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作者：郭豫明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03期

　　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们，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一个值得注意与研讨的问题。

　　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

　　洪秀全最早接触到西方文化是1836年。这一年，他继1828年初次应试失利后，再次赴广东省城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注：此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提供这一资料的洪仁玕后来在其《自述》中却说是丁酉年即1837年洪秀全得到此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47页），由于回忆时间相距较长并且是处于囚笼中的特殊情况，其准确程度似不及前者。）。这部《劝世良言》是由中国教徒梁发即梁阿发(1789-1855)编写的，分为9卷或3卷、4卷，约10万字（注：《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总39号）第1-141页，下面有关引文均见于此。）。该书大量摘抄西方基督教“圣经”的原文，并联系中国的人情风俗，阐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书中大谈，天上只有一个“唯一真神”上帝耶和华，他惟我独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只要崇拜上帝，便有福享；如不信从，就会遭受祸殃，要“追究其抗违之罪”，即使到了来生，也“决不饶恕”。该书宣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的“权”是“神”赋予的，违抗他们就是“抗神之例”，“自取罪罚”，百姓应该供养他们，敬畏他们，“该粮即还粮，该税即还税，该惧即惧，该敬即敬，无遗欠该负他人之债”。它用这种时而隐晦曲折、时而十分露骨的言辞，竭力为罪恶的剥削制度辩护。该书又扬言，“地上无实福，天上才有福”，还说要“安于天命”、“爱尔仇”等，而且标明其“大旨”，是“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认为如果人人都能“遵信而行”，“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世界就可以“久安长治”。其“奥妙之深意”，就是要中国人民逆来顺受，不去反抗一切剥削和压迫。该书为了尊崇上帝，抨击儒、佛、道三教，其中对佛教和道教的抨击尤为激烈，而对于儒教的态度比较温和，甚至说“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显然，《劝世良言》这部书，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

　　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这部书后，据载当年考试完毕遂将该书“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内容，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0页。）。可见，洪秀全对于具有西方文化内容的《劝世良言》刚开始时不感兴趣，《劝世良言》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

　　1837年，洪秀全又去广州应试，仍然未成。1843年，他再次前往广州赴考，还是落第回家。科举场上的连续失败，使他义愤填膺，根据流传的口碑资料，其时他回到家中，怒气未息，尽将书籍掷于地上，愤慨地说：“不考清朝试”，“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注：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版，第86页；《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第15页。）从此以后，他毅然抛弃科举仕途的念头，再也没有赴考应试了。

　　同年6月，当洪秀全在离其家乡广东花县官禄土布约30里的莲花塘教书时，由于他的表兄李敬芳借阅《劝世良言》读完后归还时曾经谈及“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他便“潜心细读之”。（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6页。）洪秀全之所以对《劝世良言》的态度出现变化，从以往并不重视，变为重视而“潜心细读”，应该说，与其个人在科举上屡屡受挫而产生怨愤情绪紧密相关。因为熟读中国经书没有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仕途荣进，所以对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的《劝世良言》遂产生兴趣，而且《劝世良言》开始的一段话，更切中其愤懑心情。书中写道：“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作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诚为可笑，亦实可怜。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昌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包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这一段话无疑会引发洪秀全内心的共鸣。不管洪家是否也立文昌、魁昌两神像而虔诚奉拜（这在当时偶像崇拜盛行的社会氛围中是很可能的），但是屡试不售而产生心灵严重创伤的现实不能不使洪秀全开始接受《劝世良言》的一些说教，也萌发与《劝世良言》相异的最初念头。

　　据载，洪秀全将自己于1837年卧病时曾经出现的可能与1836年初次粗略翻阅《劝世良言》而留下天上上帝、耶稣、妖魔、世间人类等片段模糊印象有关的异梦异象，一一与《幼世良言》“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2页。）“遂大觉大悟”（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6页。），认为自己的灵魂已经升天见过上帝、耶稣，“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8页。）“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他同李敬芳两人依照《劝世良言》书中所言，自行施洗，自己灌水于顶上，自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复对上帝祈祷，许愿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而恪守天条。”（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6页。）并将偶像扫除，弃去书塾中的孔子牌位，还作悔改诗云。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诫，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也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7页；《太平天日》亦载此诗，但文字有不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2页。）

