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唐书艺文志]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试卷（作业）封面

（2015至2016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题 目读《新唐书·艺文志》

科 目文献学概论

姓 名付健玲（学号：[1**********]0）

专 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入学年月2014年9月

读《新唐书·艺文志》

摘要：《新唐书·艺文志》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的一部很有特色的史志目录。其编纂原因是为了弥补《旧唐书·经籍志》方方面面的不足，使得唐代史志目录全面完备。《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出现三级类目，对图书的归类处理非常用心，在著录顺序、著录方法、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创新，其补史艺文志的作法，使其图书著录更加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有唐一代的著述情况，值得我们充分认识、学习、研究。

关键词：《新唐书·艺文志》；成因；特点

《新唐书·艺文志》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的一部很有特色的史志目录。现代学者王重民认为：“《新志》各类的‘著录’和‘不著录’，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已经开始了清代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这在我国目录学史的发展上是值得注意的。”①

一、修纂《新唐书·艺文志》的原因

《新唐书·艺文志》成书的原因，是由于北宋仁宗时期，统治者想要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这是间接的政治原因。然而，《新唐书·艺文志》的直接成因是宋代统治者与当时的文人认为《旧唐书·经籍志》书籍内容重复鄙陋，错误甚多，质量和水平没有达到保存一代国家藏书的史志目录的要求。于是，仁宗遂命欧阳修为总编纂官，和宋祁等共同编写《新唐书·艺文志》，共历时十七年。所以修纂《新唐书·艺文志》是为了弥补《旧唐书·艺文志》的不足。

修纂《新唐书·艺文志》，在宋人看来是因为唐朝建立有三百年时间，期间君主怎样治理国家，臣子怎样协助君主行使治国权力，在整个过程中行事的兴衰成败、典章制度建立中的得与失，这些都是应该记录在册以供当代与后代人知晓明理的。但是由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典籍是不能够满足人们想了解唐朝这些制度兴衰、君臣行事始终这些需要的。宋人认为《旧唐书·经籍志》章法不明、详略失当、有失文采不说，并且有史志目录最忌讳的一点——事实零落。“《旧唐书·经籍志》既不能代表有唐四百年所有的藏书目录，又不代表唐人的全部著作。”②

《旧唐书·经籍志》向来得不到目录学家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分类的角度上来看，《旧唐书·经籍志》在类目上与《隋书·经籍志》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基本承袭了它的分类方法；而从著录书籍的内容上讲，《旧唐书·经籍志》又是完全照搬毋煚的《古今书录》的内容。所以造成了历代目录学家讲分类的话便研究《隋书·经籍志》，讲唐代典籍著录便研究《古今书录》的情况，而对《旧唐书·经籍志》几乎忽略。

《旧唐书·经籍志》是依据唐朝开元年间修纂的国家书目《古今书录》所编的，《古今书录》记载当代的著述并不全面，不仅在数量上极为有限，而且并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勘定整理。唐朝的开元时代往上距离唐朝建立不过百年的时间，而往后距离唐朝的灭亡却还有将近两百年的时间。这就是说《旧唐书·经藉志》只记录了唐代前期的藏书、撰书情况，而遗失了唐代后期的情况。唐代后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期间书籍撰述内容丰富，数量繁多，体例新颖，而且为时又很久远，此间的著述、典籍情况非常重要。所以，《旧唐书·经藉志》缺点很明显。例如，甲部经录只著录有唐代人著述三十六部而已。唐代音韵学发达，音韵学著作很多，《旧唐书·经籍志》却一部都没有著录。作为仅有的一部唐代的史志目录，却没有尽可能地对书籍收录完备。以至于不能全面完整地反应出唐代书籍的存在状况，而在时间上又缺失将近三分之二的当代文献记录。可见，《旧唐书·经籍志》还不足以反应唐代的学术风貌，也使得后人无法进行对有唐一代的书目书籍方面的研究。

