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植入":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辐射路径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结合，挖掘发挥适宜人居城市建设中的“创意植入”和创意城市的人居效应，这对于激发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实力、深化创意与人居的互动城市范式、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综合发展水平，有着迫切意义和现实诉求。为此，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创意植入”，要注重生态型创意规划，打造“生态+”创意产业系统；重视包容型创意开发，打造“人文复兴”的创意城市；注重内涵式创意发展，增强适宜人居城市的文化质感度；强调社会型创意形态，提升社会宜居型的创意城市品质；促进生活型创意辐射，提升创意城市的人居生活环境和地点质量。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7.01.008

　　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向度，包括城市的以人为本、适宜居住、全面可持续发展等基本要义。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指的是人类居住生活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称，其中涵盖了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相关的自然地理状况、生态环境、生活便利程度、教育和文化基础、生活品质和社会风尚等方面。[1]李王鸣就城市人居环境的内涵指出，“城市人居环境是指人类在一定的地理系统背景下，进行着居住、工作、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活动，从而在城市立体式推进的过程中创造的环境。”[2]城市的人居环境包含着文化创意的元素和构成，两者之间存在着在此意义上的相关性。文化作为人居城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向度，增加了文化创意对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作用及其可能性空间。同时，文化也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的策略与价值导向，增强了文化创意在人居城市建设中的本体意义。“坚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营造高品质的宜居环境相结合，建设生活便捷度高、文化艺术氛围浓厚、自然生态优美、自身价值易于实现的良好软环境”，[3]有助于释放与更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实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综合发展水平。本文结合相关理论资源与上海城市实践，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在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创意植入策略与路径对策。挖掘发挥适宜人居城市建设中的“创意植入”和创意城市的人居效应，对于我国加深创意与人居的互动城市范式、促进创意城市和人居城市的融合创新发展具有其迫切意义和现实诉求。

　　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进程中，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渗透与植入，促进城市的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推动城市的创意更新与环境重塑，助力城市的创意区域质量塑造和居住空间优化，提升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宜居度。可从生态型创意规划、包容型创意开发、内涵式创意发展、社会性创意形态、生活型文化创意辐射等理念模式和形态路径等方面，加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因素与城市的生态宜居性和绿色发展度、社会宜居度、文化丰厚度、生活和居住品质等的有机关联，深入探索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和人居环境深度渗透、融合发展的“创意人居城市”。

　　一、注重生态型创意规划，打造上海“生态+”创意产业系统

　　（一）探索挖掘绿色创意园的路径机制

　　近年来，上海在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与渗透下，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生态文明也显现出与文化创意产业很好的融合互动态势。然而也要看到，上海的生态宜居性对于上海的创意城市和人居环境的构建仍然存在不足，和国内其他一些创意城市相比较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以每亿元工业产值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例，国内还有许多文化创意发展较为良好的城市，其得分数值都在上海之前，例如深圳、广州、厦门、长沙等；又以每亿元工业产值的工业烟尘排放量为例，深圳、厦门、广州、长沙、青岛、苏州、天津、西安、杭州都少于上海。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和创意城市、以全球城市为目标的中心城市，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这也是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应有之义。在推动人居环境的建设中，文化创意产业要注重绿色低碳的创意产业形态的发展，强调生态型创意和自然型创意的发展理念。