　　显然，洪秀全对于《劝世良言》的态度，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他“甚尊崇此书；如有人欲借读，彼必严戒其切勿窃自改窜或妄加符号：‘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真实。’”（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8页。）据载一个秀才不信《劝世良言》一书之言，表示要改正之，便引起他的愤怒，即使其人特宰了鸡准备设馔招待，他也不顾而去。他曾说道：“这几本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8页。）这些行为与言论，表明洪秀全很重视《劝世良言》一书，信从其中的一些说教。

　　同时洪秀全也开始产生为救世主的意识。他高声宣称：“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8页。）这种救世主意识表现得很强烈，却是与《劝世良言》一书所言大相径庭的。

　　这一年7月7日，洪秀全自莲花塘返回自己家乡官禄土布，积极开展活动。经过他的热情启发，族弟洪仁玕和同学也是表弟冯云山最先表示赞成，崇拜上帝。他们到村后“三堆石”的小山保举行仪式，后往邻近的小河溪石角潭沐浴洗礼，且除去洪仁玕与冯云山所任教书塾中的偶像，还一起细心研读《劝世良言》。随后，洪秀全在附近地方继续从事宣传反对偶像崇拜、信从上帝的活动。次年春、夏，他与冯云山又将这种活动扩大到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阳山和连山等地以及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可是，他们一时尚打不开大的局面，在广州等地只有50多名信徒，在贵县赐谷村一带也仅有信徒100多名。9月，冯云山动身往广西桂平紫荆山区；11月，洪秀全返回家乡广东花县官禄土布。

　　经过半年多宣传活动的实践，洪秀全的思想认识获得很大的提高，深感要清除人们的思想障碍，动员他们信从自己的主张，仅仅凭借那点西方文化中空洞虚幻的思想资料和神话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并以此为依据，阐发道理，充实理论。于是，他在八沥土布村任塾师的同时，开始进行艰苦的理论创作。

　　在1845年至1846年间，洪秀全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原道救世歌》阐述了同拜上帝的思想，反对“六不正”的行为。歌中说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勿拜邪神，须作正人。”（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书第1册第87页。）这就是说，天父上帝不仅是外国也是中国、不只是古代而且是现今的唯一真神，大家都应同拜上帝，不拜邪神，从而将《劝世良言》所宣传的西方天父上帝与中国传统崇拜的皇天连接起来，使之中国化，让人们也像信从传统皇天一样，信从上帝。该歌还针对社会上颓风日甚的现象，告诫人们不要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与吸鸦片酗酒等不正行为，要求建立新的社会风尚。

　　《原道醒世训》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描绘未来世界的光明。文中提出：“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即世间人们都是兄弟姊妹，不应彼此自私吞并。该文认为，当时在清朝统治下的社会，却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造成了“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状况。这种社会是不可能不变的，“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是必然的“天道”，文中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该文要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底（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书第1册第92页。）虽然文中有“淑身淑世”，“正己正人”的注重自身修养和“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只求平和相安的说法，但是从上述整个主张来看，多多少少突破《劝世良言》的束缚，开始提出自己的太平理想。

　　1847年3月，洪秀全与洪仁玕前往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不久，洪仁玕先回家乡，洪秀全则留下来，阅读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学习其宗教仪式。可是，罗孝全不认为他是“合格”的教徒，没有为他行“洗礼”。洪秀全遂决定前往广西，寻找冯云山。7月21日，他从广州启程，后至赐谷村，8月27日，到达大冲，同在广西紫荆山区宣传组织拜上帝会的冯云山相会，随即进一步开展活动。由于他们从事扫除神像活动，受到当地劣绅王作新等的迫害，1848年1月，冯云山和卢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冯云山等人，洪秀全回广东寻找办法，苦于找不到门路，又往广西，才知卢六被折磨而死于狱中，冯云山却被会众救护出狱并返广东，洪秀全便再次东下。11月，他们两人在家乡会面，共商大计。

