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竞争期"

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竞争期”——专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2015-01-09 10:18:17     作者： 本报记者 张 桦    字号： T|T    来源：

“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最终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最大限度地挤去GDP中长期存在的水分。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将真正实现创新驱动，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公平与包容，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4年12月17日，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速度、结构与动力”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如是说。

李扬认为，中国经济由2009年开始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减速。全球新常态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各国均处于“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境地、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主要国家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出现真空等五个方面，导致全球新常态的因素来自实体经济长期停滞。

本刊记者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采访了李扬。

“旧常态”之旧

今日中国：近年来，“新常态”已成为概括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形势的标准概念。请您讲讲何为“旧常态”，以及“新常态”是如何形成的？

李扬：“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一个“新”字，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就外在特征而言，两个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低之别，与之关联的宏观经济变量，诸如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就业、物价、利率、汇率等等，均存在系统性差异。就内在根源而论，支持长期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诸如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化水平、要素供给效率、人口总量及结构、储蓄与投资的对应、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状态下的真实利率水平等等，都显示出不同的性状。因此，新常态概念明确昭示我们：在规划未来之时，我们必须首先花功夫回顾来路，对“旧常态”进行认真分析，搞清楚我们几十年前从何处出发，何以发展到今天，如今又何以不能循旧轨继续走下去。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我所称之“旧”，仅取其“过去”之含义，指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长达20余年的那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难以忘怀的一段“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国际经济学界用“大稳定”来概括这一时期。

“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尤其要指出的是，此轮全球化是促成大稳定并使之区别于以往繁荣时期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它冲破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藩篱，第一次使世界形成了真正的大家庭。其中，尤以前苏联东欧集团、中国和印度积极参与全球统一市场和统一规则的构建，更具有天翻地覆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大稳定”的总图景中，最美的风景线还是在东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百余年落后贫穷的恶性循环怪圈，创造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30余年的“中国奇迹”。

2007年初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随之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过程。在我们看来，在这个由多因素导致的高度复杂的历史转变中，有两大因素居于关键地位：其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而且，耽于大稳定的安乐，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愈演愈烈的结果扭曲，不思调整；其二，全球分工重组后形成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引致了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一言以蔽之，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寻求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全球经济新常态

今日中国：如您所言，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与寻求再平衡的“新常态”。那么，在您看来全球经济“新常态”有哪些特征？

李扬：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终结了长达20余年的“大稳定”时期。在金融海啸冲击下，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仅立即深陷危机，而且，如今7年已去，这些国家仍然在苦苦探寻未来发展的道路。显然，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与通常危机周期中的衰退与恢复阶段，存在明显区别，将这样一个从危机开始，以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为主要内容的恢复过程，概括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工人们正在汽车生产线上工作

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在各个领域中均有表现，其最重要者有五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长期在低水平上波动；二是各国均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四是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五是全球治理出现真空。需特别关注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变革，国际贸易规则出现新的动向，全球金融业的监管规则也在剧烈调整，政治、安全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今日中国：这一全球新常态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应对？

李扬：关于这一趋势转换的根源众说纷纭，其中较有说服力并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提出的“长期停滞论”。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进入了一个可称为“长期停滞”的时期。

既然称之为长期停滞，就说明矛盾出在经济的实体层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缓慢，虽不断有创新出现，但其力量远未达到能将全球带出危机之泥沼的程度；二是人口结构恶化，全球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口参与率下降的问题；三是真实利率水平下移并处于负值水平，以至于欧洲央行前所未有地确定了负的官方利率，美国利率虽未至负，但也将零利率保持了3年多，至今未变。如此看来，即使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得到克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仍旧面临诸多深藏在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挑战，因此，说它们将陷入以长期停滞为特征的新常态之中，是有较充分根据的。

正因问题出在实体层面，依靠“标准的”甚至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断难奏效；努力修补那些在危机中受到破坏性冲击的体制机制，使之“恢复功能”，似乎也难以回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寻找全球增长的实体经济基础，并且重构与之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

经济学家一致同意，走出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在于大胆推进全面改革。改革的着力点则在供给端，诸如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市场弹性、提高退休年龄、改革移民政策和完善企业税制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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