宋人欧阳修等重修唐书的最大责任之一，便是将有唐一代的唐人著作全部著录到艺文志中，使得唐代史志目录全面完备。北宋文人志士汇集，为纂修《新唐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学者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博采广纳、去粗存精，提升了《新唐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

《新唐书·艺文志》的纂修，第一是将《旧唐书·经籍志》作为蓝本，第二是得利于宋代政府与民间的丰富的藏书。在编修过程中，欧阳修统理全志的编纂内容，这就保证了书籍从头到尾的一致性，而不是像其他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一样，由多人统理或中途更换统理者而致出现书籍内容、体例前后不一的现象。所以，一提起《新唐书·艺文志》便以欧阳修为其编撰者。欧阳修对其他编撰者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所做的贡献也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从始至终参

与其事的只有宋祁、范镇、宋敏求三个人，宋祁始终担任刊修官。纂修《新唐书》的这几位名家都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专长。下面对负责几位纂修者和刊修官范镇、宋敏求、宋祁、欧阳修予以简单介绍：

范镇是官职翰林学士，有著作百余卷流传后世。

宋敏求是北宋著名学者、大藏书家，著作有《河南志》、《长安志》等等，全部都是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书籍。

宋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卒谥景文，与其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工丽。

欧阳修是北宋的大文学家、金石考据学家、目录学家。欧阳修在儒学方面贡献颇丰，他广著经书。不仅能够在儒家经典著作方面独树一帜，而且能够摆脱汉唐以来儒学的束缚。在书籍著录中陈述自己的意见，开了宋代辨伪学的先风。他在编纂《新唐书·艺文志》时对《旧唐书·经籍志》的书目部分做了重大的调整。欧阳修在古籍整理的辨伪、校勘、目录三方面都有极其卓越的成就。他曾利用金石文字校勘古书，对史书补缺纠谬，所作《集古录》，为我国金石学的开山之作。除了在目录编制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外，在文献整理以及辨伪方面造诣极其深厚。《新唐书·艺文志》如此卓越，也得益于总编修官欧阳修在此方面颇深的造诣。

二、《新唐书·艺文志》的特点和优点

《新唐书·艺文志》补载唐代著述二万余卷，这是它的最大功绩。《新唐书·艺文志》的每个类目中，先移载了《古今书录》和《旧唐书·经籍志》原有的著录，继而增补唐人著述，包括《旧唐书·经籍志》序所称“不欲乱其本部”的开元后著述，也包括《旧唐书·经籍志》失收的开元以前唐人著述。这种以断代为限增补图书著录的作法，是史志目录体例变革的萌芽。《新唐书·艺文志》新增图书“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不仅在于它补录了两万多卷唐代著述，还表现在其编制方法，即广泛搜集书目、史传和其他原始文献中的材料，来编制唐代著述目录。

《新唐书·艺文志》分类的最大特点，是开始出现三级类目，这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个重大发展。在它之前的史志目录只有大类和二级类目，如《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是先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之内再析为若

干小类。《新唐书·艺文志》的少数小类进一步增设子目，其中尤以总集类附设文史子目最为重要。唐代文史理论比较发达，唐吴兢《吴氏西斋书目》、宋《崇文总目》已设文史类。《新唐书·艺文志》分类依《旧唐书·经籍志》，就通过增设文史三级子目的办法，来适应这一学术变化。《新唐书·艺文志》三级分类法的应用，为后世许多目录著作所接受，如郑樵《通志·艺文略》系统采用了三级分类法。

在继承《旧唐书·经籍志》分类体系的同时，《新唐书·艺文志》三对图书归类的处理作了一些有益的改进。如温彦博《古今诏集》等书，《旧唐书·经籍志》收入集部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三改入史部起居注类诏令目。干宝《搜神记》等一大批作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列史部传记类，《新唐书·艺文志》三改入子部小说家类。这样的处理，增强了史部书籍的的价值。其意义不仅限于某一部书的归类问题，而且体现了作者的目录学思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如干宝《搜神记》是“发明神道之不诬”的，《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归入小说家类，表明鬼神已完全退出历史殿堂，进入了小说的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一次重大变化。

