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的现代学术品格与其党史研究

2013年4月

理论学刊

TheoryJournAl

Apr．2013No．4Ser．No．230

第4期总第230期

石仲泉的现代学术品格与其党史研究

郭洪云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石仲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与他的现代学术品格有着直接关联。具体说来，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厚实的哲学功底为其党史研究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使其党史研究回归到了实事求是的基点。其二，回归历史现场的人文情怀使其党史研究具有了包容的现代学术品格。其三，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使其党史研究获得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石仲泉的现代学术品格及其在党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石仲泉；中共党史；《我观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长征行》[中图分类号]D23；K825．8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4-0040-05

石仲泉长期从事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曾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8年。他的个人专著主要有：《我观毛泽东》、《周恩来的卓越贡献》、《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长征行》和《三个代表思想：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等，成为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具有突出影响的学者。2013年，济南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我观党史》，煌煌300多万字的巨著，从整体上展现了石仲泉在党史研究方面的实绩。那么，石仲泉的现代学术品格是什么?这对其党史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样的说明：“我是学哲学的，作为北大学子，当然想在哲学方面有所发展”，“我出了燕园哲学楼阁，几经辗转，数十年后，根植于党史天地”嵋J【n’。可以想见，经过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哲学思维训练，石仲泉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哲学功底，这使得他看问题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使其党史研究获得了鲜明的哲学思辨色彩。以至于石仲泉在叙述自己为什么会从事党史研究时，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种思维方法来，既找寻到了自己需要弘扬的长处，又毫不隐瞒自己需要弥补的短处：“平心而论，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党史对我还是有很大帮助的，目前个人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哲学。比如，研究的宏观视野、理论思考、辩证分析、创新意识等，受过哲学训练者，在这方面就可能沾点便宜。但是，事情总是相反相成，有利必有弊。学哲学者，其长处在抽象概括的理论思维；其弱点也很明显，如对历史典籍研究少，对具体史实缺乏精确的记忆，叙史多有议论而不善春秋史笔，等等。”心jt州如此客观的分析，如果

没有哲学辩证的思维的统领，一般人或者是大书特

石仲泉厚实的哲学功底为其党史研究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使得其在党史研究中所推演出来的结论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具有理论上的张力。哲学作为对事物发展普遍规律的概括，是一种“科学之科学”，它要经得起变化了的时间和场域的不断检验。那些作为规律性的结论，不能是跟风式的、证明式的，而是既有哲学上的宏观把握，又有研究对象的具体把握。显然，这样的结论既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还要切合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石仲泉的党史研究，可谓是哲学高度和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

石仲泉在接受高等教育阶段所学的专业是哲

学。对此，石仲泉就自己的这一知识结构有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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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自己的学术专长，或者是刻意回避自己的学术短板。而石仲泉则像一个清醒的外科手术医生，其冰凉的思维之刀，不但严格解剖外物，而且还时时解剖自我，这恰是其辩证思维已经内化于心后自然外化

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自我客观解析，不但没有损减

其学术研究上的亮丽，反而益增其学术研究上的

光芒。

石仲泉的辩证思维式，使得其党史研究注重

运用系统的方法，对事物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剑走偏锋而带来的极端化、绝对化、片面化等

弊端。例如，石仲泉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一方面指出了其对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是难以挽回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像从事我们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一点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则是一个缺陷”，“因此，对有些事要辩证地看。”【2](㈨这样的分析，就使我们对苦难有了辩证的认识，使得历史教训具有了警示未来的作用。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结束之后，许多拨乱反正工作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正是“文化大革命”把极左路线的危害，以触目惊心的特别方式，全面地呈现了出来，这使得人们对此具有了刻骨铭心的特别认识。否则的话，人们说不准还会停留在“反修防修”等理论的论

辩上。

石仲泉不仅在党史研究中注重辩证思维方式的

运用，而且还注重“相辅相成”和“相克相抗”的研究方法，努力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常常突出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忽视了“相生相克”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正向作用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反向的作用。

“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相抗相克”作为制衡面，那

“相辅相成”必然会走向反面。因此，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离开了“相辅相成”固然不可，仅仅有“相辅

相成”而没有“相生相克”更不行。如毛泽东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后，恰是因为缺少了党内监督和民主，才会又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党内来说，这一切恰是没有监督、制衡的缘故，才使得领袖的个人错误酿成了民族的浩劫。石仲泉对此问题

