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不屈有勇有谋

　　作为一名军事家，陈毅元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以后，在担任外交部长的14年间，陈毅直接参与了我国的重大外交决策，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务。在长期、大量的外交活动中，陈毅形成了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炮击金门：初登国际外交舞台 　　1958年2月，陈毅正式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任不久，他便遇上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3日晚，陈毅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参加宴会。他在致词时没有使用事先准备的讲稿，而是采用即兴讲话的方式，抨击美国军队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驻兵古巴，又以“休息和避暑”的名义进驻新加坡。陈毅质问道：“我们中国也派一支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任何国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陈毅选择这样一个场合讲这番话，事出有因。就在宴会开始前两小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金门的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轰击。 　　陈毅这样说过：“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我再搞缓和；如果他还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搞得比他更紧张！” 　　果然，金门炮声一响，美国立刻乱了阵脚。它匆忙调集100多艘舰只、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要“轰炸中共的基地”。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9月9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狂妄的战争姿态。18日，又在联大发言，要求在台湾海峡实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福建前线的部队。 　　面对美国的嚣张气焰，中国方面针锋相对，展开了一系列行动。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绞索”战略的谈话，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人民及它的盟国也对此纷纷表示不满。9月9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同意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但是复会后，美方又要求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以保护它在台湾的“盟友”。 　　陈毅立即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建议进行反击。9月20日，陈毅发表声明，指出：“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由于中国方面立场坚定，应对得当，美国国内参众两院和报界舆论，对杜勒斯发起了一片指责之声。面对这种情况，杜勒斯又被迫调整策略。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突然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此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慌乱和不满。 　　10月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等人去研讨，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湾方面受到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设计的那一套引诱我方占领金、马两岛，换取台湾脱离大陆，进而永久“独立”的险恶计划遭到了失败，“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最终，12月10日，美国方面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大部分军事力量，并且答应遵守我方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1958年10月31日，陈毅在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安东诺夫时表示：“蒋介石如果从金、马撤走，我们的办法就不多了，因为台湾距大陆有100里，大炮打不到。如果我们派飞机去轰炸，那就要冒爆发大战的危险，而我们犯不着这样做。但我们不去炸，美国就会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呆着，而且总有一天会把蒋介石搞掉，让更忠实的走狗上台，实现台湾自治化和托管台湾等。这样，将来就可以搞个南朝鲜、日本、台湾和南越联合反共包围圈。美国这时甚至可以把日本引到台湾，自己走开，以便叫亚洲人打亚洲人。” 　　因此，陈毅认为，我方恢复炮击，就使蒋介石可以振振有词地抵抗杜勒斯。他指出：“我们恢复炮击，就是要把蒋介石吸住，让他留在金、马，从而使台湾地区保持一个僵持的局面，以便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我们认为把金、马、台、澎留在蒋介石手里比留在美国手里有利，这样，可以慢慢地最终收回这些地方。” 　　通过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有力地表达了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极其复杂的外交博弈中，陈毅自始至终保持了一名外交家特有的冷静与果敢。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尽显外交家风采 　　1961年5月，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这是陈毅第一次单独率团代表中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西方舆论这样描述初入日内瓦万国宫的陈毅：“共产党中国外长陈毅穿着资本主义式的西装，戴着轻毡帽，来到了日内瓦”，“和以前完全不同，做出愉快的姿态，拍拍美国人、英国人的肩膀，说些笑话，采取了开朗的、有信心的、应付自如的态度，宣传着他们有人情味的一面”。 　　1954年，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关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技巧，促使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然而，美国代表却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在此后利用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一直发展到直接出兵入侵印支。美国还策动老挝右派两次推翻其联合政府，导致该国陷入全面内战。这次中、苏、美、英、法、越等14国首脑开会，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陈毅多次参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印支问题的研究，深知全力支持印支三国的抗美斗争的必要性。中国是印支的近邻，又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美国对印支的干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同时，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斗争又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当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时，中国政府便迅速回复，表示赞同，美国则因其支持的老挝右派刚刚遭遇惨重的军事失利，也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讨论老挝问题。 　　临行前，陈毅对与会各方的情况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要对美国以外其他西方国家和所有中立国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起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中央讨论并同意了这一方案。中国参加会议的目标是：争取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 　　1961年5月10日，陈毅一行抵达日内瓦后，被告知会议延期了。原因是美国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各国代表团足足等了两天，报告总算送到，证明早在10天前老挝就已实现了有效停火。但美国又节外生枝，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 　　陈毅当机立断，决定在中国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美方破坏会议的行径。此举使中国代表团先声夺人，掌握了会议的主动权。5月16日，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抵达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

　　陈毅在开幕会议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要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陈毅提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 　　第二天，各国报纸纷纷对陈毅的发言进行评论，认为它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美国代表腊斯克则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打出“中立定义”这张牌，其实质，就是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陈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第二次发言中即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与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最终，腊斯克的“中立定义”甚至都未得到英国、法国的支持。在与陈毅的较量中，腊斯克再次落败。 　　然而，腊斯克并不想就此罢休。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在老挝“发展有效的国际监督机构”，这个国际监督机构可以自由往来老挝全国各地，而无需取得老挝任何全国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员的同意；它还可以裁编老挝的军队。同时，腊斯克还主张对老挝的经济技术援助由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家来管理。 　　针对腊斯克所谓“发展有效的国际监督机构”的主张，陈毅尖锐地指出：美国设想的这种国际监督机构，是要把老挝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挝独立的基础上维护老挝的中立。在讨论国际监督机构的职权时，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对于腊斯克提出的“中立国家”的问题，陈毅明确表示：老挝行使主权、独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问题，应根据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由老挝王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而不应由任何国际机构来管理。 　　