　　（二）探索挖掘创意生态村镇的路径机制

　　利用上海较为广阔的生态腹地，基于地区的资源特点和优势，规划打造“创意生态村镇”，是推进生态型创意产业的路径之一。对于生态旅游和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以因地制宜的创意旅游产业为主线推进村镇区域发展，同时也改变部分村镇发展生态旅游同质化的不足。从实际来看，上海的城郊和村镇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意资源，同时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禀赋，具有推进创意生态小镇建设的丰富潜质。奉贤等区有沿海旅游资源和特色乡村地貌，可以结合航运、岸滩、渔盐等特点进行适当的创意旅游小镇的规划和布局。青浦、松江、闵行等区县范围具有淀山湖、水乡特点以及佘山等自然资源，可结合水乡文化和特色的农、渔文化规划，在生态保护和创意导向的基础上，打造特色创意水乡小镇。嘉定、浦东、松江等地区具有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和资源，创意农业取得一定的发展的品牌效应，可在创意农业、美丽乡村的建设基础上深化打造乡土创意村镇。还有一些村镇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和挖掘其绿色生态内涵，打造创意生态小镇，例如金山农民画、南汇新场民间技艺文化、奉贤的陶瓷艺术园区、车墩镇的影视文化、崇明的民俗民族村落等，都是可资创意开发的人文资源。对于创意生态村镇的规划布局，有助于上海的文化创意和生态涵养的协调共同发展。

　　（三）探索挖掘亲水型文化创意产业带的路径机制

　　上海具有自身丰富的水系和水环境，这既是宝贵的自然生态资源，也是可资开发的文化创意禀赋。对于“亲水型文化创意产业带”的打造和整合优化，显现出推进上海生态型创意的必要诉求。黄浦江和苏州河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例如众多的码头文化遗迹、工业遗存；上海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等非遗项目与浦江文化相近、相关的占有超半数的比重，如上海港码头号子等。这些都是其发展邻水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利文化资源。黄浦江和苏州河水系已初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园区和集聚�^，可结合邻水的文化创意产业和空间特点，例如滨水文化消费区、滨水公共空间等，对之进行主题整合与布局优化，实现从集聚区朝向“功能区”的整合。奉贤东部沿海、青浦、崇明等区具有各自的滨海或滨湖水环境特点，也有海洋文化或水乡文化发展的一定基础，在此条件下可以对已有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并结合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产业、资金等方面的支撑，有选择地打造具有区域乃至全国竞争力，显现上海特色的滨海文化创意产业带、田园水乡文化创意产业带、休闲滨湖创意产业带、生态环岛创意产业功能区，形成具有完整系统结构的亲水型文化创意产业主题功能带，并在此过程中达到对水环境的生态维系和开发，促进人居城市建构。 　　二、重视包容型创意开发，打造“人文复兴”的创意城市

　　（一）注重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城市以人为本性的回应

　　城市的繁荣宜居程度与日常生活及其普通居民的尺度息息相关，要求自身的公众性和异质性，以激发城市及其居民主体的“活性”。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中，把社区性的活力再造作为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在文化创意开发中多种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与平等性，需要文化创意开发中的包容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对于创意人居城市的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在基于包容性的基础上，提升城市人口、阶层、群体之间的包容和平等。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展示了街区等基础细胞在城市活力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城市发展中普遍出现的内部多样性的缺失。“一个追求创意的城市或地区需要鼓励和促进人际沟通、激发文化与思想的相互交融，积极创造各种社会文化事件，并由此营造出多元开放的城市氛围。”[4]包容型创意不仅仅是一种“城市经营”或“城市营销”，更需要把人的本体地位和城市的人文价值摆在重要地位，增进居民的平权参与和分享，通过文化、城市、社会、公众的共同导向而实现包容型的创意人居城市，促进城市在新的阶段背景下的人文复兴。

