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

作者：邓剑秋

江汉论坛 2010年02期

　　中图分类号：A8；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1－0005－0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创举。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起的一座巍巍丰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照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前进道路上的灯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具有如此惊人的魅力？我们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特性的分析，也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一、同质性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这样说过：“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②。他们作出这一论断的科学根据何在？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各个发展形态之间，具有同质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同质性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共同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出现有如石破天惊，使笼罩在思想史上的迷雾为之一扫，为人类提供了揭示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二是共同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理论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使之更加透彻、简明和富有时代气息。三是共同的思想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自己的学说起就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③ 这就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实事求是作为唯一科学的思想方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实事求是规定为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并认为这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四是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从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光辉显现。五是共同的价值取向。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就充分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

　　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发展形态的同质性，除了以上几点外，还主要表现在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和主题。诚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任务的不同，因而每一个阶段的具体研究对象和主题有所不同。毛泽东思想的着眼点和突破口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着眼点和突破口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着眼点和突破口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和突破口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尽管其理论视野以及研究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而形成起来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干，事实上，它们互相联系，前后相继，共同探寻实现一个最根本目标的道路：即如何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充分体现出它们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共同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二、继承性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④。邓小平也曾说过：“老祖宗不能丢”⑤。江泽民也说过：“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⑥ 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老祖宗”，意思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说老祖宗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石。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继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的发展趋势，它是来源于实践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和幸福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不是要丢掉“老祖宗”，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事实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基本内容都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孕育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捍卫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应用并发展这些基本原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根本观点和原则，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一再重申“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⑦，而且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继承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纵观当今世界，尽管各种理论思潮流派纷呈林立，但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人类思想史的高峰，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灯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本身内部也同样存在着继承性。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党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1930年毛泽东首次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期间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同志在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同时，又加上“与时俱进”。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精神实质上的历史继承性。

　　三、发展性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在他的心目中，任何理论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再伟大的思想都不可能是超时空、超历史的。正是基于对恩格斯这句话深邃的理解和认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⑧。邓小平也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⑨ 江泽民同志则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在他们的思想里，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继承离不开发展，发展是继承的过程；发展也离不开继承，继承是发展的根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向前进，一方面不能丢掉“老祖宗”，一方面又要开拓新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既一脉相承，又努力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集中体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即根据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和面对的不同任务，因时制宜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征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的历史征程中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所有这些既具有特定内容又一脉相承的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时代课题的客观要求。就拿发展问题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一系列观点和主张；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如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大大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探索中国的发展问题，终于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形成了新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创新性

　　邓小平曾经说过：“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⑩ 江泽民也说：“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1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善于理论创新的党。正是我们党的创新精神铸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的理论品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推进理论创新，指引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胜利前进的历史。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上原地踏步，裹足不前，而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重在继承，贵在超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同志都反复强调要不断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四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展为标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成果都体现了既继承前人，又不墨守成规，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的创新精神。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革命理论以独创性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既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把握中国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实际，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石，这一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又一范例。

　　当今时代主题的嬗变要求理论必须根据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要面向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世界激烈竞争的格局，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继续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考察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依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理论创新的新成果，进一步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五、科学性

　　凡是正确、真实地反映社会实践发展必然性、规律性的理论，皆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并不断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之所以赢得千千万万人的尊重和信仰，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表示同情和抚慰，而是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用真理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界。为此，恩格斯曾高度称赞马克思是“科学巨匠”。毛泽东也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1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点对于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在今天，即使包括一些有良知的资产阶级学者在内，也不否定至今还在闪闪发光的《资本论》是一本科学巨著。那么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如何认识？正是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它是既来源于实践又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蕴含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著作和中央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正是这些著作和历史文献以其真理性科学性的力量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沿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党内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联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教条主义，主张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实践证明，“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只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才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规律，从生产关系的层次，从终极价值目标的层次三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个飞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水平。