会议期间，在紧张而激烈的外交谈判之余，陈毅或四处造访，或广邀来客，坦率交谈，结识了大量朋友，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霍姆勋爵与陈毅多次互访、晤谈，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事隔多年，霍姆仍在其回忆录中称陈毅为“一个有用的朋友”。陈毅在日内瓦结交的朋友还有很多，例如，他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老家，与印度外长梅农共尝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沃尔德评论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在韩素音的笔下，陈毅的形象更为鲜活动人，她这样写道：“陈毅在会议厅里舒坦地安坐在他的椅子上，显然在打盹。直到他机警的耳朵突然听到有半吞半吐或重大微妙含意的词句为止，哪怕这种词句是包含在词义双关的话句里。这时，他便睁开了眼睛，目光炯炯，打量着发言人，或蹙额不悦，或流露微笑……东方人不动声色，陈毅元帅却不是如此。他的明智、坦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是属于实事求是的新的外交学派的人物。” 　　6月初，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许多国家关注着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结果。陈毅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他指出，美苏改善关系并非坏事，只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与此同时，陈毅在休会期间力争主动，广泛开展各种会外活动，积极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位亲王在瑞士的成功会晤，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 　　会议恢复后，美国又抛出一个新的草案，要设立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他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总结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表现出了灵活应变的策略及平等协商的精神，从而一扫会议多日来停滞、悲观的气氛。 　　至此，会议开始对协议具体条款进行谈判。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处理。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对中国非常熟悉，早在三四十年代，年轻的哈里曼就随家人到过中国的东北、北京和重庆。甚至在中美尖锐对峙的1959年，哈里曼还申请访华。不过在当时中美两国“天寒地冻”的年月，他的“热情”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此番来日内瓦，他也做出了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评论认为：“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陈毅重返日内瓦会议，已是1962年的7月了。在陈毅离会期间，会议断断续续，经过五个月激烈的谈判和反复协商，曾在1961年12月18日达成了协议。但1961年底美国旋即破坏协议，又策动右派发起进攻。老挝人民武装在军事上特别是南塔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右派重回三亲王会议，并于6月1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日内瓦漫长的谈判，终于获得了成功的结局。 　　1962年7月21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美国提出的由中立国家来管理老挝外援和由国际委员会凌驾于老挝王国政府之上的主张，均遭到惨重的失败。 　　对于会议成功的意义，陈毅在签字仪式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三点评价：其一，证明大国干涉老挝遭到了失败；其二，证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其三，证明尖锐复杂的国际争端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在场的代表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震撼世界的记者招待会 　　1965年9月29日，在越南战争可能扩大化的国际背景下，陈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大型记者招待会。近300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世界各大媒体都翘首以待，等候着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布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 　　当日下午3点，陈毅自信从容地步入了会场。在表达了对各国记者来华采访的欢迎之后，他话锋一转，幽默地说：“各国记者阁下可要警惕呀!你们到中国来，存在着被洗一次脑筋的危险。”此语引起了全场记者会心的笑声，因为“洗脑”是当时某些西方报刊攻击中国时的常用词语。陈毅此语既含有反讽的意味，又收到了活跃现场气氛的效果。 　　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增加到13万，并在战场上使用了各种新武器，你对这种做法有何评价？”陈毅旗帜鲜明地回答道：“越南人民能打败美帝国主义，这一点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前些时候，有个法国朋友告诉我，美国的力量还没有使用完。我说，你这话也有道理，但是，越南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使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使用完，阁下为什么只看到美国的力量呢？” 　　接着，日本记者针对李宗仁回国一事向陈毅提出了关于国共第三次合作可能性的问题，陈毅的回答意味深长：“新中国就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包括八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局面。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参加这个合作，我们也欢迎蒋介石、蒋经国能像李宗仁先生这样参加这个合作，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这个合作。” 　　随后，当记者问及中国对美国发出将越南战争升级的威胁方面的态度时，陈毅摘下了墨镜，他的回答句句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界线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我们愿意遵守界线，而美国却恣意打破界线，横冲直撞。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陈毅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坚强决心，以及有信心有能力粉碎一切侵略的大无畏气概。它表明觉醒的中国已永远摆脱了任人宰割、欺凌的命运。这篇讲话是如此坦率、有力，毫无一般外交辞令的模糊与修饰，至今读起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这次记者招待会迅速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有外国媒体评价陈毅的发言产生了“巨大而逼人的力量”，它清楚地“表明中国要坚决走自己的路”。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14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从未敢跨过北纬17度线一步。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大国关系脉络 　　1969年春，中苏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同年夏天，苏联发出威胁，说要对我国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袭击。美国侵越战争也在继续扩大，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 　　面对险峻的国际形势，陈毅临危受命，主持由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共同参加的国际形势研讨会，并负责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 　　经过近三个月的研究，四位老帅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告。陈毅还向中央提交了个人撰写的《关于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三份报告对当时“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报告认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和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目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在个人报告中，陈毅直接向中央建议，应打开中美关系僵局。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其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会谈中谋求解决问题。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其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事实证明，陈毅等老帅的报告，从战略的高度把握了大国关系演变的脉搏，直接推动了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此后的事态发展，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中苏之间的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而美国方面则更加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报告上报中央三个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这些均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做好了铺垫。 　　在1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陈毅正确贯彻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方针，以过人的胆识一次次地震慑和挫败了帝国主义的反华阴谋，又以超人的智慧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脉络，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尊严和荣誉，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祖国利益。 　　周恩来总理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过如下的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这是对陈毅作为一名外交家的最精辟的总结。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