　　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对城市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对于“人”也即居民的体验和生活品质的关注，应是创意开发和改造中的本体价值要义。在开发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过程中，仍会出现对“人”的挤占，例如对于人群的生活空间或社群生活质量的损害。在石库门、田子坊、多伦路文化街、老洋房街区改造等诸多创意园区和文化创意街区的实践中，未能避免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被“保护性破坏”的情况。例如田子坊在以创意园区的形态保护和展现上海的弄堂文化和市井文化时，由于过多的商家和人流，带来了原有里弄环境的嘈杂、光污染、生活的不便、生活物价高、居民与游客关系不和谐等问题，困扰着原住民的居住质量。文化创意产业开发项目存有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及其人居质量的关联不强乃至矛盾，市民也缺乏信息渠道、参与渠道介入到自身街区和社区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出现对旧有街区、社区的文化创意更新与居民主体性的区隔。因此，创意地点的开发建设以及居住功能融合置换的过程中，要体现所构建的创意园区景观对多种人群和市民主体的包容性，维护面向市民和人群的包容性空间。黄鹤在总结西方城市发展时指出，“在城市发展中如果仅仅将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引诱者’，而不注重文化潜在的精神作用，不注重回应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这样的文化发展即使能够实现一定时间内的繁荣，但是之后会面临长久的困境”。[5]文化创意的开发对于当地居民的居住需求和包容需求的回应，同样是以人为本的创意开发，需要注重可持续的人居城市构建之道。

　　（二）注重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城市多样异质性的回应

　　在创意园区以及各种文化创意产业设施的建设中，需要注重园区的生活宜居品质，促进园区系统与周边人居系统的协调与融入。创意园区或街区作为城市区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是独立或隔离的单元，在其规划实现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园区良好的人居品质。在一些创意项目中仍然表现出一些开发和建设的“孤岛化”现象，影响到创意园区或创意设施与周边环境的有机嵌入，也影响到市民对其的参与和共享。例如，田子坊集聚区交通不便，卫生环境不够理想；M50的参与主体认为其周边的环境卫生较差；目前的园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车位不足和道路狭窄的问题；以8号桥为例，周围没有合适的餐饮机构，也没有健全的购物娱乐场所，停车位短缺的问题也存在。创意园区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从而达到吸引人才和带动园区周边整体发展的目的。[6]在城市的文化创意更新中易于产生对居民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平包容的忽视，包容性的创意开发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与路径。

　　城市的包容型创意开发需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和公共空间品质营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再生阶段（urban regeneration），其特征是更为注重人居环境和社区可持续性等新的发展方式，具有文化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构建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运作，例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滨水空间的整治与再利用、鲁贝市的“重新塑造城市公共空间”计划等。[7]“芝加哥中央商务区（卢普区）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30余个广场，广场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12个，广场、公园、林荫道与大型开放空间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共空间体系。而上海外滩、徐家汇每平方公里广场数量分别只有3个和6个，公共空间系统也不甚完整，差距相��明显。国际相关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公共空间是承载公共活动、营造文化氛围、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8]上海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面临着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与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缺乏匹配等问题，需加强广场、绿地、步行路径、游憩空间等的系统性分布和网络化结构，增强市民进入和使用的便利性及其人居环境的服务品质。对于上海居民参与的公共空间，要加大文化创意开发对于其形态的丰富和地区分布的完善，构建多种文化创意旗舰项目形成的创意广场、水滨开放创意空间，加强文化创意园林、绿地和创意主题公园的建设和服务力度，着眼于具备公平长尾、精细设计和文化留存为特点的包容性设计策略，通过人性化的空间尺度、形象和舒适环境，营造富有文化活力和创意品质的城市人居环境。

