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寒士诗人――吊苦之路上的诗骚两条路线

　　【摘 要】不管从人生际遇还是生活状况上说，李贺都可以算是“寒士”，却不能算“寒士诗人”。二者虽同样自吊其苦，叹老嗟卑，走的却是“诗人”和“骚人”两条路线。本文拟从抒情方式和体裁两个角度，对比李贺诗歌和《箧中集》中寒士诗歌的不同艺术道路。 　　【关键词】李贺；寒士诗人；诗人；骚人；《箧中集》 　　一、寒士诗人的产生与发展 　　与后世相比，唐代还不算平民社会。唐代的“寒士”是个不严格的概念，不局限于平民出身，也包括那些处于官僚体系底层的读书人，这些人的身世之感表现在文学样貌上，便形成了“寒士诗人”的群体。寒士诗人自吊其苦的开端当始于《诗经》中的“雅”。《小雅・北山》：“偕偕士子，朝夕从事”、“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虽然尚属贵族内部的劳逸不均，但已初步奠定了寒士诗人身世之叹的倾向。到了汉代，寒士抒怀则集中于文人乐府和文人五言诗。魏晋南北朝阶段，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玄学、佛理等思想的介入，诗风数变，逐渐归于华丽和绮靡，离《诗经》传统越来越远。初唐以来，各种诗歌形式都日趋成熟，“风骨”有所回归，但总体上还是继承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到盛唐时，诗歌艺术达到顶峰，诗骚传统几乎完美统一，王孟高岑李杜那些最顶尖的诗人，无不是兼有现实精神和浪漫情怀。 　　与杜甫基本同时期的元结，直言批评当时的诗风“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 【1】（P947），明确提出要使诗歌创作“尽欢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 【2】（P122），试图恢复《诗经》规讽美刺的传统。在此理论指导下，元结将沈千运等七位诗人的作品共24首诗集结成《箧中集》。这七位诗人一生穷困潦倒、沉沦下僚。“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 【1】（P974）。诗中多哀叹穷苦艰辛的人生遭遇，在内容上与李贺相似，但呈现出的艺术面貌却迥异。比如，同写仕途坎�，沈千运写道：“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栖栖去人世，�踬日穷迫”，李贺则写道：“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同写送葬，赵微明写道：“寒日蒿上明，凄凄郭东路。素车谁家子，丹�引将去”，李贺则写道：“低迷黄昏经，袅袅青栎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同写人生易老、求仙无望，张彪写道：“神仙可学无，百岁名大约……长老思养寿，后生笑寂寞”，长吉则写道：“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显而易见，《箧中集》的风格与汉代文人乐府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极其相似，“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语言质朴，平白如话，情感真率，绝少含蓄，几乎完全不去经营诗歌的“声色”，也没有深婉秀丽的意象。 　　二、“骚人”的抒情模式 　　李贺则与七诗人完全相反：刻意造奇，穿幽入仄，避免蹈循前人。杜牧：“盖《骚》之苗裔” 【3】（P178），一语道出李诗的渊源所在。《离骚》是长吉歌诗的精神及艺术的共同源头。李贺从不为“无我之境”，更从不为“无我之诗”。在李诗中，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浓重的“自我”的色彩，所有意象都是诗人“自我”的幻化，与诗人遥相呼应、同病相怜。长吉式的抒情，借助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性建构，不加节制、肆意发泄。一愁则是“眼前便有千里愁”；一恨便是“身死千年恨溪水”；一偃蹇就是“天荒地老无人识”；一落魄便是“葛衣断碎赵城秋”。李诗好用“极言”，不论写物抒情，都有种不到极致不罢休的趋势，这既与其为人“好奇”有关，更与其的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有关。这种情形在楚辞中就有，屈原对家国和命运的悲愤，在诗中幻化成纷纭的意象，善鸟香草、灵修美人无不照映着诗人的心绪。在意境的创设上，也是上天入地、纷纭炫目。李贺对美人花草那种移情式的描写，与《九歌》、《九章》中的写法类似；对鬼魅世界奇异惊悚的描写，与《招魂》中对四方险境的描绘一脉相承，甚至直接化用原诗。《公无出门》：“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与《招魂》“雄虺九首，往来�乎，吞人以益其心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就有明显继承关系。 　　此外，李贺与屈原一样都有一种“迷狂”的浪漫情怀。“我有迷魂招不得”与“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的怅惘何其相似；“临岐击剑生铜吼”、“壶中唤天云不开”与屈原“嗟号昊�，仰天叹息……因书其壁，呵而问之”的狂惑又何其相似。这是其与寒士诗人最大的不同。 　　《箧中集》七诗人可以算是中唐寒士诗人的先驱。到了孟郊、贾岛那里，虽然艺术上刻意造奇、用语险怪，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跳出写实的范畴。安史之乱以后，现实精神更是在诗歌中得到大幅度回归，这是建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李贺与韩孟诗派在艺术上虽有相似，但也必须看到他们在创作精神上的巨大差异。 　　三、工于长调的体裁偏好 　　体裁上，李贺极少律诗，而以乐府歌行见长，“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 【4】（P198）。其中尤以七言歌诗最工，在《申胡子�篥歌序》里，朔客李氏就直率的指出：“徒能长调，不能作五字歌诗”。体裁本身对诗歌风貌的影响很大，《诗经》采用整齐的四言，一句两顿，节奏和谐，“文约意广”（胡应麟《诗薮》）；发展到五言诗，节奏稍加复杂，风貌古朴雅正。到七言，句式加长，回旋余地更大，节奏更加灵活，很容易形成流动奔放的气势，也容易造成一唱三叹、千回百转的抒情效果，非常适合抒发豪壮或是悠长的情感。楚辞这种体裁之所以有抒情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其参差错落的长句形式。李贺尤工长调，与其抒情性的创作取向有很大关系。李诗中的名句，如“桃花乱落如红雨”、“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也多为七言。 　　然而李贺穿幽入仄的手法放在五言诗里，效果就明显逊色，由于五言诗载量有限，过多的物象和修饰语难以在诗中回旋开来，反而造成了局促拥挤之感。五言诗自古以来一直是写实的“诗人”的着力点。《箧中集》24首诗全是五言，孟郊贾岛也以五言见长。李贺的长调受盛唐诗风尤其是李白的影响更大一些，像《将进酒》、《苦昼短》这样的杂言七古，虽终究不比太白清新洒脱，然其构思缀词与声律之美能如此相得益彰，情感流动能与节奏变化恰当地结合，除盛唐之外也是不多见的。以李白七古为代表的盛唐歌行，正是与楚骚一脉相承的抒情路线。正如姚文燮所言：“唐才人皆诗，而白与贺独《骚》” 【5】（P1939）。 　　李贺诗风虽多受到中唐审美取向的影响，但仍保留了一部分盛唐风骨甚至是“胡气”。《李长吉歌诗叙》说：“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3】（P178）。但是，以中唐那种社会环境，在诗人饱经沧桑后，很难说不会将仅有的盛唐气度和浪漫精神磨灭。长吉的天才和气质，恐怕只有放在少不经事的岁月里，才能创造出真正有风骨的作品，倘若真的天假以年，李贺的诗风会不会逐渐远离楚骚精神，实在令人不忍悬想。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宋）姚铉编.中华传世文选：唐文粹[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2]（唐）元结撰，聂文郁编.元结诗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3]谢孟.中国古代文学学习指导（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学教研室古代文学组.中国古代文学学习指导（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陈伯海.唐诗汇评（中）[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