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述评

作者：马国旺

当代经济研究 2006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6)02-0021-06

　　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非主流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在诸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了与今天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方法论、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①。本文在已往研究的基础上追踪它在信用货币理论研究上的最新成果。

　　一、信用货币性质与信用货币供给

　　后凯恩斯学者相信，信用货币及其循环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因此，如何理解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循环规律就成为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

　　1.信用货币性质的探讨。在经济思想史中曾发生过著名的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争论。持信用货币观的银行学派为了动摇货币学派的李嘉图主义根基，初步区分了法币和银行纸币的性质。银行学派认为，银行纸币不同于法币，它是由银行根据债务情况发行的。后者是纸货币，前者是纸信用(图克，1996)。银行纸币能够有规律地在市场中流动，从长期看，发行量和回流量总是平衡的。尽管银行学派的分析极富有启发性，但没有在逻辑上解释信用货币的性质及其和商品货币、法定货币之间的关系。为了给信用货币分析确立一个逻辑起点，凯恩斯首先区分出计算货币和货币，“计算货币是表征和名义，货币则是相应于这种表征的实物”，计算货币是货币的本质。在他的货币谱系中，作为正式货币的国家货币(即商品货币、不兑换纸币和管理货币)和作为债务支付证券的银行货币的本质都是充当计算货币，它们的总和构成流通货币的总量，其中银行货币已经取得压倒优势，国家货币居于从属地位，在英美等国家银行货币已经占流通货币总量的90％以上(凯恩斯，1997[1930])。

　　从凯恩斯的货币本质论出发，一些后凯恩斯学者试图寻找信用货币存在的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基础。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新货币国定说和金融体系演化说。新货币国定说认为，债务和信用关系是货币的本质所在，任何货币在本质上都是信用货币，是债务支付和结算手段(Wray,2000)。在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史中，以货币的形式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得政府有能力决定经济体系中的基础货币，并按照社会性的方式构建货币秩序。金融体系演化说认为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经历了五个演化阶段。今天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是信用货币体系不断演化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和私有产权关系的发展到更高级的信用货币环境中时，各种金融机构的存款负债成为主要的交易媒介，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逐渐演化为信用货币(Chick,1986)。

　　总之，后凯恩斯学者认为信用货币在本质上不同于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首先，它是发行银行的负债，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它内生地由信用需求决定的(下面将详细分析这一点)。与之相反，货币数量说所依据的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代表着财富或金融资产，其供给完全在信贷过程之外，其数量也不代表信用量。

　　2.信用货币供给与利率决定的特征分析。关于信用货币供给与利率决定的特征，在后凯恩斯内部存在着两种分析方法，即水平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方法。

　　卡尔多(Kaldor,1982)是水平主义方法的开创者。关于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他提出了“银行贷款是货币增长的主要源泉”的著名观点。这是一种与主流的新古典理论完全相反的因果关系箭头：在真实世界中，银行扩张信用，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找储备。关于信用货币的循环，卡尔多(Kaldor & Trevithick,1988)认为信用货币作为企业、个人和公共机构从银行借款的结果而存在，又作为偿还银行债务的结果而最终灭失，货币存量决不会超过个人愿意持有的量，不会出现货币供给过剩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卡尔多—特里维斯科回流机制”。卡尔多突出地强调了中央银行为必须履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他认为中央银行不可能在关闭“贴现窗口”的同时而不危及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基于上述分析，他认为在任何时候，货币存量都是由需求决定，而利率则是外生的、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政策工具。把卡尔多的货币供给特征描述出来就是，真正独立的变量并非是货币量，而是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利率；存在着信用货币供给的无限的利率弹性：在现行的利率下，中央银行一般不能控制货币供给，能够用一条水平线描述信用货币供给函数。因此该方法也就被贴上了水平(或适应)主义方法标签。摩尔从实证研究上支持了卡尔多理论。他通过对企业生产过程与融资过程的时间序列分析论证了卡尔多的因果关系图式(Moore,1988A)；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化基本上是由外生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决定的，这是打开货币供给“黑箱”的真正钥匙(Moore,1988B)；以“方便贷款(convenience lending)”为依据进一步说明了过度的货币供给会通过卡尔多回流机制自动灭失；还特别强调，在一个具体市场期间里，无论是在零售贷款市场方面还是在存款市场方面，银行都是价格(即利率)的制定者和数量的接受者(Moore,1991)。