　　三、注重内涵式创意发展，增强适宜人居城市的文化质感度

　　（一）避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内容遗失

　　现代城市在其发展历程中面临种种城市化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从“推土机运动”、商业开发和经济驱动到“文化再生”的变革，加大文化元素的导向使城市呈现出新的格局和面貌，也大大改善着居民的“城市性”人居体验。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国际上一些发达城市、后工业城市基于其经济、社会、生态、人居等综合性目标，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城市和创意城市转向，其城市化阶段从规模和空间拓展、功能拓展，转向文化空间和文化资源居于主要地位的内涵拓展。“追求人居环境空间的人文品质，表明了城市生活从初级的物质满足正逐步向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转化。”[9]对上海而言，面临全球城市建设新阶段、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转型，其中文化的品质和宜居性无疑是需要着重拓展和深化的层面。 　　适宜人居城市对于文化有着内在的要求。建设部“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中，纳入了文化包容性、文化遗产与保护、城市人文景观、教育文化体育设施等指标，它们反映出对城市宜居环境的文化向度的要求。亦如吴良镛教授所指出的，城市的宜人性除了需要良好的自然条件，也要有杰出的建筑物、美丽的广场、艺术的街道等，还要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例如杰出的博物馆、负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历史遗迹、多种图书馆及美好的音乐厅、街道的艺术等。[10]文化宜居性的城市应是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更具备文化涵养的城市，更具备满足市民文化艺术欲望所需要的文化空间和设施的城市，整个市区的组成要素和结构更具文化内涵的城市。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城市人居环境对于文化本身的诉求，协调文化创意产业要素式增长和内涵式发展的关系，加大上海的适宜人居城市的文化创意内核建设。城市文化的内核向度难以简单地靠文化产业投资或园区建设就可以实现，而更多的是在长期积淀中表现出来的底蕴和光晕，通过城市文化综合体向居民弥散。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巴黎的文化艺术之都等，无不需要其城市在人文、艺术等多方面的精神内涵构建。上海的文化宜居度不应仅仅来源于其装载的文化产业、现代传媒或文化遗存和消费景观，而应该将这种文化元素内化于人居城市的建设之中。

　　（二）避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价值遗失

　　从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发展来看，部分创意园区出现空壳化、地产化等问题。“单纯的一座大厦、一个广场即使冠以‘集聚区’之名，如果没有创意企业、创意人才的参与，缺乏社区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认同，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定要早日走出‘创意城市即意味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数量多的城市’的误区。”[11]文化创意更为重要的不是园区的物质性而是创意主体的激发、交互以及创意社群、创意网络的活跃和强化，是创意文化的非物质性。有分析指出，“上海几大耳熟能详的创意园区，田子坊、同乐坊、老码头、1933老场坊商业比例都已经超过了50%。而原本应当是主角的创意产业却在几轮商业运作之后，无奈沦为了配角。”[12]事实上，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中创意企业本身的式微及其商业化、餐饮化等问题并不鲜见，这影响着创意园区对于城市创意的真正作用和激活效能。部分园区对于自身的定位和规划并非很明确与科学，也导致文化创意园区缺乏文化和创意、过于商业化和地产化，降低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品质。要对创意园区加强科学合理的布局与规划，控制其中的产业结构偏转、创意产业被挤占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创意园区对于城市创新和文化激活、营造创意环境方面的作用。

　　在上海的历史文化建筑或文脉所发展形成的创意园区和文化街区，也存在着忽视文化本体的内容遗失或创意遗失等现象。例如新天地的改造虽保留了石库门的外观，其文化内容却改变了，带来似是而非、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且与作为上海特色历史文化景观之一的中共一大会址的环境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吻合。在这类文化创意片区中，需要维持与重视建筑、街区的整体环境风貌，注重对地方文脉环境的完整传承和发扬。在部分老旧街区的“海派”老洋房开发中，改变历史建筑的性质与结构，或者改变建筑所处环境的原有风貌，带来其风格样式的改变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的遗失。对于文化遗迹的过度商业开发在不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情况下，会对与历史文化共生的地域场景和空间架构产生潜在的破坏，加速宝贵的历史文脉在构建文化创意园区、创意街区过程中的躯壳化。因此，这类创意园区的建设也需进一步加大科学利用与开发的力度，实现历史和人文、经典与时尚、物质形态和精神内核的良性协调，更为合理地利用文化资源，实现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和塑造适宜人居的文化环境。

