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结业小论文

政治社会学结业小论文

有关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近代的政治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 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在古希腊，雅典城邦内的所有政事都要全体成年男子的批准，这种直接民主制是最早的政治参与。

现代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从过程的角度，政治参与被认为是“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意分配决策的行动“[。从功能的角度，政治参与被简单认为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狭义上，认为政治参与只包括合法的参与方式；广义上，政治参与则还包括了诸如消极抵制、集体不服从、抗议、游行、暴动、恐怖活动、暗杀以及革命等所有能够影响政府的行为。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要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能够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同时也有更多的利益需要维护，也有更多的可能参与各种政治组织。

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公民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相信通过政治参与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参加选举投票是公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参与活动。通过选举，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公共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政府从而获得合法性。此外通过选举，公民以选票对政府的工作做出评判。通过参加政党和社团等方式进行政治结社的活动，可以提高公民自身的的政治表达的有效性。公民有时也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对公职人员的罢免活动。公民还通过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以良心自由的原则进行非暴力的公共行为。此外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包括随机的参加游行示威、政治集会，以及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个人接触。

政党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了政治参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的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选民通过对政党候选人的选择，可以对政府行为实现一定程度的控制。

利益集团与政党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一般通过政治捐款，参加选举，院外游说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而非政府组织又与利益集团不同，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公共利益，政治参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

政治参与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参与，另一种是非制度化的参与。 制度化的参与，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其现代化进程会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反之则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在社会各阶层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在现代，选举是政治参与中制度化程度高，公民控制政府最为有效的工具。

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在现代政治中，公民与公职人员的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网是一种重要的非制度化参与。但是这种利益表达方式受到经济地位的影响很大。此外，游行示威、抗议、骚乱等群体性事件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

在西方，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为：

①投票。能够产生集合性效果，从而影响政府。但投票形式受到定期举行的时间限制，选票又无法充分、具体地表达公民的特殊意愿。这种形式缺乏主动性。 ②竞选。也能形成集合性效果，并能较具体地表达公民的偏好，具有较多的主动性。

③公民自发行为。即个人同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接触行为，例如写信、访问等。这种参与形式的时间和内容通常由参与者决定，其内容一般与个人利益有关，参与者可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④组织政党、社团或利益集团等。这类活动能产生集合性效果，往往比自发行为对政治的影响更大。

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参与形式与公民的3种政治取向有关：

①关注并热衷于政治和公共事务；

②高度的党派认同感；

③希望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团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信念。

一般认为，第一种取向同投票、竞选和地方性参与这类有广泛集合性效果的参与形式有关；第二种取向亦然,但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第三种取向也同引起集合性效果的参与形式有关，但主要表现在地方性的活动中。

美国政治学者G.A.阿尔蒙德认为，公民的自发行为虽然也作为一种参与形式影响政治过程，但不一定由政治取向引起。

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与政治参与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比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政治上表现更积极。如何解释人们社会属性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西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能够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如竞选捐款、政治信息、政治知识和技能等等。

（2）由于在现有体制中有着更多的利益需要维护，从而刺激了这一阶层的人们对政治更强烈的兴趣，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功效意识比其他任何阶层都要强。

（3）政治组织是现代政治活动的基本形式，政党、利益集团、志愿者协会等是动员公民进入政治系统、实现利益表达的有效手段。对于在社会经济方面占

据优势地位的阶层和个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可能参与这些组织。

（4）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们诸多优越条件，他们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其政治功效意识也相当低，这就使他们经常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态度冷淡，漠不关心。

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性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权力向国家领域转化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那些占据特殊经济地位、掌握足够政治资源并具有根本性利益指向的政治主体，才能够成功地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行使其权力。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以财产的分配状况为基础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状况的话，那么政治权力正是一个阶级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是不同的。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

①社会环境。包括教育、职业、收入、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的流动性及居住条件。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率较高的是以下几种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中年男性；定居者和都市居民；种族、宗教及自愿组成的团体的主要成员。

②心理因素。包括对权力、功名和地位的需求及社会政治责任感等。这些受家庭、同事及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同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密切联系。美国学者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个性刻板、神经衰弱、狂躁的人参与意识较低；缺乏自信心、情绪悲观的人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冷漠。

③政治系统。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的参与形式和途径就越多。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公民实际参与政治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主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质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仅是资产阶级享有的，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真正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水平将越来越高。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公民来说，政治参与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学习功能。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公民政治，那么培养具有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

权利和义务主体、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则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而且，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民众可以逐步养成宽容和妥协精神，后者正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建立的政治文化基础。

其次，政治参与是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所谓合法性，就是一个政治系统内成员对系统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它是政治系统赖以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吸收各种社会利益诉求、民众意愿，然后做出政治选择，从而使政策输出以民意为基础。一个参与渠道畅通、能够以系统内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为依归的政治系统必然增强民众对该系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其统治能力也会得到增强。而对一个长期压制公民参政要求的政治系统来说，其政府政策必然无法反映民众意愿，因此该系统的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

最后，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杠杆。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有着不断扩张的强大惯性，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将会吞噬整个社会机体内部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治能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仅要求在体制内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且要以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构成外在的平衡力量，而“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的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

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公民如何能够控制政府的行为？通过充分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众对政府的有效控制不仅是现代民主应有之义，而且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权力平衡机制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就曾对公民的选举权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的重要意义给予过高度评价，他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为显而易见：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才上升到最为自己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