　　约在1847年至1848年间，洪秀全写成《原道觉世训》一文（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书第1册第91、92页。）。《原道觉世训》划分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指明斗争的目标。该文谴责“佛老之徒”“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注：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载，该文写1845年至1846年间（《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53页）；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说，该文应写于1847年至1848年间，前者的中译文是误译，从该文内容与《太平天日》的记载等也可说明（该书33-34页）。现依后说。）；指出“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都是“人为”的，这些偶像是“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崇拜这些偶像是极大的愚蠢，是“惹鬼”。人们所迷信的鬼人神，是“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长期以来不知“缠捉磨害”过多少人，犯下了“反天之罪”。该文同时提出，“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是“至尊至贵”、“至灵至显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与“阎罗妖”相对抗，从而鲜明划分“正”与“邪”、“人”同“妖”两大阵营，这实际上是现实世界农民同地主两个阶级对立的反映。文中强调“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93页。）这就揭示“阎罗妖”是斗争的对象，大家应当一起击灭阎罗妖。该文还尖锐地提出，只有皇上帝才是“帝”，“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进而问道：“他是何人，敢觍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93～96页。）无疑是影射清朝皇帝，向专制帝制挑战。这些主张与《劝世良言》的主教格格不入，显示其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抗的斗争态势。

　　1848年冬宣告的《太平天日》，记述了异梦的神话故事，提出奉命诛妖的任务。《太平天日》虽然阐述自1837年洪秀全生病后至1847年在广西活动的情况，但主要是附会上述1837年他在那场因积愤成疾而一连卧床40多天的大病中出现的异梦异象，编造故事说，他是上帝的次子，其时曾升天去见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上帝向洪秀全“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97页。）。因此，上帝斥责孔丘，孔丘多方为自己辩护，激起众怒，耶稣和众天使以及洪秀全也痛斥孔丘，孔丘便和妖魔头一道私逃，上帝即遣洪秀全和天使追捕。他们将孔丘捆绑起来，押解去见上帝，上帝大怒，命天使鞭挞孔丘，孔丘跪地求饶，才被赦免。故事还讲，上帝赐给洪秀全金玺和宝剑，要他战逐妖魔。虽然妖魔诡计百出，作怪多变，但洪秀全在上帝和耶稣的支持下都能识破，又得到众天使的帮助，所以战无不胜，除妖魔头已先逃遁外，其余妖魔慑服，被打入十八重地狱。洪秀全胜利返回高天，上帝十分欢喜，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除去原名火秀的“火”字以避讳（因当时把上帝耶和华译为耶火华），改称秀全，命他下凡，唤醒世人诛灭妖魔，鼓励他说，“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可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34-635页。）说明洪秀全肩负上帝赋予“斩邪留正”（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0页。）的神圣使命，要在世间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铲除各种妖魔鬼怪，以实现太平理想。这更是从《劝世良言》所谈一些内容的相反方面去探索，阐发自己的主张。

　　由此可知，洪秀全早期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对具有西方文化内容的《劝世良言》并不重视，将它搁置起来；接着认真研读，进行宣传，也有作救世主的异样想法；而后受到社会实践的教育，便结合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现实加以阐述，又多少摆脱《劝世良言》的消极影响，开始提出自己的太平理想；再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炼，终于发展其异样想法，决心发动群众，从事现实的斗争，以实现其理想主张。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从维护太平天国自身的权益出发，对于西方文化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为了实现太平理想，洪秀全率众于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反清武装起义，随后进军两湖，并沿江东下，1853年春攻克江苏南京，遂在此定都，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作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洪秀全，对于接触较前增多的西方文化的取舍，十分注意维护自己国家的权益。

　　1859年，早年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后赶不上起义队伍的洪仁玕，自香港辗转来到天京，经过天京变乱而感佐政乏人的洪秀全见了，大喜过望，不久封他为干王，让他主持朝政。洪仁玕在天京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了解的情况，结合他在上海、特别是香港等处学到的西方文化，怀着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目的，撰写了《资政新篇》（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1页。），呈送给洪秀全，期望能通过天国政权，实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曾说过，“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521-541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于此。）。主张各国之间应该平等友好，互通真理与知识，对于西方的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如今他“图治大急，得策则行”（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54页。），对此作了认真审阅，逐条批示，旨准颁行。洪秀全审阅和批示《资政新篇》，是他向西方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政新篇》共有四个大类：一、“用人察失类”，主要内容是反对在起义队伍中“结盟联党”，搞宗派，闹分裂，主张加强中央的领导权；二、“风风类”，主要是讲移风易俗，提倡敦厚风俗，革除缠脚、养鸟斗蟀、金玉粉饰之类的腐败风气；三、“法法类”，是提出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改革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四、“刑刑类”，是建议采用新的刑法制度。对于这四类主张，洪秀全都批上“钦定此策是也”，表示赞同。