　　更深层次上，城市在文化认同、精神价值、创意氛围、创新品质等内核层面，具有对于城市文化丰厚度和文化居住环境而言的难以替代性。著名城市研究学者芒福德指出，都市发展存在“罗马化”的问题，核心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对于上海而言，由于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张和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面临着比一般城市更严峻的人文协调发展与“精神生态宜居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建设城市精神文化内涵来妥善应对与解决。上海正处于全球城市、人文之城、宜居之城的建设中，真正高度发达的城市文化不仅要具有对于物质形态、产品形态和符号形态的文化的供给和创造能力，还要有通过城市文化生成和表达精神文化、情感认同的能力。[13]如何用文化创意产业浸润城市的人文环境和居民，形成独特的、强有力的城市文化质感度，是上海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大都市和人文性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层面。

　　四、强调社会型创意形态，提升社会宜居型的创意城市品质

　　（一）探索创意社区的范式更新

　　文化创意产业的目标是作为增长极对于城市经济的拉动以及推动城市的发展方式转变。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发展的深入，以及宜居城市的全面品质提升诉求，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在产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凸出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凸显从产业型创意向社会型创意的影响、融合和�D变。西方的城市发展经历过经济复苏主导、社会发展主导、物质空间环境建设主导等不同形态特征的城市文化建设，[14]诚如黄鹤所指出的，西方的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强调文化对于城市经济和环境重建的作用逐步演变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于文化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文化被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文化规划是城市和社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战略性以及整体性的运用，在关注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文化的政治和社会效益。[15]就新的阶段而言，文化创意产业对社会功能的凸显成为“创意人居城市”发展的题中之意和内在升级演化要求。城市创意文化的内涵需进一步转向文化创意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元综合发展的更高尺度，充分注重创意文化灌注下的社区发展、人文体验、社群体系、宜居环境等多元标度，对传统的城市社区予以创意时代更为有力的综合发展驱动。

　　社会型创意需要探索挖掘创意社区的多元形态和宜居尺度。创意社区不同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功能区或创意园区，强调社区化、社会性、公共性的结构。社区化的创意空间强调其内生型持续驱动机制，将创意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社会性创意”通过创意单元推动城市和区域新的转型构建。创意社区有助于规避创意产业沦为“创意车间”的发展路径，向社会包容、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人文生态回归。创意社区强调自发性和功能的非约束性，各种创意阶层、文化机构、草根文化、政府、公共文化空间等要素在其中形成多元交织的社会生态。市民所居住的社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融入本地文脉的不可移植性，尤其是其中主体和主体、主体和环境之间的社群关系、地方关系都是嵌入式和不可复制的。创意社区立足于城市的社区转变与新型社区的构建，使居民、创意阶层、社区关系、本地文脉等有机结合，促进城市创意文化的发展、社区活力的激发和作为城市人居细胞构成的“社区更新”。 　　（二）探索创意集群的范式更新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适应对于开放性创新的诉求，打破园区的围墙和边界，促成社会公众和各种创意阶层无制约性的进入和参与，构建一个具有开放主体机制和开放交互机制的动态环境。美国克拉克教授的“场景理论”指出，未来的城市发展动力将会聚集于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场景”之中，人们的价值观蕴藏在社区、建筑、人口风俗和群体性活动中，并且外化为便利设施的功能、种类、布局的总和（场景）。[16]上海要注重探索深化开放式的创意街�^、自发形成的创意集聚区中的社会性创意“场景”，对于既有的创意园区乃至创意街区的封闭式或半封闭式文化创意空间的理念与范式更新，把社会开放样式置于突出和优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无缝嵌入周边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的社会空间载体，打造固定性和流动性以及原住居民、创意人群、政府和服务机构、创意产品和对象共同构筑的创意社会生态圈。