　　另外一些后凯恩斯学者虽然也赞成从贷款到存款的因果关系箭头，但认为货币供给只是部分地由需求创造的，面对流动性短缺，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创新性改变；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独立地控制利率，货币供给曲线在利率—货币空间上仍是向上倾斜的。这就是所谓的结构主义方法。

　　罗西斯(Rousseas,1986)从可变的货币流通速度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角度来试图纠正水平主义方法的极端性。他认为，假如中央银行不去满足货币需求的增加而保持直接货币供给量不变，那么随着利率的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将加速上升。然而，在任何可行的利率上，流通速度的反应都难以大得足以弥补过度的货币需求缺口。此时，货币的有效供给曲线的斜率是正的，即货币总供给与利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薄林(Pollin,1991)认为，贴现窗口并非是对公开市场业务的近似的替代。一旦中央银行限制非借入储备(nonborrowed reserves)的增加而银行四处寻求储备时，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创新性改变。成功的创新性负债管理会在金融结构内部产生额外的储备，会使金融中介面临的向上的贷款利率压力消失。因此，利率并非像水平主义者所说的简单地由中央银行控制；相反，利率的决定是一种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尽管中央银行保持着重要的影响，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金融市场中的创新模式也起着重要作用。另外，通过负债管理创造的储备并不一定能够满足需求。当供求严重失衡时就导致内生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阿瑞斯蒂斯和豪威尔斯(Arestis & Howells,1999)没有接受卡尔多回流机制的自动性和广泛作用，相反认为相对价格(即利率)变化是主要的均衡力量。也就是说，假如银行存款供给超过了对存款的需求后，在促使二者趋于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利率机制而不是卡尔多回流机制。

　　自亚当·斯密以来，虽然各种致力于解决市场出清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模型层出不穷，但货币供给问题以及货币供给和利率决定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真正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中。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它把信用货币视为内生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一种金融变量，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打开了货币供给问题的“黑箱”。但是，它的名目主义货币本质论严重歪曲了货币发展的历史，无法解决信用货币交换价值的稳定性问题，从而使其信用货币研究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困境。

　　马克思从商品经济的矛盾、从价值形态的演变以及资本积累的角度为今天的信用货币研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指出，信用货币的出现和发展，排挤了贵金属货币，并篡夺了它的位置，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它既没有超越商品生产更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一定量的贵金属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这看起来是荒谬的，但的确又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1975)。无论是思想史中的货币学派和银行学派，还是当代的后凯恩斯学派，都没有从本质上正确的区分信用货币和贵金属货币、货币和资本。

　　马克思比较认同银行学派的信用货币循环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的分析与今天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具有思想渊源上的一致性。沿着马克思的逻辑看当代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会发现，名目主义货币观的本质在于试图通过计算货币来淡化货币本质，从而为信用货币理论研究打开通路。虽然其研究宗旨值得肯定，但所依据的最基本理论却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认为，一个合理的信用货币供给量必须要与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一系列变量相一致。也就是说信用货币供给取决于贷款在多大程度上被成功地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在商品市场上得到实现。马克思的分析不仅为信用货币运动提供了一个价值之“锚”，而且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中为信用货币的存在和发展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基础。

