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评人论事九难点之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就是非不明。现在让我先谈谈个人学习反省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吧！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1997.12.23）一篇文章里说：

“***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了弄清这个根本问题,思想解放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文章说：“第一、破除某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绝对圣洁无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绝对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荒唐的社会主义观不破除,我们就迈不开前进的步伐。”

联系笔者参加常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实践反思,再明亮不过了。社会主义最大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应是生产力的最大发展。而生产力的最大发展,无非是这么两条,一是充分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是充分发挥智力型的创造性。可是解放后的前30年和后十几年相比较,人民公社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家庭,却又饿死了人。而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人是一样的人,地是同样的地,由于搞了个改革开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人们的衣食住行就大大地改观了,还不是后者用政策把农民被绑着的手脚解开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前者确是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了，虽然这也是阶段性的。

其实前段不仅仅只是到人民公社才压抑了人的积极性,远在合作化时,农民新拿到“土地证”,笑口才开,余粮就全征了去,地还没耕到一年,“土地证”就已经宣布作了废……所有田土入了社,归了公。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脑子里还没转过弯来,产生点疑虑,发了点牢骚,就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斗得死去活来,1957年常宁8月14日,训练了17,000余人的队伍,大反“农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共批判斗争1,732人,拘留147人,判刑166人,被逼自杀20人,哪里还有积极性？再又马不停蹄更往前超赶,荒唐地叫喊,只要进到人民公社里,来个大跃进,“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的共产主义就来了,一阵蛮干加盲干,有的水库修了不能蓄水,1960年已经饿死人的时候,潭水河上还在建设六座栏河坝,上劳力15,000余人,国家耗资190万元,劳工在天寒地冻的水下,饥寒交迫,新修的河坝反成了子孙的水害。土法上马的工厂到处冒烟,什么双轮双铧犁、车子化,就是生产的东西都躺在田头仓库成了废物。花了大价钱的一条铁路阴西铁路,农民自带钱粮、工具,投工百几十万个劳动日,仅仅供应一次试车典礼之用便报废了。1958年红了半边天的大炼钢铁,出了一堆废铁。人民那里知道自己的力没少下,汗没少流,甚至付出了生命,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每个劳动日几两粮,几分钱。衣不避体,每年７尺布票,遮了下半身,就不能遮上半身。知识分子又多打到“臭老九”的底层,谁还敢说一句正话。全民煎熬到1960年过苦日子,“收获”的只是一个“饿死了人”。

全球竞争能力主要决定因素是先进的生产力。可我县一向生产力主要是靠简单的体力劳动。先进的生产力又决定教育、科学和经济。可是我国在1980年前30年的教育是非常不幸的。教育三要素：一是校长、二是师资、三是设备,到1984年建国35年了,可常宁的完全中学校长,专管教育的局长,一直没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担任。中小学教师,长期间大多是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质量已经很低了,又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生产劳动”,搞得教师神不守舍,精疲力竭,哪还能安心教学呢？加以学制又缩短,劳动还要增加,发展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基础就差了,以致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学生高中毕业后投考大专还要一补再补。如何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发达国家都在追求教育效率,而我国当时却在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文革中许多大学停止招生,即使招一些,也是由党委保送的工农兵去上大学。如果教育可以打破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世界上的所有中小学都可以不办了。

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都在前进,而我国却在倒退,这一进一退,差距就更大了。教育落后,科学自然也相应落后,科学落后,经济就更落后远了。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极左思潮,绝非一地一些人的质量问题,也并非常宁当时教育部门的领导和师资都没费力或者都无能力,因为在全国的大气候下,小气候是无力回天的。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还能够在局部上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在偏重政治轻实绩的体制下,把人也吃懒了,吃蠢了。因此无论高素质还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都不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哪里还能谈得上发展生产力呢?生产力低下,自然经济落后了。4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搞法,反思起来,还不清醒吗？

文章说：“第二、破除某种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漫画化的资本主义观,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虽然未能消除,但它毕竟在经历了数度严重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仍能劫后余生,并且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事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一定有可供社会主义学习借鉴的长处。”