　　在上海的类型各异、内容丰富的文化创意产业特定集聚空间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化的创意集群建构，在创意产业的基础上实现创意园区的社区化、创意商区的生活化、创意经济的社会化。针对较为单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逐步加强其“社会性”和创意生态的完整性，例如吸纳除了产业主体之外的多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独立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员、大学和研究机构、文化消费和传播场所、独特的街区文化生活氛围、文化共同体认同、与当地创意产业相关的居民人口常驻、人文生态的日常嵌入等。上海当前具有数量不菲的“众创空间”或“创客空间”，根据上海市科创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市众创空间累计500余家，形成了咖啡沙龙、创客、创业教育、创业媒体等多种孵化模式。[17]例如上市新三板的“苏河汇众创空间”，大虹桥区域的方糖小镇、优客工场、纳什空间等。这些新增长的众创空间尽管注重社会自治和社会参与，却依然难以避免沦为房产出租、缺乏众创氛围等问题。可在创意集群和社会性创意的基础上，加强众创空间的引导和探索，使之真正形成具有强力的社会嵌入性的创意区间。上海有逾十多个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起来的创意产业园，例如杨浦区赤峰路依托同济大学集聚起来的建筑创意工场产业园区，长宁区天山路依托东华大学、上海服装研究所形成的时尚产业园区，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天山软件园等，这些创意园区加强“社会性创意”的转换提升，深化集群内部各种产业主体和非产业主体之间的链接网络体系，丰富与周围社会生态和居住群落的对接，有助于构建具有独特底蕴的创意社区和创意集群，增强地区的吸引力和宜居魅力。在创意人居城市的构建中，要增强社会型创意环境的开放性，“一方面更多人包括城市精英、小资本额艺术家甚至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到创意活动中，另一方面更多人尤其是非精英阶层都可以分享创意所带来的成果。这不仅仅是构建公平社会的需要，更是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保持城市生活持久活力的基石，是创意城市的魅力所在”。[18]

　　五、促进生活型创意辐射，提升创意城市的人居生活环境和地点质量

　　（一）塑造多样的创意活动区等形态

　　适宜人居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仅承担着促进城市经济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等功能，还需要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落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品质，通过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度、丰富性和舒适体验。例如台湾在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强调，要通过发展创意生活产业，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如昆兹曼指出的，“城市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品质。对于许多中国城市的市民来说，快速城市化使得生活品质有所下降。在这个时代，人们很少思考快速城市开发给城市宜居性造成的后果，但创意城市策略能够激发人们设法夺回美好的生活品质，并对城市进行必要的修复。创意城市不只是一个增进旅游、娱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处方，它是重新创造城市宜居性的一种手段，是一个使城市摆脱汽车交通和消费驱动型投资的生存策略。创意城市就是宜居城市”。[19]

　　（二）塑造多样的创意消费、创意休闲、创意居住等形态

　　利用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良好基础和较为成熟的业态体系，打造充分体现创意元素的创意活动区，有助于丰富居民的生活形态，加强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建构。就当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言，“‘创意园区’会形成相应完善的生产链，效率高，但生产与生活是脱离的。现有大多数‘创意园区’仅是作为创意人士的工作场地而已”。[20]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区需要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融入，它“表达了一种创意性的生活方式，多元的咖吧文化、活跃的创意社群、频繁的创意活动构成集聚区的主体单元，创意成为区域内一种普及性、开发式的、大众普遍参与的活动”。[21]对此可以在上海现有的消费商务区、公共空间、区域的中心活动区、历史文化地段、广场街坊等范围拓展创意活动区的建设。发展创意消费街区模式，例如在静安区的上海戏剧学院、剧场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戏剧创意文化及其相关的生活和休闲的体系升级，促进特色性的戏剧创意生活圈的建设。积极利用上海城市的慢行系统和步道、水岸等串联创意场所和生活空间，推动创意都市的“慢城市”、“慢生活”产业，推进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中的产城融合，改善创意产业与城市生活品质的联动。一些创意产业集聚带建设可进一步融合产业形态与生活社区的载体，积极引入创意产品和创意消费并与居民生活相关联，避免产业与城区的隔离，在此过程中提升城区的创意品质。

　　说明：本文系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课题“文化创意产业对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分析研究”（201402007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同济大学青年英才计划项目“社交网络‘情绪设置’效果与模型研究”（0600219077）的阶段成果，主持人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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