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婚姻四部曲

　　民国时期,内政局势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翁”。这其中的缘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不过据说与他生就一副漂亮的面孔不无关系。谈到顾氏的英俊,那是名不虚传,号称“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顾近花甲之年时,还面如傅粉,88岁时还腰背挺直,走路飞快,很有风度。顾维钧极有才干,再加上这张漂亮的面孔给他带来了不少好运,真可谓“官运与桃花运并享”,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顾都得到了。 　　顾维钧晚年与人闲谈,认为自己一生的婚事有四部曲:主命,与张润娥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实属无奈;主贵,与唐梅联姻,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蕙兰通婚,可以多财善舞;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有名无实的张润娥 　　 　　顾维钧一生共有4次婚姻。顾的第一位夫人是一个旧式家庭的千金。那是清朝光绪末年,顾父入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那年顾维钧只有12岁,长得眉清目秀,在上海英华中学读书。当时与顾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名叫张衡山,此人有一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据说颇为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与顾维钧同在一校读书,十分要好。张断言,这两位后生皆非等闲之辈,但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 　　张有一女,名润娥,与顾年龄相当,两家老人便商量结亲,顾维钧时年尚小,自然没什么意见。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顾为人聪颖,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思想活跃,并任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眼界大为开阔。此时顾方觉婚姻父母包办,未婚妻三寸金莲,颇有旧式女子之风范,非理想中大方善交际之人,因此不甚乐意。但惧于父命,1908年顾迫不得已回国与张润娥完婚。 　　结婚当晚,新郎死活不入洞房,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又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请之。顾推脱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两人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顾维钧晚年回忆时,仍感叹张润娥的宽容忍耐与天真纯朴。 　　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告诫他,张氏小姐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只得带张润娥一同赴美。顾维钧把她当作亲妹妹,到美国后,通过朋友把张氏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为其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向张氏小姐坦言长此下去的利弊。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张润娥因在美国生活两年,思想渐开,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时,张润娥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考虑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以及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离婚是双方情愿。顾维钧希望张润娥亲手誊抄4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张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张润娥离婚后不久便出家落发。20年后,顾维钧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得知张润娥生活清苦,特意写一封信,并附送一笔5万元巨款以示忏悔。但张润娥原样连信带款退回,盖因她修行多年,凡心不动。 　　 　　有缘无福的唐梅 　　 　　顾维钧第二次婚姻的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款一事答谢。唐绍仪返国前夕,顺便邀请40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 　　此时顾维钧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受邀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又被公推为学生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不仅受到我所代表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的顾维钧,回国后经唐绍仪举荐,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初涉官场,顾维钧便显示出横溢才华,袁世凯与英美重要人物的会见都有顾维钧在场。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乘龙快婿,便想方设法创造女儿唐梅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精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梅彼此相识后,郎才女貌,互生好感,从此形影不离。 　　顾维钧自美回国后,因公务缠身,始终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梅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自然结伴同行,唐绍仪顾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 　　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坠入爱河。此时,顾的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何况儿子又追上内阁总理的千金,自然求之不得。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顾、唐原定于1913年6月2日举行婚礼,谁知年过五十的唐绍仪也定于这一日与一年轻女子举行婚礼,事先唐梅并不知情。父女同日结婚,不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实在令人尴尬。结果,顾、唐只好改期,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更稳了一层。 　　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顾维钧若无老岳丈唐绍仪撑腰,是不会这样得志的。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否认。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梅同往。顾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梅不仅照顾自己的一双儿女,且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大的事业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 　　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令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梅怜爱丈夫,自觉要奔赴路途遥远的费城,周旋于外交场上,不料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唐梅本已身心俱惫,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应酬,就此一病不起。那时医学还不怎么发达,两天后她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的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在会上他以其睿智与口才为国争光,赢得大名,登上了人生巅峰。 　　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梅,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置于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廓。据说1924年至1925年期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廓,让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顾迫不得已,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乘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顾唐之姻,真可谓“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缘已尽,然情未了。 　　 　　有钱乏趣的黄蕙兰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膝下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而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相识了东南亚华侨首富、人称“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黄琼兰夫妇时,一眼瞥见主家钢琴上放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19。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表示对黄小姐的爱慕,并请求襄助玉成。黄琼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 　　起初,黄蕙兰对顾的印象比较平淡,见他理着老式平头,衣着与当时追她的男人相差甚远,尤其是听说顾维钧既不会跳舞,又不会骑马,甚至连汽车也不会开,不免有点失望。那几日,顾维钧几乎每天差人给她送花,有时一天几次造访问候。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令黄蕙兰感到时时处处在关爱着她。

　　一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但令黄蕙兰迷惑的是,他并没有说爱她,也不问她爱不爱他。 　　黄的母亲坚定认为顾维钧是一个理想的女婿,一个属猪,一个属虎,生肖相合。她为有这样一个乘龙快婿而自豪。而黄的父亲了解了顾维钧的婚史后,坚决反对,以至于后来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顾维钧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与他同回华盛顿。顾表示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正大光明的婚礼,于是婚期敲定了。婚礼十分隆重,娘家陪嫁之阔绰让人羡慕得掉眼珠子:枕头上钉的是金扣袢,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36套;顾维钧座位上的名片架也是金制的,錾雕着“顾”字;黄的母亲送了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当她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她傻眼了――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正在办公的顾维钧几乎连头都没抬,向身边4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要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黄蕙兰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黄蕙兰成为外交官夫人后,渐渐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由于她懂6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深受欧洲人欢迎。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好出风头的黄蕙兰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还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就餐时,黄特意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作出贡献时,宋美龄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中国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位于波特兰广场的中国使馆很破旧,黄惠兰觉得很丢中国人面子,便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 　　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的陈圆圆故居做公馆,也就是后来孙中山北上时在此疗病、病逝的那幢房子。 　　回国后的几年,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未及,顾维钧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女。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很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 　　岁月流逝,顾、黄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尽头。 　　晚年,黄蕙兰在其回忆录《没有不散的宴席》里,追述了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他们共同生活了36年,其数恰与当年陪嫁的36套镶金餐具等同。他们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有善始而无善终。 　　 　　相亲相爱的严幼韵 　　 　　黄蕙兰在回忆录中提到,“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任职的红粉知己约会。”黄蕙兰在书中点到的那位,就是顾维钧最后一任夫人严幼韵女士。 　　严家在上海经商,著名的“老九章绸缎庄”就是严家所开。严幼韵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她的前夫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杨在马尼拉被日军杀害,为国殉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来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台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了交往,相互心仪。此时顾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维钧与严幼韵的交往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与此同时顾与黄离异。顾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顾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小他20岁的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荷兰海牙。 　　严女士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盛情相待,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碎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其阅读;同他聊天,使顾身心愉悦;陪他散步,使顾恬静怡然。 　　步入暮年的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及严女士的帮助下,开始了史学巨著《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工作。顾口述回忆录的时间前后总共达500多小时。从著作的整理到修改定稿,严幼韵功不可没。顾的助手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其文章《广陵散从此绝矣》中,感叹顾的回忆录编撰之严谨扎实,后来者恐不能及矣。 　　1972年9月,出席第27届“联大”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拜见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兴奋,顾询问了大陆的很多情况。身居美国几十年,顾维钧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太平洋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985年11月,就在他97岁华诞即将来临之时,却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 　　1985年11月18日下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也发来唁电:“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极尽华美之词。海峡两岸对顾维钧评价如此一致,在我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女士在国内为他订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