　　“法法类”内容最多。对于其中提出的造火车、制轮船、兴水利、办银行、搞机器制造、开矿产、设邮亭、奖励技术发明、兴乡官和乡兵、设立钱谷库与市镇公司（税收机构）、开医院、置跛盲聋哑院和鳏寡孤独院、成立士民公会（拯困扶危和办理教育的机构）、严禁吸食鸦片和酗酒、查禁私门请谒、焚去一切惑民之说、以及革除封建迷信等项目，洪秀全都批了“此策是也”，或“是”字，加以肯定。

　　关于准卖新闻篇（报纸）或设置暗柜（意见箱），和各省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这两项，洪秀全认为：“杀绝妖魔行未迟”，在后一项的批示中，更说明是因为“恐招妖魔乘机反间”，就是说，现在要防止敌人利用新闻自由造谣破坏，必须等到消灭敌人取得斗争胜利后才能施行。

　　洪秀全对于《资政新篇》的批示，意在施行，以便加强中央领导，推行社会政治改革，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建设一个强盛的新国家，抵抗中外敌人的进攻。不过，这个统筹全局的政纲本身脱离了斗争实际，即脱离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武装斗争和发动农民的实际；同时太平天国辖地狭小，而且很不稳定，又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缺乏物质条件等，想要推行这样的方案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仍然表现洪秀全学习西方寻找真理所做的努力。从中还可看出，对于《资政新篇》中所反映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一些社会管理知识，洪秀全是给予肯定与表示接受的准备效法学习；而对于有着西主新闻自由影响的建议，洪秀全态度谨慎，保持警惕，以免危害国家。

　　同年，洪仁玕依据所学的西方历法，奏请修改天历。因为天历每年多约四分之三日，到了1859年，发现节气后于天象，不合农时，而且天历初定每四十年一加，每月33日，误差更大，所以洪仁玕提出“每四十年一斡旋”（即是加以调整、弥缝缺失）的历法。他的这个奏报也为洪秀全所接受。1859年11月16日，洪秀全颁布改历诏，除删掉每四十年一加的规定外，确定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共减去30天，节气和天象便符合了。虽不知道格勒哥里历（即今阳历）每四百年再减三日的方法，然已纠正天历越来越大的误差。这再次表明洪秀全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接受态度。

　　1860年后，外国传教士在其本国政府的指使和纵容下，纷纷来到太平天国，除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外，又妄想用“正统的基督教”来取代拜上帝会，转移其斗争方向。洪秀全对他们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没有看透他们的险恶用心，而将他们当作亲爱的朋友，但是坚持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原则，同他们所宣扬的西方宗教思想文化展开尖锐的论争。

　　当年10月，罗孝全抱着要太平天国“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的幻想抵达天京，洪秀全未能洞悉其意图，封他接天义，任命为通事官领袖，辅佐洪仁玕从事外交工作。他为了从宗教信仰方面打开缺口，曾上书说：“天王赐予东王（指杨秀清）的封号为‘赎病王’，这个封号是不适宜的，好似把他能与基督对比，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其他人不得享有基督的荣耀。”洪秀全随即在批示中驳斥道：“东王是上帝的爱子，他虽不能赎罪，可是他能赎病”（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539页。）。罗孝全受斥后，继续上书，提出“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进行挑战。洪秀全遂予更为激烈的反驳，指出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与他自己及幼主（指洪天贵福）“共为元首”，而且训诫说：“想一想，这上升的太阳（指洪秀全自己）在宇宙间大放光辉，你还不觉醒吗？”又道，“你承认这种神圣（指天父、天兄）与我交通，比较受洗一万次还好得多”。（注：《中国实况与人民》，转引自《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第25页。）对于罗孝全所言的西方宗教思想，洪秀全坚决进行抵制。这种论争实际上关系到国家主权，因为罗孝全是想通过信仰方面否定洪秀全的领导权威，进而操纵太平天国政权，结果受到回击。