回想个人参加革命起,就知道资本主义已经是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哪知道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死,反而越走越红火,原来他们因为有了资本,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开发,例如电子产业的发展,大大地缩短了时空界限,优化了资源分配,使体力劳动的蓝领阶级日益减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级较之蓝领阶级的活不但要轻松,而且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以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力竞争,只有步入美洲印地安人的下场。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当饭吃,瞎子点灯白费腊。如美国的韩冰,一个人可种1,000亩田,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写书和出国旅游哩！而直到现在,常宁一个农民能够种到十亩田还得请帮手,相比之下,劳动效率就不只相差百倍。加速发展“知识经济”不就是中国急需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吗！这样说来,又有人要嘲笑我“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其实拿两种不可比的因素相比,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被另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取代,也还要看它和当时的生产力是否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余地,这样才是正确的。

文章又说：“第三、破除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经济、长官意志经济、是典型的主观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形式。”

反思常宁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讲计划,例如插秧时曾经提出口号:“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这种不顾实际条件的盲干,不就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吗！中国不论宏观微观看似都有计划,结果什么也难实现,而发达国家,宏观上看似生产无计划,实际市场给它提出了可行性的计划,在微观上倒是计划得非常周密，经济管理倒是非常严格、认真。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自发地去干。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从主观需要出发,而且是用行政指令强制推行的。市场经济则是从社会的需求出发,政府的计划也是指导性的。

文章还说：“第四、改变那些具有浓厚人为色彩的超前化的生产关系,超前的生产关系只具有观念和形式的先进性,在实践上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本质上是落后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善私恶的形而上学的是非观念。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首先要使人们从将公与私绝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

本来经济学提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便老是从生产关系上变革,1952年刚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3月唐礼开初级农业社就建立起来,12户51位农民86亩水田合作化起来了。上下还没有喘过气来,到年底就急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多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这已经是个大型农业企业了,让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掌管这么大的一个农业企业,而且还要连生活一起管,已经难以想象,而入股农户连自己的帐还没有弄清,对这样的管家还没有信心,当然人在曹营心在汉,哪里谈得上增产？以肩挑牛拉的低下生产力,维持自己的生活都还很紧,还硬要用少量的劳力去养活众多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非劳力人口,哪里去找这样高尚的思想？哪里去找那么多剩余价值？大家只有坐到太阳底下晒屁股去。地富的产共了,农民没有产共,就只有共本身这“80斤菜”了。这样的搞法,我想还不是简单一个“超前化”所能说圆的,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最高水平,劳动与非劳动者坐享同一的待遇,也只能是空中的楼阁,不是有点荒唐吗？

文章最后说：“第五、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绝对相信哪种有很大空想成份的社会主义观念,曾经真实地投入到对被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曾经真实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曾经热情地为我国生产关系超前的不断变革喝彩。我们今日所批判、所要抛弃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昨日所向往、所为之奋斗的某些东西。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实际上是通过前四点的长期实践,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搞僵化了,搞乱了,认错为是,以致对必须加速改革开放反而难以接受,这种观念难变,就是今天的要害难题。

笔者把这五种简化为:

荒唐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

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观

僵化了的计划经济观念

超前化的生产关系

无意识的思维定式

这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说得够深刻的了。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1997.12.23.《真假尊重马克思》一文说：

Δ“把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神化为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这不是尊敬马克思,而是侮辱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包罗万象千古不易的真理大全, 这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是否说过是否赞成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只能以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有利作为判断的标准。”

《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萧灼基著《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说：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与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凡是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要被推翻、被淘汰、被改革。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等道德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

笔者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追求“一大二公”。其结果,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社会经济长期停滞。

1997年《新华文摘》第四期《胡绳谈访录》：（胡绳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文章说：“马克思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由此提供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科学性。因此,我提出要加意维护这个观点。”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总结失败的经验不应该当作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没有镇压反革命,那么,是不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巴黎公社彻底捣毁凡尔塞而保住了政权,结果却出了类似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那样的悲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成出更优越的文明,包括人权和平等,自由和公正。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社会主义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一边讴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一边又把当代文明都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承认它也是无产阶级创造的成果。”

文章又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诞生的学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原有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甚至是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普遍存在‘先天不足’,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考虑有实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必要。毛泽东于1945年《论联合政府》一书中还说过：‘有人奇怪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之,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可惜在不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过早地被毛泽东自己所否定。刘少奇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可是不久都变了。这不是让人质疑原来骗人吗？

萧一湘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