　　二、关于流动性偏好、风险和信贷配给的争论与动态分析

　　1.关于流动性偏好、风险评估和信贷配给的争论。卡尔多(Kaldor,1982)和摩尔(Moore,1988A)认为，凯恩斯的以外生货币供给为背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与信用货币理论不相容。若从信用货币出发，则流动性偏好和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假设不再有任何重要性。拉沃(Lavoie,1992)采纳了新李嘉图理论中的“习惯利率”概念，并得出以下结论：基础利率是一种来自惯例的外生的因素；在基础利率水平上，流动性偏好确定其他所有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如同价格领导者，银行不同程度地跟随其后。另外，若从时期结构角度考察利率与流动性偏好的关系，则利率可以区分为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或暂时利率和持久利率，当公众和银行把由货币当局制定的当前基础利率视为常态利率时，该利率就是长期的或持久的利率。在持久利率的水平上，流动性偏好不再起任何作用。反之，当眼前利率是暂时利率，则公众和银行的流动性偏好会对各种资产回报率产生明显的影响。

　　相反，结构主义者认为，流动性偏好、风险评估和信贷配给是对居民、企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复杂的行为函数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为货币的创造、循环和灭失的内生过程以及利率决定过程给出新的内容。

　　阿瑞斯蒂斯和豪威尔斯(Arestis & Howells,1996)认为，对货币存量的讨论必须要结合居民的流动性偏好和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在宏观总量上，新的银行存款流量就等于从企业转移到居民的工资总量。但居民在信用货币流量的创造过程中并不起主动作用。从银行贷款流量到愿意持有的货币存量，转变的关键环节正是居民流动性偏好的改变和资产组合的调整。而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的关键性缺陷也正是在这里。它实际上是在一个货币存量图式中，根据货币存量来描绘供给曲线，然后又出现一个独立的货币需求曲线。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货币存量曲线绝不是真正的货币供给曲线。真正的货币供给曲线是由新增的银行贷款流量决定的，其斜率由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决定，并连续向右方移动；而需求曲线则由居民的流动性偏好决定，也连续向右方移动。货币存量曲线实际上是供求曲线连续向右方移动的焦点的轨迹线。该轨迹线的本质是移动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与移动的供给曲线的均衡点的轨迹，它可能是水平的，也可能不是。

　　希拉·道(Dow,1996)从三个方面说明银行的风险评估、流动性偏好和信贷配给的作用。首先，信用货币供给量及其价格(即利率)是由借贷双方的风险状态决定的。从银行角度看，信用货币的供给量是由对基础利率的加成决定的。在任何贷款水平上，觉察到的风险越大，加成就越大，货币供给就越缺乏弹性。从企业角度看，对信用货币的需求是由企业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和借款风险决定的。在繁荣时期，由于银行觉察到的风险较低，而企业预期的投资回报率会很高，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量很大，利率较低。相反，在衰退时期，信用货币供给量较低。其次，风险评估要求潜在的借款者拥有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抵押品和投资项目。一旦银行发现现存的资产价值正在下降，则会通过缩减新的贷款来增加自身资产的流动性。由于银行的流动性偏好与风险具有同向关系，所以可以在上述风险分析中加入流动性偏好因素。也就是说，递增的风险和流动性偏好共同影响供给曲线的弹性。再次，在经济低迷时期或面对小企业(被认为信誉不足)，银行会采取系统性的信贷配给。信用配给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银行是数量接收者”的水平主义假说。

　　2.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的动态分析。目前，更多的后凯恩斯学者认为，两种方法是从两个不同侧面揭示信用货币经济的复杂性，并主张引入政策和时间变量，从动态学上加以综合。

