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担当

　　

　　香港回归后，冠以太平绅士头衔的诸多显赫的成功人士又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一个特殊的值得关注的人群。他们个人的生命史及背后纠结的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兴趣。

　　

　　在三年前，当刘长乐从香港特区政府手中接过太平绅士的委任状时，香港的太平绅士已经绵延了160 年，距首批华人太平绅士黄胜、伍廷芳等接受委任已有121 年之久了。对于刘长乐来说，获委任太平绅士证明了香港社会对他的认同和完全接纳，与1984 年何冬青获港英当局委任时的心情相比，少了几分意外，多了几分喜悦。此后的三年中，每到7 月1 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都有数十位香港各界人士加入到太平绅士的行列。截至2007 年7 月，香港现任“太平绅士”已达1600 余人，其中像刘长乐和何冬青这样的商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很多人对于太平绅士的认知源于上世纪80 年代的港产电影，电影中的服刑犯人总是在盼着太平绅士的到来，以便倾诉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那时太平绅士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转瞬关于他们的想象的碎片便尘封于心底最不可见的角落了。香港回归后，冠以太平绅士头衔的诸多显赫的成功人士又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一个特殊的值得关注的人群。他们个人的生命史及背后纠结的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兴趣。

　　

　　太平绅士制度

　　

　　太平绅士制度产生于16 世纪的英国，正是资产阶级大革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那时被推翻的君主专制政权带给革命者的伤害仍在隐隐作痛，在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愿意背离自己革命的初衷，更不愿意成为贵族政治下的独裁政权，他们意识到要用一个有效的机制来限制自身的权利，才能够保持清醒，政权也必然会更加稳固。所以有必要将一些社会事务交给民间人士来处理。治安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一套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辅助制度，委员会成员名为Justices of thePeace 简称J.P.，意译为“和平公证人”或“治安推事”。

　　1843 年，香港首任总督璞鼎查将此制度带到香港，Justices of the Peace翻译为太平绅士，由港督委任对“社会具有重大贡献的人士”来担任。璞鼎查任命的首批太平绅士43 人均是当时香港社会的名流，因为太平绅士接受任命时必须宣誓效忠英廷，所以43 人均为英国人，其中很多是先英军一步来港的大商人，他们的贸易给当时的英国所带来的利益不需赘述，获委任完全在情理之中。此时的太平绅士制度完全照搬英伦本土政策，具有“制止各种非法集会、下令拘捕、入屋搜查以及签发拘票、主持声明、接受投诉及视察院所、监狱等”多项权力和职责。

　　直到40 年后的1883 年，在华人的战争创伤逐渐痊愈，对立情绪大大减弱的情况下，一批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华人知识分子才有机会成为香港的太平绅士。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是香港高等法院首位华人陪审员黄胜。此后，又有第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伍廷芳律师、首位获册封爵士的华人何启、保良局创办人韦宝珊等一批对香港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华人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改变了只有英国人才能被委任太平绅士的局面，港英当局的这一举措被认为是香港华人地位获得提升的一个信号。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获委任的华人越来越多，并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了英国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英国政府承认华人对香港社会的贡献在英国人之上。

　　

　　1994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对香港的颁授勋衔及委任太平绅士制度是否应该在回归后延续进行了讨论，与会人士认为，太平绅士制度有助于推动社会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委任太平绅士独立巡视有关机构，也有利于增强对有关机构的监管，提高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所以应该保留此制度。香港特区政府于1997 年颁布了《太平绅士条例》，从而确定了太平绅士在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地位，同时废除了太平绅士的司法职能，审理案件这项专门工作，已交由司法部门处理。现在太平绅士的主要职能有监誓、主持声明、担任咨询小组成员及巡视监狱、羁留中心及其他场所。通过巡视及接受投诉以确保这些部门的有效管理及合理服务，更可以确保不会有任何人士被不公平对待或被剥夺合法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绅士制度得以保留，其实是一国两制政策的具体体现，尽管今天的太平绅士制度只保留了一些象征性的功能，但无论对于香港还是对于中国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何冬青的意外收获

　　

　　现任太平绅士中，何冬青的经历比较特殊，当1984 年收到港督委任时，何冬青坦言比较意外。他的故事要从争取中文法定运动讲起。

　　何冬青是客家人，1949 年前往香港，1953 年创立大中国印刷厂、中华文化事业公司和大道书局，集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于一体，享誉文化界；1966 年创办香港静宜女子中学；1968 年发起成立香港中文教育促进会，以抗衡港英政府重英轻中、数典忘祖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而于1970 年发动争取中文法定运动，被推举为“香港各界促成中文为法定语文联合工作委员会”总干事，负责策划及执行具体工作。

　　那时的何冬青正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他觉得在香港98%是中国人，而政府的所有公文、法院审判等一律用英文、英语，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难以适应，严重阻碍官民之间的沟通。出于民族自尊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争取中文法定运动意义重大。何冬青说：“被推选担任总干事，能够得到各方的信赖和重托，心情十分激动，深觉任重道远，个人安危祸福，也不去计较了！”冒着被递解出境的风险，何冬青带领联合工作委员会接连展开一连串抗争行动，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员达3600 人次之多，包括举办研讨会、户外签名运动、联系海外华人团体支持、指派代表专程赴纽约、伦敦向联合国总部、英国首相和国会议员递交请愿信，最终达到了目的。回忆当年有幸参与策划这次历史性抗争行动，何冬青觉得非常振奋和自豪：“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自己觉得活得很精彩。”

