩子。

林徽因：缝补袜子比描绘宋朝首都费劲多了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腾讯朋友 分享到腾讯微博 作者 /岱峻来源 /《民国衣冠》插画 /Julianna Swaney

（原标题为《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民国衣冠》一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铁葫芦图书出品）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述应当中肯。但我研究李庄数年，也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前些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两封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从那些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柔贤良的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艺术沙龙"。

沙龙的老板是金岳霖，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甫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徐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不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欢娱如朝露。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骤然改变了林徽因和那群"星期六朋友"的命运。

1937年秋，梁思成、林徽因携家带口与金岳霖等结伴离开北平，首途长沙。离乱中"星期六朋友"重聚，话题多是对往昔的回忆。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作，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短暂的欢乐是长夜的前奏，顷刻间灾难又至。那封信中林徽因继续写到：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各自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 "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思成、林徽因随史语所和中博院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他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他们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七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居窗户的四倍。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她在《除夕看花》一诗中写道：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

著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和剩余下!

……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逼着逃难者继续撤离。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梁思成既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又兼中博院建筑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道：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远离都市，那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别无其他机关。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

1940年11月底，搬迁开始。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肺六脏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长江边。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迁移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的厄运。大女儿梁再冰十一二岁，据她后来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歌，她试图用目光捕捉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病榻上，她写下那首《十一月的小村》：

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

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

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

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

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

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

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

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

是枯柴爆裂着灶火的声响，

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

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

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山坳子叫我立住的仅是一面黄土墙；

下午通过云雾那点子太阳！

一棵野藤绊住一角老墙头，斜睨

两根青石架起的大门，倒在路旁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

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1941年秋天，金岳霖从昆明千里迢迢到李庄休假，除了与梁家重逢，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人坐在书稿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已水过三秋了。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此情此景见诸三人联手写给费慰梅的信：

林徽因—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战时岁月的悲苦，患难中的友情，苦中作乐的调侃，在这封信中演奏得天籁般和谐动听。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到了李庄。此行，她也代表家人来探望思成和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漂亮的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试图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它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以傅斯年的影响及他和朱家骅的交情，此事当不难解决。但事情并不顺利。1942年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信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梁思永君之医药费经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四千元，并以前之六千元共一万元，敬请惠予考量。"

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了，但只是杯水车薪。

傅斯年的行侠仗义，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

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也许是为了让异国的朋友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给费正清的信中乐观地写到，现在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善解人意，心存感激，林徽因的性格悄然在变。

1944年，病床上的林徽因流着泪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能；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梁思成给费正清的信里谈到三弟林恒阵亡的情景：

徽因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那封给费正清的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

身边的一对小儿女再冰、从诫，是病床上林徽因的最大安慰。她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

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它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宝宝"梁再冰后来这样叙述母亲：

在李庄时林徽因从史语所借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沙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弟弟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外，就是以她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人一样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

2005年8月8日，梁从诫在致笔者的信中写道：

李庄也曾为新中国培养过人才，当然这些人才与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等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些"第二代"，包括李光谟、梁再冰、李文茂（李方桂的女儿，后在美国加州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董作宾的公子董小敏（现在台湾，曾回过李庄访问）和我本人等，都是在李庄上的小学或中学、大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我还记得我上的是李庄镇第一中心小学，我们有一位教自然课的女老师姓张，在她的课上，我第一次见到实验用的马德堡半球和聚电器。李庄小学的教学质量不低，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带我到重庆考中学，我同时考上了两个当时在后方最著名的中学—贵州花溪的清华中学和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当时南开考生两万多，只取二百五十名，我这个从偏远小镇上来的孩子居然考上了，也可反映出小地方小学的教学质量。

1945年9月，费慰梅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坐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到宜宾，乘小汽船下行来到李庄。同行的还有英国的博物馆专家Jayne（林徽因译为捷因）。他拟考察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还想看存藏的文物。在李庄，费慰梅见到了躺在床上的老朋友林徽因，相互诉说离情别绪。眼前的情景令费慰梅触目惊心：

李庄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

费慰梅到李庄正好赶上1945年的中秋节。后来，我从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那里看到林徽因的两封信，也正好是那几天的事情——