　　佩雷(Palley,1991)认为某些政策工具会使两种方法等同起来。这些政策工具是，首先，固定联邦基金利率，这会稳定获取联邦基金的边际成本；其次，按照一个固定的贴现率把借入储备作为目标，一旦贴现窗口借款增加，则联储必须供给额外的非借入储备以满足银行偿还它们的借款并恢复政策目标。通过这些政策工具，无论何时，静态的贷款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而动态的贷款供给曲线是正斜率的。拉沃(Lavoie,1996)认为，水平主义方法与中央银行的不完全适应性、金融创新、资产选择调整、风险递增和流动性偏好等结构主义因素是兼容的。他一方面坚持基础利率决定过程的外生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外生决定的利率并非从来不变或不可改变。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永远钉住基础利率，而只是意味着当经济的活跃程度增加时，没有任何供求的市场机制会驱使利率上升。针对货币当局部分适应性，他用一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来解释利率曲线正斜率的原因。由于中央银行缺乏适应性，尽管在任何一个时间段中，信用货币的供给是水平的，但贷款需求曲线的移动将产生一组时间有序的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这一组供给曲线将构成一个斜率为正的动态的贷款供给曲线。基于特定的反馈规则，可以说水平主义方法并非是一种极端理论，相反，向上倾斜的信用货币供给曲线倒是水平主义描述的一个特例。另外，银行和公众的流动性偏好既不决定基础利率也不决定证券利率，相反，它决定着贷款利率(或证券利率)和基础利率之间的差额，后者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

　　冯塔纳(Fontana,2004)从时间动态性上比较两种分析方法。他认为两种方法各自采纳的时间框架不同，从而在分析结果上都是优劣共存的，因此主张从时间动态学上进行综合。他认为，水平主义是一种静态的单一时期分析方法。该分析假定中央银行、银行和非银行公众的预期和流动性偏好是稳定的，可以暂时被忽视，并依此来描绘银行信贷扩张的效应。其优点是，在某一时期中货币的创造、循环和灭失机制一目了然；其缺点是，从固定的流动性偏好出发，把信用货币的创造效应从人们的行为函数的变化效应中分离出去。事实上，银行信贷扩张必然会影响所有经济主体的流动性偏好。而结构主义者采用的是动态的时间序列的分析框架，描述了信用货币创造和灭失的“无数”期间的过程，考虑到了变化的预期对现在和将来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某一个时期的静态条件下，可以暂时忽略流动性偏好因素。但当经济主体的预期正在发生改变时，单一时期分析就变得不可靠了。假如考虑时间因素，则经济主体的资产组合的构成和规模就必然成为分析的中心问题。冯塔纳认为能够重新解释这两种方法的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就是，把适应主义方法作为结构主义的复杂过程的第一阶段，把单一期间分析排列在一起便构成了一期又一期的时间序列分析。这种时间框架能够把货币的流量和存量、资产负债管理以及各经济主体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反应函数等因素综合在一起。

　　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和通货膨胀理论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和收入分配的通货膨胀模型是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在政策实践领域中的延伸。

　　1.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明斯基(Minsky,1992)的信用货币理论体现在他所持有的一种“华尔街经济观”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本质是具有复杂的金融制度的信用货币经济，是一种由各种现金流和相互依存的各种资产负债表构成的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决定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是货币和金融，关键人物是银行家和他们的公司客户。

　　明斯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金流的未来表现把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财务状况分为三类，即套头交易融资、投机融资和负债融资。第一种是以足够的现金收入流来弥补利息支出流的保守的保值金融。这种财务状况一般不会存在支付困难。第二种是以再融资方式进行利息支付的投机金融，经济主体的收入现金流虽然超过预计的支出现金流(日常开支和利息)，但却不足以偿还到期债务的本金。在这种财务状况下，借款人必须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正常经营。高财务杠杆率的企业常处于此种状态，而商业银行更是天生的投机理财者。第三种是靠“卖出头寸来获得头寸”的金融，从而不断地累积新债务最终导致企业资产值的崩溃。长期亏损性企业就处于这种财务状态。他认为，由于存在代际遗忘和竞争压力，在经济繁荣时期，贷款人(银行)的贷款条件会越来越宽松，而借款人(企业)则利用宽松的信贷环境积极地借款。经过一段长期的繁荣之后，金融系统中的各种现金流和相互依存的各种资产负债表将发生结构性转变，即由套头交易融资居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转变为由投机融资和负债融资居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另外，假如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投机融资，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状态而政府又想通过货币数量约束来消除通货膨胀的时候，则投机融资单位将变成新的负债融资单位，而以前的负债融资单位则迅速地倒闭。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某种外部冲击或利润将急剧下降的预期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状况发生从套头交易融资向负债融资的“光谱”般的移动。随之而来的债务—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信用货币的金融系统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基础是信用货币理论，因此与新凯恩斯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微观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在明斯基看来，金融脆弱性也不是联邦储备过于放纵的结果，政府不去有效的干预金融危机才是真正的祸根。他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是阻止大萧条重演的关键，主张大政府和大的财政赤字。