　　同年11月，英国传教士杨笃信（一作杨格非）也到天京。他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的首领得到一个宗教自由的诏旨”。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因为认识上的局限，由幼天王（即幼主）颁发过《宗教自由诏旨》，并盖上洪秀全的玉玺，可是当他问及“这个诏旨是不是把太平天国全部地区（包括南京）都开放给传教工作”时，洪仁玕答道：“是的。但是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不可触犯‘天规’”（注：《中国实况与人民》，转引自《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第25页。）。这反映洪秀全拒绝接受西方传教自由的观念，不能让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进行破坏，从而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

　　随后，英国传教士慕维廉于1861年2月到达天京。他向洪仁玕表示要在天京及其周围一带传播福音的愿望，洪仁玕转告洪秀全的旨意予以回绝。洪秀全明确主张，必须依照自己的方法于全国传教。为此双方辩论了一场。慕维廉问道：“那么，外国传教士将来有何地位呢？”洪仁玕毫不含糊地回答：拜上帝会的宣传工作，“天王不欲依赖外援，他认为中国人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欲从外国人的手上接受福音。”这样，慕维廉的企图无法实现，他承认彼此之间“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注：呤口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64-366页；汤普生：《杨格非传》，转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9页。）。显然，为了免遭外国传教士进行宗教侵略之害，洪秀全又抵制了西方自由传教的论调。

　　同年3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又抵天京。他向洪秀全上书，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同样受到批驳。洪秀全在朱批中写道：“你未曾看见上帝，不要说不能为人看见。长兄（指耶稣）和我曾见过天父，很清楚，很肯定。”还说：“除了天兄以外，只有一人（指洪秀全自己）在举天父为至高。……所有基督教的信徒们应该联合一致，高举天父、天兄及我本人和幼主，使国度谋以建立，万古长存”（注：《外国布道会》1861年9月号，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953-1954页。）。这是洪秀全对西方宗教文化思想的否定，以维护自己的信仰和国家的尊严。这样，艾约瑟此行的目的也告落空。

　　外国传教士所抱的侵略意图全部破灭后，为发泄其怨恨，极其恶毒地污蔑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罗孝全说：“他（指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男女皈依上帝；而是要我来做官，宣传他的教义，并劝导外国人信奉他。”“在我的传教工作中，我也不曾看到任何成功的希望，或者看到任何其他传教士被允许在这个地方参加我的传教工作的希望。”进而断言，“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是可憎恶的”（注：《中国实况与人民》，转引自《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第26页。）。他还咬牙切齿地讲，洪秀全等“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注：麦克纳尔：《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350-351页。）。艾约瑟也恶狠狠地说：“他（指洪秀全所形成的制度，只能认为是一个失去智力平衡人的工作，希望这种人能被说服，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徒劳无效的”（注：《历史上的上海》第119页。）。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官后任宁波英国代理领事的富礼赐还这样诅咒过：“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注：《中国实况与人民》，转引自《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第26页。）

　　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侵略分子的咒骂，并不损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倒是成了他们自己失败的记录，同时也从反面说明洪秀全对于外国传教士所传的所谓“正道”即西方宗教文化思想，断然采取拒绝的态度，坚持自己的信仰主张，维护拜上帝会的独立自尊的地位，以服务于太平天国的“政治目的”。洪秀全曾在《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中写道：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注：富礼赐：《天京游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950页。）。就是要人们为地下凡间即现实世界的“天国”而斗争，以达到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新朝的目的，这同西方基督教宣扬虚无缥缈的天上“极乐世界”，引导人民脱离现实世界，无疑是对立的。

　　可以看出，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洪秀全，出于自己国家权益的考虑，一方面不闭关自守，愿与西方文化沟通，尤其是注意吸取其科学技术文化与社会管理知识，以建设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有着西方新闻自由等影响的建议，特别是西方的传教自由主张和宗教文化思想，保持警惕甚至决然抵制，并坚持自己的信仰主张，以免自己的国家受到危害，而动员群众从事斗争，发展自己的事业。

　　收稿日期：2001-08-13

作者介绍：郭豫明(1937-2001)，男，广东潮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2001年10月20日因病逝世。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