的思考集中在他所写的系列文章中，如《为周恩来

辩护》一文便从对以往的“愚忠说”、“帮凶说”、“伪君子说”、“自保说”等观点的反驳‘了“周恩来卅0世纪中华民族的3](P274。又一历3珏’中，得出

史伟

人”引㈣71屯㈣的结论。然而，历史毕竟是在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中，才又确立了正确发展方向的，由此出发，石仲泉把张闻天等人都纳入到了这个

“统一体”内，将之作为“相生相克’’的方面加以确认，提出了“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

驱”(2j‘舢q剐的观点，指出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P70≈引等深刻见解。事实上，事物得以健康发展，正是有赖于“相辅相成”和“相生相克”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修正、补充才得以实现的，否

则，失却了平衡的事物将会走向其反面。从这样的维度上来审视石仲泉的党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

的许多党史人物研究并不是孤立的人物研究，而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研究，是将人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整体中加以审视的，具有深邃的哲学意蕴。

在具体治史方面，石仲泉在承继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同时，更注重“辩证秉笔，历史求是”的治史原则。他认为“研究党史也要秉笔直书。但是，对它的理解要辩证一点。因为党史学

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如前述，既有历史是非，又要考虑政治利弊。”【2](H”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的指导

下，石仲泉把历史的观点，凸显为“不仅是要历史地看问题，还要求放在历史长河中，等待历史的发展将来讲问题”，并提出了“对某些问题一个时候不能讲透，可以少讲、粗讲，只要不讲假话、不造伪史，就算

‘秉笔”“2J∽”’。石仲泉这样的治史方法，既坚持了

党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又把辩证地看待问题、历史地看待问题、历史地讲问题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上，在党史研究中突出了辩证原则与历史原则相统一的原则。

石仲泉的哲学思维方式，还体现在注重求真务实，这为其党史研究回归历史真实奠定了坚实基础。石仲泉早在读大学期间，就到河南参加了社会调研

的实践活动，这种注重调研的方法，使得哲学意义上

的结论和客观实际有了结合点，而那种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的结论，也就不再是所谓的从书本到书本，从汇总而来的数据再到汇总后的数据，而是注重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实地调研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如石仲泉在河南调研所得出的结论在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受到了冲击，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相反，实地调研还使他对一些脱离实际的结论产生了质疑，这对他后来突破理论

禁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求真务实的学术品

格的驱动下，石仲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的观点。例如，对伟大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体系，石仲泉不仅注重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本身进行科学的探寻，而且还注重从孕育毛泽东思想的系统中加以确认，进而提出了“高原

状”[2]‘嗍‘425’的说法。简单地说，石仲泉所说的“高

原状”就是指没有高原就没有高山，或者说由众多

的高山组成了高原。我们如果借用这个说法，强调石仲泉的党史研究不仅注重领袖的作用，而且还注重“高原状”的研究，依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石仲泉把那些被历史所遮蔽了的重要党史人物特别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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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较好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出了个毛泽东”

等问题。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恰是缘于在其周围荟萃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人才。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出现了极端的个人崇拜等不正常现象，以至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被遮蔽，有些甚至被打倒了。试想，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如果没有一

大批优秀中华儿女汇聚到这面伟大的旗帜下，仅仅

依靠一个或几个领袖，哪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其实，我们承认在领袖的周围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形成一个卓越的领导集体，是他们发挥集体的智慧，共同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不仅

无损于领袖的个人魅力，反而会增加领袖的人格魅

力。正因为领袖具有如此迷人的人格魅力，才引得

如此多的英雄竞相驰骋，进而自觉地拥护和爱戴领

袖，使一个政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在我们的党史研究中，却常常把领袖拔得过高，对众多“高原式”的优秀人才避而不谈，这不仅违背了客观实际，而且也损害了领袖的形象。

我们如果把石仲泉所提出的“高原说”置于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加以确认，就会发现其诸多理论命题既具有理论价值和意义，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警示性。其实，高原和高山的关系，正是相反相成的，没有高原，就衬托不出高山；同理，没有高山，高原也就失去了风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石仲泉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就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

支撑。

石仲泉回归历史现场的人文情怀使其党史研究具有了包容的现代学术品格。在谈及如何理解历史人物时，有学者曾经指出：“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我以为，‘科学的认识’应该包含三个要素：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评判……如果说‘科学的态度’难以实现，那么，抱‘了解之同

情’态度应是不难做到的；在科学立场和科学态度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相对科学的评判。”H1事实上，石仲泉的党史研究既有“科学的态度”，又有“了解之同情”。

回到历史现场使石仲泉的党史研究注重以理解的态度去评说历史人物，从不回避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存在。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上，石仲泉诸多研究文章是有代表性的。如谭平山研究在以往并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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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推进得也很不够，石