济之先生、李太太：

昨晚你们走后忽然想起（1945年9月）廿日是中秋节，晚上你们有老人也许要家宴，有外客实在不便。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外客且为她已备几菜晚饭，加入一人倒无所谓。有了费太太，熟人在一起，为此外人计，他也可以不拘束一点。所以想当晚就请那位捷因先生过来同我们过节。晚上再派人用火把把他送回，在那一段吃饭时间内，也给你们以喘气机会。

珠罗小帐已补好，洗好（老妈病了，自己动手）今晚即可送来。如何请决定，一切我们都可以配合起来，省得大家有何过分不便及困难。

匆匆

徽因敬上

为中秋吃饭的一点小事，林徽因不吝笔墨，再送一信：

李太太：

请您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一下老太爷是不是希望中秋节有个家宴，多个外人与你们不便？我们这边的确无问题。老妈虽病，做菜请客事素来可以找学社工友，与老妈无关。（如果客人在此住，则早饭方面因我不能跑厨房，自己房间又得先收拾出客人才有坐处，则必狼狈不堪，招架不来，我说实话。）现在客人住你们那里，我希望能够把他请来吃晚饭，让你们家人吃团圆饭，方便清静许多。真希望你们不要客气同我直说，我们可以分配对付这毛子，不要害得你们中秋节弄得不合适。

我这边人极少且已有费太太，费又同捷因很熟，故在一起过节连老太太、莫宗江等才八个人，可以完全合适毫无不便之处。至于找思成及费太太过去吃晚饭事，如果不是中秋我想我一定替他们答应下来。因为是中秋，而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

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赏月，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济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请千万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因为我们这边菜饭是一样准备了。帐子如果真的有，我就不送过来，但请千万不要客气，昨天我只补了几个洞，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

对不起，我信送得太晚，济之先生已上山，两下不接头，但一切等济之先生决定，反正不影响任何事情。

徽因敬覆 即

随同费慰梅来李庄的捷因是英国人，考察中博院，下榻中博院所在的张家祠堂。自然，饮食起居都由中博院主任李济及其夫人料理。考古学家李济三代同堂，老父亲曾为朝廷命官，是个重传统礼节的旧式文人。中秋阖家团圆，兀自多出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老人家内心的别扭可想而知。于是林徽因主动提出把捷因接到自己家里，又找出许多理由让李济夫妇心里释然。梁林家在上坝的月亮田，距离张家祠堂的中博院有二里多地。她两次叫人送信都只是好心地为妥善安排捷因吃饭的这件小事。

1945年年底，林徽因被好友费慰梅接到重庆。从乡下田坎的泥泞，从低矮农舍的粗陋，从桐油灯放大的恐怖中，林徽因又一次来到城市。尽管战后的重庆破破烂烂，但她对外界陌生的一切依然惊异。费慰梅写道：

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费慰梅为林徽因的变化大为感慨："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此刻林徽因眼中的世界，是以李庄上坝的农家小屋作为参照物的。从北京总布胡同到长沙，从昆明到四川李庄，那久违的繁华离她渐渐远去。战前北平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像一团快乐的旋风，总裹挟着一伙知识贵族，沙龙女主角总散发着天使般迷人的光影；战争迫使林徽因一家流寓西南，"太太的客厅"被置换成最偏僻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林徽因在经历繁华销歇，看遍风雨河山之后，心境发生改变，性格也变得如暖玉生烟，水深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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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假面博物馆问知情人

我猜下面这个问题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人问了。我的问题是，国家领导人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以前《非诚勿扰》，一个女嘉宾说她觉得最骄傲自豪的事，就是在机场接待领导人，说因为工作原因可以见到许多领导人，觉得他们都很亲切。哎，你说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能见下领导人多不容易啊！据说上海兰溪路那里住了好多名人，有人见过么？能给我讲讲么？这不算敏感问题吧？

回答

知情人答假面博物馆

敏感不敏感，这要看你怎么界定了。我不好说。我知道的是，在上海曹杨路地区曾经住了一些名人，比如运动员啊，国家领导人啊，等等。我妈曾经还在菜场遇到过某领导人的夫人。这位夫人本人非常简朴，看起来没有什么架子，我妈说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她，还觉得有点穿越。那个时候买肉都是要起早排队的，有一次，她还在菜场遇到这位夫人搬石头占位买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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