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扶持推动"居家养老"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26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广东从200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080万人,超过全省人口总数的12%,预计到2015年底,全省将有近13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与此同时,广东应对老龄化的各种准备却严重滞后。养老政策缺位,养老设施落后,养老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建立。面对老龄化日趋加剧的形势,广东下一步该如何出牌?近日,广东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首当其冲的是要改变目前对老龄化认识不足的问题,加大养老服务建设的投入。
A.现状
“未富先老”同时保障水平低
按国际通用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就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了。发达国家用了近百年才完成的老龄化的进程,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
况且,中国的老龄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不同步,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没有准备好,就已进入老龄社会,即“未富先老”。
最为明显的是,养老、医疗等保障只有城市得到了广泛覆盖,广大农村依然没有保障,最近推行的新农保,“广覆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低水平”是现实,这改变不了农村生活没有保障的基本问题。
大量外来人口“稀释”老龄化
去年,广东省老龄委委托以广东社科院郑梓桢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进行题为“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的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郑梓桢重新为广东算了一笔账:广东承担着两个担子,即本省籍的庞大老年人口和大量外来人口;而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在老年人口绝对数不小的情况下,“稀释”了广东老龄人口所占的比例,就出现了广东社会低速老龄化的“假象”。“一旦广东的经济失去了优势和吸引力,大量外来人口回流,广东的老龄人口比例就会大大上升,老龄化问题就会相当严重!”
根据今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10年间,全国共增加了7000万人口,其中广东便增加了1000万,占到了全国的七分之一,增长率1.9%,是全国水平0.57%的三四倍。“所以,广东没有理由乐观!”郑梓桢说。
“星光老年之家”多被闲置
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已经日益显现出来。目前中国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随着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三化”叠加,老年疾病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凸显;但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这就导致养老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
另外,社区、居家等养老服务设施目前也很落后,由于投入不足,如今大部分的“星光老年之家”就因缺乏后续经费而被闲置或被挪作他用。
B.分析
养老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
广东应对老龄化准备缘何如此落后?“养老服务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如是说。
目前,广东养老服务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省各级财政预算中都没有“社会福利”的专项科目。由于每年没有稳定的养老服务经费预算,开展养老服务的经费主要依靠福利彩票公益金。
而看看邻居香港,广东的差距显而易见。香港不仅将包括安老服务的社会福利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而且每年支出上百亿元,仅2008年就支出390亿元。从国际上看,日本老年社会福利服务开支占国民总支出的10%左右。
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每年由发改委立项,财政给钱,拨1亿到2亿元扩建养老院,广州甚至连无锡这样的中等城市都比不上。
认识不足是问题根源所在
中国从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已经12个年头,为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投入和政策都严重不足?郑梓桢认为,这归根到底还是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应对老龄危机首先应提高认识。”郑梓桢说,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养老保障问题。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领域,关系到国家稳定、社会发展。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予高度的重视,把老龄事业当做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养老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纳入公共财政。
C.对策
创建低价社区养老服务
广东应对老龄化的战略研究和政策制定正在进行中,目前广东各地市已建立百岁老人津贴制度,同时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开始为80岁或90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津贴。
然而要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在目前的经济实力无法保障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全覆盖的情况下,推动“居家养老”,发挥尊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对于跟老人一起住的子女要有政策上的倾斜,例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优先分配之类,使政策养老和居家养老并进。同时,社区的养老措施也应该跟进,创建低价社区养老服务。
另外,提高老年人口福利,对老年人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公园、使用文化体育公共设施、到医疗单位就医、享受老年津贴等项目,作出统一的优待规定。
适时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
随着老龄化问题不断深化,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必定在某一天开始显现出来。郑梓桢认为,要解决劳动力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因劳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人口的素质,要办好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
“同时,应该适度延长退休年龄,采用弹性退休制度。”这方面,西方已经有了很多经验,60岁可以定为退休的明确标准年龄,但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退休和继续工作,最后把强制退休年龄定在65岁,发达国家是67岁。
另外,郑梓桢认为,应放宽人口政策,经过30年的“单胎”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得到控制,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出现,这时候就要适时地放开政策限制,允许生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