　　2.通货膨胀理论。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货币是真实经济的面纱，存在与自然利率和真实价格对应的名义利率和名义价格。假如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名义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总量决定的。弗里德曼因此得出通货膨胀是有关印刷机的现象，是经济脸盆里的货币溢出太多所致。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是由经济人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性预期决定的。在新凯恩斯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源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工资和价格粘性。这些理论貌似有差异，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新古典货币数量说基础上的。

　　后凯恩斯信用货币理论坚决反对上述观点，强调用收入方法而不是用货币方法来分析通货膨胀问题。琼·罗宾逊(Robinson,1979)一语道破了这种分析方法的依据，那就是，总成本水平决定着总价格水平，而直接影响总成本的关键因素是货币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这是凯恩斯革命的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温特劳布(Weintraub,1978)著名的工资成本加成模型② 完全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该模型最重要的理论后果是把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从而将通货膨胀问题引入到制度分析之中。在温特劳布的分析基础上，戴维森(Davidson,1999)区分了三种通货膨胀的原因：首先，是随着产出增加，企业的边际成本上升而出现收益递减；其次，是由于垄断程度的增加而产生的较高的边际利润；再次，货币工资增长率快速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这三种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地通过控制货币扩张来克服。他主张用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收入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摩尔(Moore,1988B)从信用货币供给角度发展了温特劳布的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化基本上是由外生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决定的，即中央银行被迫适应货币工资增长以便阻止失业率上升到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水平上。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工资上涨压力引起的，货币供给量随工资上涨压力增加而增加。在理解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问题上，摩尔提供了打开信用货币供给“黑箱”的钥匙，这既不同于弗里德曼的管好“印刷机”之说，也不同于新凯恩斯的工资价格粘性说。当然，后凯恩斯学者还有许多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由于它们超出了本文信用货币理论的分析范围，在此不作讨论。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运作规律和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也应当看到，这些分析基本仍停留在对事物现象的把握上。马克思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揭示出导致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深刻的制度根源，这对于我们今天保持经济稳健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认为，金融过剩和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的两个条件。金融危机既可以因生产过剩，在经济危机中爆发，也可以在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金融系统超常发展的混乱中爆发。在后一种情况中，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此时，虚拟资本严重背离了实际经济，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凸现出来，货币作为一般价值形式同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和信用货币的面额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等待着的将是一次强制性的统一和重合——货币金融危机(马克思，1975)。

　　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后凯恩斯学者忽视了信用货币体系与实际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信用货币体系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创造了大量的与实际积累不相一致的信用货币时，就可能发生由投机泡沫导致的通货膨胀。但后凯恩斯学者关注的却是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政策将以严重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

　　注释：

　　①全面了解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宗旨、历史、基本原理、多样性和综合，可参考“后凯恩斯经济学70年”(《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②该模型可以简单地表示为：P=kW/A，其中P代表一般价格水平，W代表平均名义货币工资率，A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k是加成或利润额。根据该模型，假如货币工资增长或加成提高，或劳动生产率下降，则价格水平上升。假如利润额大体稳定，则当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时会引起通货膨胀，上述模型可以改写为p=w-a，其中p指通货膨胀率，w指货币工资增长率，a指生产率增长率。

作者介绍：马国旺，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系，天津　300222　　马国旺(1970-)，男，河南潢川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讲师，南开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