仲泉却抱着“科学的态度”、“了解之同情”，得出了

科学的结论，在重申了党内流行的那种“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间陈(独秀)”的说法之后，他又概括出了一大批革命家的共同成长轨迹：“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老革命家都有谭平山这样的经历，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参加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进而信仰马列主义。”【51基于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科学态度，石仲泉把中国革命传承和再造的历史发展规律便有深度地概括了出来。事实上，我们如果一味地拒斥对这样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早期思想的深入研究，那既会割裂历史人物发展变化的真实过程，也会否认历史发展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源于对回归历史现场的追求，石仲泉在退休之后并没有颐养天年，而是重走长征路，实地体验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通过重走长征路，石仲泉返回了历史现场，体会到了历史为什么会以如此的形态走了过来，把握了历史脉搏和时代脉搏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石仲泉把这概括为从“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的转变。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石仲泉“获得了关于长征的许多实际感受和具体认识”【l“Ⅲ。

在历史现场中，石仲泉的那些对长征有新阐释的理论文章如汩汩涌动的泉水，在历史的山涧中自由流

淌。如《红军长征论》‘1]㈣昏656’系列文章，石仲泉如果不是重走长征路，而是坐在书斋中，是很难进入“苏区”，通过还原历史现场概括出“苏区精神”的；更不会对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具有“策应作用”、“支援作用”、“‘宣传队’作用”、“‘播

种机’作用”Eli(P532-535)等，这使得石仲泉的党史研究

由凸显某一历史力量转化为对历史合力的凸显，进而达到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度把握和提升。

回归历史现场，还使得石仲泉的中共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既不是俯瞰式的，也不是仰视式的，而是平视式的。在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中，我们固然需要站在历史之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唯此，才会

冲破历史的雾霭，不为眼前浮云遮望眼。但是，这样的历史俯视如果离开了对历史现场的回归，离开了

对历史真实情景的体味，仅凭想当然的理解对历史

发展“指三道四”，就会超过历史所许可的限度；那

种仰视式的研究，又往往因为作者跪匐在历史脚下，无端地把历史人物放大到了极致，缺少历史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鲜明主体性，使得其学术研究沦落为唯唯诺诺的“证明式”论证——在研究者开始研究

对象之前，便已经先验地把研究对象置于高高的神龛上。石仲泉的党史研究则既做到了人乎其内，又

做到了出乎其外，进而使得他站立着放飞理想，而不

是跪匐在大地上。其党史人物研究，更像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情感与情感的回应，既没有因跪匐在地产生仰视感，也没有因飘滞空中产生了俯瞰感。石仲泉的这种平视式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具有进入历史现场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还获得了两翼的辅佐，一翼是俯视式学术研究所具有的宏观视野，一翼是仰视式学术研究所具有的历史敬畏感。可以说，石仲泉把一个主体与两翼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如在既往的研究中，我们对一些重要的党史人物缺少学理上的分析，还有一些党史人物，甚至成了研究者自我所设定的“禁区”，但石仲泉却抱着回归历史现场的态度，使得其党史研究新论迭出，甚至在一定历史

时期内还引领学术风骚，进而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

注。如2007年的“人民网”所开展的“人民网2007

年度强国论坛最受欢迎的十大嘉宾”的网民投票

中，石仲泉被网民评为该年度最受欢迎的十大嘉宾之一。除此之外，石仲泉还获得了“2008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2008中国最受媒体关注的十大哲学家”等荣誉。这些带有“民间”色彩的荣誉，说

明石仲泉的党史研究，的确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同。

对历史和人民有坚定的信仰，则使得石仲泉的

党史研究不为眼前的浮云所遮蔽，反而具有了历史的大情怀、书写青史的大气魄、青史留名的大豪迈。从根本上来看，石仲泉对历史的大情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人文情怀的现代性转换。石仲泉说：“历代志存高远的读书人都崇尚这样一种人生坐标：立功、立德、立言，奉之为‘三不朽’。这里姑且不去分析历朝历代宣扬它时曾经赋予的具体内涵，单就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方面来看，还是蛮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我们今人应该借鉴的。”正是这种胸怀历史的大情怀，使得石仲泉超越了“肉身皮囊”的局限，从而通过“求索立言”超越时空，“著书立说留青

史”BJ(川。显然，这种历史大情怀、大气魄、大豪迈，

便使石仲泉的党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为眼前的浮云唱颂歌，而是高蹈于历史之巅上的豪迈书写。

石仲泉注重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这使其党史研究的党性和人民性获得了有机统一。一般说来，任何政党都具有政党的自身利益，但是，