　　六、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遵循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终极目标就是取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的人民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既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人民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坚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而不是由少数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创造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 基于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上作用的肯定，他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并把它定格为我们党的宗旨。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领袖。时刻热爱人民、时刻想着人民，是毛泽东一生最显著的特质。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化思想就具有明显的人民性、大众性。他既坚持文化源于人民，又坚决主张文化应服务人民，倡导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是文化观的人民性的充分体现。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了唯物主义的“人民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立足点，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后的检验标准。为此，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提出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和实施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他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4) 特别是我们党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更是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胡锦涛同志继承我们党的人民主体思想，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施政理念，强调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高无上，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复告诫全党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理论观点上，同时也展现在我们党的实际行动中。群众路线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党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一路线的核心，就是党的一切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永远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七、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划时代性的伟大成果，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普遍适用的，都必须遵循而不能回避，概莫能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肯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去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是说要不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5)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民族的思维方法、语言形式来理解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使之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践也充分证明，作为世界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家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就是最生动最深刻的体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说到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根本标志，正如刘少奇曾经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所说过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的典范。中国哲学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他的《实践论》哲学思想提供了有益的材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加以批判性改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行观。辩证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其中矛盾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使矛盾学说获得了科学的形式，并在内容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也非常鲜明，它通俗易懂又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智大睿。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理智慧，“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改革精神，“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重践履、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在邓小平的著作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又都经过了唯物史观的改造。还有像“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异军突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成语或警句，经常被邓小平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的许多思想和观点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们的基因，邓小平理论深深地显现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都既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时代内容，又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八、时代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都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所处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哪个天才头脑的主观臆造。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6) 恩格斯也同样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7) 马克思主义不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它始终在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揭示时代主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获得新的突破、完成新的超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的国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前后相继的各个理论形态，在其发展中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争夺市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日益激化，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个时期，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鲜明的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

　　到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了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水平要提高，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国际局势发展的主要趋势。邓小平理论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到21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争霸的格局被打破，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从国际政治来看，缓和与动荡交织；从国际经济来看，全球化带来空前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从国际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来看，压力、交流、合作和碰撞并存。为了应对如此错综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历史性挑战，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党和国家永葆生机而立于不败之地，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启动，也伴随着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系列“现代病”，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出现了各种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我们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和参与国际上有关发展理论，并且根据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唱出了当今时代关于发展问题的最强音。

　　九、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对此，列宁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8)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方式，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吸收思想元素，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秉持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传统，同样不把自身当作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始终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从中吸取养料；向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开放，从中获得借鉴；甚至向敌对的思想形式开放，从中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碰撞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逻辑作为其主导方向的同时，十分注重吸纳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他们认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人类在科学探索和社会实践中新的成果、新的学说、新的观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也必须在广泛吸收人类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9)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0) 正是从这种认知中，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21)

　　毛泽东文化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光辉范例。毛泽东以兼收并蓄、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宽广开阔的文化视野，以“返本开新”、“化故纳新”的文化立场，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熔于一炉，进行批判性继承、吸收和融合，锻造出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新形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他指出，我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有自己的特点和许多珍贵的东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善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至于对待外来文化，既要反对一概拒绝，又要反对“全盘西化”，而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的特点，尽可能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把外来文化的精华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使其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新的文化要素。

　　十、实践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现实的理论。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不是思想观念自身的创造过程，而是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于具体实践中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从来不是照搬纯理论的演绎家，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集理论家与革命家于一身的伟人，他们最懂得理论的来源和理论的发展规律，最懂得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性是实践性。故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4) 邓小平则十分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事情的正确与否最终要靠实践来回答。江泽民同志指出：“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25) 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践决定理论和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产物，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得以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中国人民立足于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基础。邓小平理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都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引导人民群众的实践的产物，是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提升，而理论的升华又进一步指导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活动永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集以上十大特性于一身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体系，在过去的岁月里，是它指引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航程，在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振兴中华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奋进。

　　注释：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2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⑤⑦⑨⑩(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130、291、292、373页。

　　⑥(2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23页。

　　⑧(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41页。

　　(11)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页。

　　(12)(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1031页。

　　(14)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1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22)(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5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作者介绍：邓剑秋，男，1938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