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末农民起义看带人物故事的瓷器
原文作者：祖缘堂
有人会问，元末的农民起义和当时生产的人物故事瓷器有什么关系，殊不知关系重大。收藏是为了验证历史和传承文化，经过探索发现，元末农民起义和当时生产的人物故事瓷器有着密切的联系，证明这一史实，有利于进一步推断元代瓷器的年代，有利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得到更好地保护。
对元代瓷器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元代有“鬼谷子下山”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三顾茅庐”罐、“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梅瓶等等重器。在元朝这么多的汉文化经典的出现，难道是元朝统治者为了传承汉文化采取的积极措施，不是，恰恰相反，这是当时南方的汉人为了反抗元朝的残酷统治，利用瓷器这一载体，宣传历史上改天换地的英雄，唤醒人们觉悟，暗示新的英雄即将出现，以达到一呼百应的目的。
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被河南息州的赵丑厮、郭菩萨起义所揭开，到了至正初年，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由于起义的农民多数是汉人、南人，蒙古统治者对他们非常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提出，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持兵器，不得持寸铁，并且下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禁令。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为了宣传推翻元朝的残酷统治，又不直接暴露起义的意图，并能最广泛的动员和唤醒人们，南方起义的组织者凭借智慧，在当时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精选了汉族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经典故事，把可以合法流通，不论贵贱家家必用的瓷器作为了重要的宣传载体。这时期的瓷器，应该在至正八年到至正十一年期间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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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瓷器上反映的人物故事就发生了变化，是以水浒英雄人物故事为主，有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等。直接号召农民起来反抗，这进一步说明瓷器被充分的利用在了起义的斗争中。
民间收藏的这些元代瓷器应该是可靠的。首先，汉文化的经典故事人物纹饰在宋朝的明道年间青花和多彩瓷就开始采用了，这一问题在之前的文章中有所探索。对比后不难看出元青花和多彩瓷，不是横空出世，它是完全意义上对汉文化的传承。
其次，张文进制造的窑口与元统治者控制的窑口，在胎、釉、纹饰是有区别的，以某一窑口为标准判断，很可能造成误判。另外，同一题材的人物纹饰，由于不同器型的绘画面积有大小，古人对人物和景物在不改生动、自然、流畅的情况下，对画面进行了删减，神韵依旧。下图三件不同器形的“鬼谷子下山”瓷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张文进窑口提炼钴的工艺水平要比其它窑口高，铁锈斑相对不是很明显。
元朝虽然统治了不到一百年，但有没有可能将带有人物故事纹饰的瓷器，在年代上划分的更细些呢？如果把元末农民起义结合考虑。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如南京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在时间上就很有争议，在文博界有人说是明早起的，有人说是元代的，至今也没听说权威的解释。而将元末农民起义考虑进去就不难判断，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应该是至正十一年刘福通红巾起义之前生产的，再具体点，应该是至正八年生产的，误差不应该很大。
文物只要是真的就不应该设数量限制，从逻辑上说，数量越多就越接近历史事实，假的除外。历史遗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上的。由世世代代相传，受改朝换代和战乱的影响，这样的文物数量相对稀少，值得倍受珍惜。一种是地下的。它们是祖先生前喜欢离世后带入地下，或者是为了躲避灾难而窖藏的，这类文物数量无法估量，它们会随着社会的需求和社会改变地貌的规模而变化。但趋势是不断枯竭。这些文物是跨越时空，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重新面世，一部分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大部分直接传给了民间有缘人，这可能就是短短时间内，国内出现近亿人的收藏队伍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吧。这些能进一步证明历史和传承文化的珍宝，由于很多都是文博界没有见过的，对其缺乏了解。加上既得利益者的偏见，使它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就拿元代人物故事纹饰瓷器来说，它被作为动员起义的重要工具，同样纹饰的瓷器不应该仅绘制在一种器形上，生产的数量也不应该少，否则达不到广泛宣传的目的。从购买力看，当时很多地主是反对元朝统治的，就算它们没有支援农民起义，从经济的角度看，他们应该有财力购买精美的瓷器和修筑较好的墓室或窖室，这样也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瓷器存世。如国家在江西一次就发现了十多件元青花，而广大民众生活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从概率上说他们获得元朝瓷器的可能性更大，虽然现在很难搞清他们是如何获得的，但喜爱、传承、保护这对国家是有利的。这就需要实事求是的对待民间的藏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扎根民众才是根本，打击违法犯罪，不能以遏制民间收藏为代价，更不能被少数人所利用，让他们成为民族复兴大业的绊脚石。
每一件文物都能见证历史，我们要用真挚的感情去精心呵护祖先留下的每一件宝贵遗产，不要只顾了一家的光宗耀祖，而不顾国家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