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t%txb宗白华[美学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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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打〈败〉了敌人。

②我们‖〔把敌人〕打〈败〉了。

宗白华《美学散步》读书笔记

近读宗白华《美学散步》，发现这本辑了二十多篇短论的小册子里，包含着许多极精妙见解，往往引人再三思量与体味。譬如《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篇，宗先生谈到中国画的境界。他说，中国画是虚灵的，它追求气韵生动，以显现生命的节奏、及宇宙万象变化的节奏。这是一贯的看法。六朝齐的谢赫曾写《古画品录》，讲绘画六法，即以气韵生动为上，骨法用笔次之。两者相得益彰，便构成了中国画以外取骨相神态，内表人格心灵的重要特点。宗先生把这特点归于《易经》的宇宙观，并循此把书法、诗、画作为生命的艺术，融于一炉。可见，中国艺术的境界，其渊源基础在于哲学。而哲学，偏于老、庄一派，到魏晋时候更成为探求玄理之学，对宇宙、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析理与思辨。 由此，联想到那时代的风尚，以及从书、画发展至文的一些美的理想。首先是人物品藻。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就是有的。不过魏晋时的人物品藻，与从前不同。那时代议论人物，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其中懵懂而生的，是对个体美的意识。譬如风骨，便是人格个性美的一种。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这正是那时代共同欣赏与尊重的。后来，“风骨”用于艺术，成为

一种境界之美。于是绘画上，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书法上，有所谓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之说。而做文章，则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对此，宗先生曾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里感喟：“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宗先生对于魏晋人的偏爱是显然的。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篇，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近代中国，鲁迅亦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说，曹丕的那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除此二人，好像再没有谁在当时给予魏晋风度以极高的评价了。

宗先生对于魏晋一代的钦慕与向往，在于它的“极自由”、“极解放”。他说，这个时期使他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事实上，魏晋时期（即三世纪至六世纪）要比西欧发生文艺复兴的年代早千余年。而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全在于它们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人被发现了。从但丁的《神曲》开始，西洋诗歌里涌现出对人的内心的描写。人们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认识自己天性中也许转瞬即逝、也许永恒存在的才能。这里，人格的觉醒与魏晋人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是相契的。人物品藻便是一例。按照宗先生的说法，人物品藻的空气虽盛行于汉末，然而到“世说新语时代”，即晋人

的时代，方才登峰造极了。也就是说，魏晋人对自我肉体与精神美的沉醉是浓郁而热烈的。同样，这个时代，世界被发现了。意大利人从饱含热情的探险与旅行里，获得一种科学的识见。这种识见让他们发现了自然的美丽动人处。欣赏自然美的能力逐渐发展，于是，对自然美深深的感受，在诗篇里洋溢开来。而对魏晋人来说，山水美的发现是与心灵融合在一起的。欣赏与赞叹是一面；虚灵的体会与玄理的思索又是一面。与西洋人实在的态度不同，魏晋人往往是天马行空的。他们以解放的、自由的心，逍遥游于山水间。所以他们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的艺术，譬如书法，便凝聚了真精神，意趣无穷。

然而，魏晋一代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毕竟不一样。除了个人主义及个性表现，文艺复兴主要是复兴古学和天才创造。那时代，西洋人把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当作导师，他们藉此认识物质的、精神的世界，以便从中世纪神性枷锁中挣脱出来。但这些人文主义者并不真正想要复古，他们仅仅把古典文化加以改造，以便适合自己的实际需要。于是，人文主义者成为沟通古今的桥梁，成为新的文化的缔造者。这种新文化的缔造，在魏晋人那里鲜少见到。他们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对于传统的道德体系仅仅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譬如，他们用以狂狷来反抗假借名义、虚伪的礼法观，以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这意义与道德，实际上是与孔子的初衷相合的。孔子说“仁”，即是道德的精神，即是诚、即是真性情、真血性。礼法仅是外表，是末端。舍

本而逐末，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亦是魏晋人深恶痛绝的。所以，在这一面，魏晋人是复古的，是复归从前理想境界的。

这里，涉及到孔子哲学的真义与实践。关于道德精神与礼法，德国哲学家康德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允许道德假象。因为人们矫揉造作出来的一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唤醒德行，并过渡到信念。这种欺骗是无害的。如此看来，这位德国哲学家对那些假借名义以便其私的“乡原”，抱着宽容的态度。而对孔子来说，那是“小人之儒”，是要不得的。所以，探求孔子哲学真义的魏晋人，便热烈地追求着最高道德的真精神。不过，人们对于那道德的真精神，却是难以订立规则与标准的。一旦订立，便成为礼法，便有了沦为虚假的可能。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在魏晋人心里面，交织着一种性灵与礼法、精神家园与世俗生活的抗争，激烈却始终无法得以解决。

再说文艺复兴的问题。也许，宗先生并没有真正把魏晋一代与西欧文艺复兴作比附的意思。不过，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及启蒙运动三种欧洲运动，曾在近代中国有过深刻的影响。当时人在政治上发现了后两者的借鉴意义，而在学术和思想上发现了文艺复兴的价值。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清代学术概论》里把“清代思潮”与欧洲“ 文艺复兴”相比附，以为两百余年间的清学，可命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这经历了启蒙、全盛、蛻分及衰落的两百余年学史，是“以复古为解放”的。不过，以今人的眼光看，好像唯有以梁启超、

康有为作代表的那个蛻分时期，才是真正创新以缔造新文化的时期，才是合了欧洲文艺复兴精神的。

如此，魏晋、晚清、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一点精神上是相通的，即自由、即解放。这一点精神是人性美的光芒。在对它的深思与探索中，世界被照亮了。我合上这本小册子，不禁又一次翻开它。最初的两页是比一九八一年那版本新增的几祯照片，是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宗先生。他谦逊而儒雅，静静地漫步于未名湖畔，常常驻足而深思，好像倾听着内心底下那个美的世界的脚步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