其次，《新唐书·艺文志》在图书资料的著录及其内容的揭示等方面，作了许多积极的改进。

《新唐书·艺文志》在图书的著录顺序上，作了重要调整。它在每类之下先移录唐开元时代的藏书，并且没有图省事照搬《旧唐书·经籍志》,而根据成书时代的先后重新排列，不知时代撰人者附后。如《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汉晋有关《易》的注家顺序是：马融《章句》、郑玄《注》、荀爽《章句》、刘表《注》、王肃《注》、董遇《注》、宋衷《注》，《新唐书·艺文志》则将郑移荀后，王移宋后，这个顺序与《经典释文》同，也更为合理。《新唐书·艺文志》又将新增之书，附于旧有藏书之后，并在类末注明“某某以下不著录某家某卷”。旧有新增，泾渭分明，这一创造性的体例，值得肯定。依时代先后改编《旧唐书·经籍志》的过程是一次新的创造，在《旧唐书·经籍志》仍存的情况下，避免了无谓的重复，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至于补录部分，“幻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③，更是补史艺文志经常采用的作法。因为补史艺文志博采史传杂著，多见名不见书，无从详知类例，过细地强分暗目，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侧重考虑时代

先后，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况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时期图书，也往往照顾到内容的疏密，并非全依时代。

在著录方法上，中古时期的书目普遍是以书名为主，而以撰人作小注，《新唐书·艺文志》反其道而行之，改成以书类人，见讥于郑樵，认为大有相妨。如卢佐《孝子传》、《高士传》，高士与孝子自有分别，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全为一？我们认为《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方法，使得书目的三要素即作者、书名、卷数一目了然，也有其优点。况且《新唐书·艺文志》具有补史艺文志性质，力图反映唐代著述之盛，其中许多图书的著录依据是传记材料，所以它以著述主体即作者为主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后世许多补志和专科著述目录如《经义考》都以撰人为主，或许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新唐书·艺文志》在书目三要素之外，往往在必要处加以详简有别的注释，进一步介绍作者生平，揭示图书内容。前辈学者多加赞誉，如余嘉锡说：“《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但纪姓名而已。惟《新唐书》于诸撰人未立传者，则详注始末于《艺文志》，可谓知著录之法，诸史皆不及也。”④《新唐书·艺文志》的这类注释，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于考史有很大帮助。如《孝经》类有徐浩《广孝经》十卷，很容易被误作肃德间善书名臣徐浩字秀海者所撰，钱大昕将注与两《唐书·徐浩传》对勘，才发现“进书之徐浩乃别是一人，同时而同姓名者尔。”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艺文志》的注释灵活多样，内容丰富。除了对部分作者生平的介绍外，它还着重区分辅助著者和实际著者；注撰著的时间、起因、经过等；注图书的内容、得失、别名、真伪等。由此可见，《新唐书·艺文志》注释所着重的问题和撰人事迹，比较符合目录学上的要求，即大致能够针对某些有关书籍撰著、内容和流传等情况有应解释的地方，做必要的揭示和反映。反之，凡不需要解释的就从简。如果把这些注释加以扩充，便可形成解题体制的目录。因此，《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体例上的这一改进，为宋代晁公武、陈振孙等编写提要或解题类目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新唐书·艺文志》注释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和其补史艺文志的特殊史料来源分不开的。如注官撰书的写作起因和经过，它用撰、纂、注、释、刊、校、修、定、删正、分撰、监修等三十多种词语，分别表示参加各书修撰的情况，往往较《崇文总目》详备，说明采择了书目以外的材料。取刑法类官撰之书与两《唐书·刑法志》、《唐会要》等相对照，

可知其注文大抵即据此二书。许多宋初已佚图书有较详的注文，应该是利用了各种原始材料的结果。

总之，《新唐书·艺文志》补史艺文志的作法，使其图书著录更加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有唐一代的著述情况，并在目录编撰中形成了若干特点，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全面认识《新唐书·艺文志》的这些特点，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和利用这部书目。

①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郑樵.通志·校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④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⑤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