　　

　　1984 年委任何冬青为太平绅士时，港英政府已经充分理解了中文合法化给香港社会所带来的政治效益，官民之间得以沟通，中英民族之间的疏离得以消除，为港英政府的施政创造了有利条件。何冬青的作为，有效地纠正了英国政府狂妄自大、一意孤行的殖民者心态，他们认为何冬青对香港社会贡献巨大，符合太平绅士的标准，同时委任何冬青为太平绅士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再次表明政府要约束自身权力的意愿，所以就有了何冬青的意外收获。

　　而何冬青之所以愿意接受委任，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机。何冬青成长于一个剧烈变革的年代，早年成长环境让他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商人是个重利轻义、不事生产的群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商人并不是生存在道德真空中，他们一样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中国的商人，一旦财富积累到某种程度，一定是急功好义的，他们修路、建桥、造庙、资助读书人等等，采用一切能够采用的办法，积极地参与公共事业，同时也迫切地向政治集团靠拢，以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自己和自己的财富获得道德上的认同及正当性，泽被子孙后代。当然也不排除意图进一步获利的可能性。何冬青虽然身在香港，但香港毕竟不是英国，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还是中国人，尽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殖民政府，但是毕竟只有进入这个政治权力体系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为香港社会作更大的贡献。彼时，太平绅士在香港已经推行了140 年之久，在港人的观念中早已成为一种荣誉符号和道德标志，在香港商界，获此殊荣者不胜枚举，对何冬青也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另外，客观来看，当时香港太平绅士的权力正是鼎盛时代，除了初创时就规定的多项权力外，已经获得了设立初级法庭并担任法官，签署拘捕令，为申请会计师、律师、核数师申请牌照之人士签名以及香港以外人士来香港居留、投资、上市等事项签名等更大的权力。对于国家来说，这些也许只是一些边缘的权力，但对于商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被排除在政统之外的商人只有进入了边缘才能逐渐向中心靠拢。种种因素的叠加使何冬青最终决定接受港督的委任，并在随后的1985 年成为香港议员，开始了真正的参政议政。

　　

　　大国民刘长乐

　　

　　刘长乐获委任太平绅士是在香港回归7 年以后，虽然与何冬青同为太平绅士，但两者之间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对于他们的意义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回归之后，对于受任者来说太平绅士真正的作用变成了表彰其社会贡献的荣誉，而特区政府保留太平绅士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政府仍然愿意对自己的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表达。这不仅是香港政府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意愿，毕竟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的“太平绅士”身份是有多重意义的。

　　刘长乐说：“太平绅士勋衔在香港是一个百年的历史符号。对于由大陆去到香港发展的人士而言，太平绅士的勋衔意味着香港社会已经完全接纳了你，你已经融入了香港的主流社会。” 他知道他并没有因为太平绅士的头衔而获得什么实际的政治权力。但对于刘长乐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刘长乐的梦想是把凤凰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华语电视网络”，致力于给民众第一理解权。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机构的掌门人，刘长乐和他的凤凰卫视其实更实在地获得了另外一个无冕的“中国绅士”身份。

　　所谓“中国绅士”，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是指那些地方上的退休官员或官员亲属，或受到过简单教育的地主。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农村，所以称呼他们为乡绅更为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刘长乐与中国绅士没有什么关系，其内在联系在于新闻工作者与乡绅的社会功能方面的同一性。

　　在中国传统权力结构中，顶端是中央政府，而底部则是地方政府，其领导便是乡绅阶层。中央的命令往往只能下达到地方政府，而具体的落实和执行都由地方政府负责。乡绅阶层因而获得了对中央政府权威进行限制的能力。同时由于乡绅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向上传达民意，形成了一个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然而随着传统中国的土崩瓦解，旧有的乡绅被当作剥削者而全面打倒了。新闻媒体承担了这一重任。当然，它的运行方式并不雷同于绅士制度，它是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实现的。自上而下，媒体可以将国家的意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民众；自下而上，它可以通过公开报道或者内参的形式将民意上传。从而再次实现了类似于传统绅士制度的“双轨制”，所以新闻工作者与乡绅一样被称为“无冕之王”。某种意义上讲，媒体人就是当代的绅士。

　　刘长乐在创建凤凰卫视之前曾经工作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者作为中国最主流的媒体从不掩饰自己政府喉舌的角色，立场鲜明地服务于国家政权。1988 年刘长乐从该台挂靴而去，也许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需要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创建凤凰卫视，他就是要把理解权还给大众，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说：“太平绅士的身份使刘老板对很多事情有了更多的担当。”从太平绅士制度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刘长乐获得了太平绅士的头衔，不如说是刘长乐代表凤凰卫视获得了这一荣誉。

　　

　　结语

　　

　　从1843 年璞鼎查将太平绅士制度带到香港，到1883 年产生首位华人太平绅士，可以看做香港太平绅士制度史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担任太平绅士的均为英国人，其核心理念与运行方式与英国本土几乎完全相同。但在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社会，太平绅士实际上很难发挥其在英伦本土的作用。到1883 年，中英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华人太平绅士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社会已经成功地用自己传统的绅士制度消化了外来的太平绅士制度，套句时髦的话就是，“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初显成果。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政府找到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与香港社会共处，为其后香港近百年的稳定繁荣打下了基础。1997 年，香港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香港太平绅士制度得以保留，实际上又成为香港自治的一个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