中国共产党正如其在宣言中所彰显的那样，除了人

民的利益之外，政党自身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诉求。

这样的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

代言人，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者。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势必会在政党的整体诉求中，把人民的诉求和政党的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政党诉求和人民诉求对峙起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部分党员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

化影响以及自身欲望膨胀的驱动，出现了一些违背

中国共产党宗旨的现象，但这样的现象从来都没有大行其道的土壤，也从来都是为党所坚决不容的。正是透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石仲泉的中共党史研究，不仅奠基于客观的学理之上，而且还建立在科学信仰基础之上。这两大基础，使得石仲泉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信仰性，都汇聚于科学性这

一基点之上，具体表现在其党史研究上，就是把中国

共产党的党性和中国社会最广大老百姓的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石仲泉在论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革命胜利时，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会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才会有那么多群众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这才使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了“燎原之

势”【6J(阱¨。显然，石仲泉这样的解读，既没有那种

所谓的高蹈理论，也没有那种所谓的革命大道理说教，有的仅仅是丝丝相扣、人情人理的条分缕析，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其文章是融理论性、逻辑性、实践性于一体。

石仲泉的百姓情结，使得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当下中国社会最为迫切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上，从而使其学术研究具有了

前瞻性和前沿性。如石仲泉在其专著《党史热点面

对面》中，从“解读干部群众最关注的党史热点问题”人手，“阐明理论是非，廓清疑惑误区，评说党史事件，揭示真相本质，臧否党史人物，论析是非功

过”MJ(辱则，对群众关心的党风廉政建设，尤其是针

对“不仅一些高级干部贪，连有的小科长也有不贪白不贪的心理。道德底线遭到践踏”的现象，提出了要“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

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强化对权力的制衡、制

约和监督。”∞儿㈣显然，这样的理论指向是和老百姓的诉求相一致的；石仲泉还针对当前社会的分配不

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指出“千万富豪、亿万富豪数以万计”，另一方面又指出了2300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至少有1．3亿”，这样两个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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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社会阶层，如何能够和谐共处、共同富裕，都是需要我们从理论上高度重视、从实践上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对此，石仲泉呼吁“这样大的差别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此基础上，他“衷心希望十八大顺应党心民意，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作出重大决策”[6](川，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拳拳之心、眷

眷之情，如果没有老百姓情结，怎会有杜鹃啼血般的吁求!

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把握好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规律。如果背离了中国社会实际一味地从“本本”出发，或者从理论出发，用本本或理论来“套”复杂的社会实际，那就会“削足适履”，最终事与愿违。要做到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就需要把社会当作观察对象，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裁定社会“色彩”。石仲泉党史研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社会本身当作自己观察的第一根本，而不是从党派立场、党派色彩出发来裁定社会“色彩”。作为平民出身的学者，石仲泉最早接触到的社会是中国的底层社会，这个

底层社会，恰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石仲泉

从自己家庭的朴素体验出发，开启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大量调研，切实地体味到了中国社会大多数老百姓的诉求之所在。

石仲泉通过对老百姓诉求的人民性的凸显，使其理论解读落足于民族性这一基点之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多学者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研究，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不和“民族化”研究有机地对接起来，那所谓的“当代化”往往就会脱离民族的独特性，从而使“当代化”和“民族化”相脱节。其实，“当代化”本身就和“民族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了“民族化”，那所谓的“当代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一旦把从西方文化土壤上生成的“主

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化”的特色，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甚至会变成“中学为体，‘马学’为用”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的过程中，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始终未曾动摇，也不可能动摇。这是因为其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不是对等的，

更不能主客体颠倒，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民

族文化。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不管怎样的民族化、当代化，其最终的基本精髓还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可能变成其他什么主义。因此，石仲泉在其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地位，又强调了中国社会的民族性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寻找到了最佳的结

合点。

总的来说，石仲泉的现代学术品格及其在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我们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以重要的启示，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党史工作者，除了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等基本素养之外，还要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为老百姓代言的文化立场、对历史的坚定信仰和情怀。唯此，我们才能把党史研究不仅落实到“资政育人”的目的上来，而且还提

升到对历史规律把握的高度上来。

参考文献：

[1]石仲泉．我观党史：第2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2]石仲泉．我观党史：第1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3]石仲泉，我观党史：第3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

[4]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2012，(6)．

[5]石仲泉．叱咤多风雨，道义荷铁肩[J]．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2012，(2)．

[6]石仲泉．党史热点面对面[J]．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作者简介：郭洪云(1965一)，女，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调研员。

责任编辑：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