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饰颜色等级制的形成及其原因_马豫鄂

·98·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古代服饰颜色等级制的形成及其原因

马豫鄂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以服饰的颜色作为区分社会成员身份贵贱的手段,如果说上古时期的“品色服”制度可以从物质条件来解释,那么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进一步沿袭并强化的这一制度,则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产物。其中最具主导地位的是颜色迷信,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五行学说密切相关。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提出“五德终始”的理论,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与五行相配的五色也就成为天意或天德的象征。秦始皇认为周天子得火德,所以秦代周后,衣服、旄旌节旗皆沿崇黑色;汉废秦,演绎高帝早年杀蛇“杀者赤帝子”而改为服色尚赤。这样,不同的颜色就成为国祚或国运的象征。贯穿我国数千年的服色等级制度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又反过来起到了强化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它以礼和法的形式约束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任何人在服色方面的错乱都意味着犯罪,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尊卑高下的文化特性。

　　关键词:礼服制;品色服;颜色迷信;五方色　　中图分类号: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5)01-0098-02

见。区分官员职位高低的是他随身佩带的印绶的颜色。绶,据祈南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来看,这东西挂于腰间,是一种系于印纽的织有丙丁纹的丝绦,“长一丈二尺……阔三尺”,长宽之制,大而醒目。它由不同的颜色和绪头多少来分别等级,和官印一块由朝廷颁发,通称“印绶”,死后还要缴还上去。官员平时把官印纳入腰侧的革制“囊”,而将绶带垂于腹前,有时也连绶带一并放入囊中。当时绶带的颜色成了社会身份、官职高低的最鲜明标志,这在先秦是不曾有过的事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相国、太尉、大司马、大司空、太师、太傅及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紫绶”;秩比二千石以上的高官“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铜印黑绶”……《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东汉帝王官员印绶的等级颜色说:“乘舆(皇帝)黄赤绶”,“诸侯王赤绶”,“诸侯贵人、相国皆绿绶”,“公侯将军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

隋唐以后,服色等级制度高度强化,服裳颜色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哪一种身份的人穿着哪一种颜色的服裳,皆有定制,不得错乱、“僭越”。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品色服”制度。公卿高官衣着朱紫,荣宠显赫;工商、皂隶、屠沽、贩夫身穿白衣,寒酸卑贱,无异于囚徒穿上囚衣。“品色衣”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但其使用范围小,也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至隋朝,不同品级的官员之间,服色被严格区别开,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任何等级都不得使用其他等级的服装颜色。到唐朝武德年间,服饰礼仪沿袭隋制,但有

　　《后汉书·舆服制》说:“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这种以服饰的颜色作为区分社会成员身份贵贱、官位高低的手段,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这一做法由酝酿到成熟,由粗疏到精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最后形成了规范化的“品色服”制度,确立了服裳颜色的严格而鲜明的等级序列,专制时代的社会等级制度由此得到强化。

从文献记载可知,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产生了用服装颜色区分尊卑的观念。周代的礼乐制度确立以后,颜色用以区分等级的功能日益增强,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车马服饰。服色以赤、玄二色为尊。《诗经·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三白赤芾。”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亵服。”古时大红色为“朱”,是很贵重的颜色,“红”和“紫”同属此类。除赤色以外,玄色也被周人视为贵色、吉色,贵族常用黑色衣料来制作礼服,于祭祀、婚仪、冠礼等庄重场合穿着。《荀子·富国篇》:“诸侯玄衣冕。”《诗经·小雅·采菽》:“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诸侯玄端以祭”。

先秦时期虽已产生了以服色区分贵贱的观念,但只能区分贵族与庶民、奴隶之间的界限,而不能严格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等级差别,还未形成以服色区分社会成员的具体身份和官职高低的等级序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门阀制度也当盛行,颜色的等差变化随之进一步展开,用颜色区别社会等级在此时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不够严格,尊卑混用的现象时有所

收稿日期:200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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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所创新,规定亲王及三品以上“色用紫”,四品、五品“色用朱”,六品、七品“服用绿”,八品、九品“服用青”,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色用黄、白”。(《新唐书·车服志》)上元元年,高宗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旧唐书·高宗纪》)这一规定极其详细,使九品之官服色各异,所有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大小官员的品秩序列都显示得清清楚楚,从此正式形成由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成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等级标志。当时社会上穿紫袍者煊赫,着青衫者寒酸,上下之间,若隔重重天。白居易《琵琶行》诗云:“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见“青衫”,便知白居易当时是卑微的八九品小官。唐诗中还有许多此类以服色代指人物者,如“雪中退朝者,朱紫尽诸侯”(《白氏长庆集·秦中吟十首·歌舞》),“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卖炭翁》)。

北宋时期,官员的品色服因袭唐制。宋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服紫,三品至五品的官员服朱,六品至七品的官员服绿,八品至九品的官员服青。(《宋史·舆服制》)宋神宗元丰年后,更改为四品以上的服紫,六品以上服红,七品至九品服绿。尽管服色有所调整,但品色服制度仍被严格遵行。到了南宋,服色的等级界限被冲垮,百官公服尽著紫窄衫,且无品秩之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辽、金、元各朝因为游牧民族称制,服色风尚为之大变以外,其他各朝代都将这种颜色的等级妙用一直延续下来,并加以严格遵行。

那么,为何会形成这种以服色论等级的品色服制度呢?事实上,刚开始用颜色来划分等级,大概也是出于“无奈”。西周以前,统治阶级通过独享布帛来标榜自己的特殊地位,但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统治者没办法再垄断布帛的享用权了。与此同时,由于染料行业的蓬勃发展,统治阶级开始通过限定服色来区分社会等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的颜色迷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神秘意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念和五行学说密切相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颜色迷信。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颜色迷信始终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主要受“五行”学说的影响,五色成为天意或天德的象征,因而也成为国祚或国运的象征。古代中国人基本的宇宙观念是天圆地方,天地之间又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它们分属木、火、金、水、土五德,各具青、赤、白、黑、黄五色。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提出“五德终始”的理论,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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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或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终而复始,循环不已。与五行相配的五色也相应转换,分别成为各个朝代的崇尚之色,并用以装饰宫廷所用的仪仗、车马、服饰等。凡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都要据此确定本朝运用的历法和崇尚的颜色,以证明自己统治天下是顺承天意、合乎天德,史称这一举动为“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因此,黑色就是秦王朝的国祚之色。汉朝建立,制度革创,数改服色。《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刘邦建汉后,由此服色尚赤。

在封建社会中,颜色迷信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功能。封建统治者从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出发,把颜色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手段,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尊卑高下的文化特性。这种以服色来区分等级秩序的制度是颜色与政权、社会制度的紧密结合,是颜色的政治化。贯穿我国数千年的服色等级制度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又反过来起到了强化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它以“礼”和法的形式约束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任何人在服色方面的错乱,都意味着“僭越”、犯罪。于是人们的观念也受到服饰颜色等级制度的毒化和扭曲,正如大诗人杜甫所吟咏的“服色定尊卑,大哉万古程”(《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这种服裳中的颜色等级制度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门户、居室、车舆、佩饰等。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以“朱门”代指公侯贵族之家。平民的住房不得施彩,故称为“白屋”。平民不识字,不做官,也被贱称为“白丁”。

总之,服色等级制度的影响极其广泛深远,统治阶级一向把它视为巩固封建等级秩序的“大礼”而备加重视。董仲舒这样鼓吹服饰的等级威严:“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才。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春秋繁露·服制》)虽是宣扬服饰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也说透了它与巩固封建秩序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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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赵运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