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再思考

作者：丁未

新闻大学 1997年02期

　　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新闻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有着难能可贵的开拓精神：板块型结构设计、深度报道的引进、电视新闻主持人的设置、双向开放性电视传播观念的确立等诸多方面的成功探索，为我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在中国，很少有一个新闻性电视栏目能像《东方时空》有幸得到传播界和观众的共同青睐。然而，面对栏目一千期特别活动时人头攒动的盛况，面对来自电视界几乎清一色的赞誉，目前的《东方时空》是否真正承受得起观众的这股巨大热情、是否能真正经得住每一双挑剔的目光，这是《东方时空》在背负荣誉和盛赞的同时，所应冷静面对和认真思考的。如果我们在更高层次上对《东方时空》作一次客观的审视和剖析，也许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缺憾。

　　首先是板块定位与设计 板块结构是杂志型栏目在传播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板块的设计、定位是否准确到位是栏目成功的首要因素。为此《东方时空》曾经历了两次大胆的调改，其用意十分明确：一是通过补缺原理使几大板块之间形成相互支撑关系；二是“净化”栏目功能，由多功能向“新闻性”单一功能发展，使《东方时空》成为一个集访谈、评论、纪实性采访、追踪报道等多种电视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纯粹的新闻杂志型栏目。

　　然而，定位并不意味真正的到位，我们从新闻学的角度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个别板块因新闻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与栏目总体定位的偏离。《东方时空》近几年的探索实践，其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大大拓宽了新闻报道的视野，除了侧重于“软新闻”和社会性新闻外，“生活空间”更把过去新闻中不足以表现的凡人俗事也纳入了新闻传播的范畴。开拓创新固然打破了僵化的传播观念，但作为一个新闻性栏目仍需要有一个质的界定，这个“质”就在于题材和报道角度的选择有无新闻价值、有多大新闻价值。目前的“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的一些报道，无论选材还是报道手法，因缺乏挖掘、提升人物及事件新闻价值的意识，从而大大稀释了这两个板块的新闻含量，与通常的社教性栏目或文化性专题界线模糊不清。在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性质、功能有别而题材手法雷同的电视栏目纷纷上马的时候，《东方时空》的个性优势几近淹没。

　　“东方之子”的人物选择和访谈内容，是以人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以人物的新闻价值为中心视点，是一把衡量栏目定位准确度的标尺。其实，这两者的价值取向并不相悖，人物的新闻价值可以作为问题和矛盾的切入点，从历史、文化的高度，折射出“人生精华”的时代价值和创造性。但“东方之子”的记者在访谈和细节处理过程中经常出现聚焦点的偏离，尤其在采访年长的科学家和文化名人时，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当作文物古董细细勘察、品味，过于关注个体性情的表白、历史细节的回顾和业绩成就的罗列，造成昨天与今天、个体与社会的脱节，使新闻人物失去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如何协调人选、话题、访谈技巧与新闻性栏目的关系，是“东方之子”具体操作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

　　其二是板块设计问题。板块可大可小，又有固定和非固定之分，灵活性和变化性是杂志型栏目在板块编排、设置上的最大特点，尤其对一个长达三十分钟的大型栏目，更应注重内容、形式、节奏的动感、起伏和张弛，制造多个兴趣点和动情点，使观众的注意力和情绪不断地被调动起来。而《东方时空》基本上由固定性板块形成三足鼎立，以主持人述评为串连，没有动态性消息组合的小板块作适当缓冲、过渡（消息类新闻无疑在增强新闻栏目的节奏、动感，尤其在扩大栏目的信息容量上是十分有益的），目前这种较为僵硬的结构布局，一方面因缺乏注意中心和兴奋点容易造成收视疲惫，另一方面，每期节目所涉及的面也大受制约，极易导致信息匮乏。

　　栏目定位必然涉及诉求对象问题，《东方时空》三足鼎立各执一端，雅俗档次不齐，尤其“焦点访谈”改名“时空报道”后，更侧重社会新闻，于是“东方之子”愈加雅得一枝独秀，雅得与其它板块不相调和。也许这种定位意在使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收视兴趣点，来个雅俗共赏，但结果也可能造成雅俗分赏：或掐准时间只观其一、不及其余，或来回换台倒腾，于是造成收视不便，久而久之，收视率难免大打折扣。

　　其次是传播观念问题 当“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把摄像机镜头对准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就把全社会成员纳入了传播者兼接受者的双向体系，它在内容上把新闻传播的重心一部分转移到凡人俗事、血缘亲情；在形式上消除了传者与受者曾经经纬分明的界线，这是一种开放型的新闻传播观念。《东方时空》的“平民化”视角所表现出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对人情的关爱，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但“平民化”也容易导致一些问题。首先是过分关注个体，导致社会价值的失落。“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已经意识到：“我们过去注意人性、人生经验的个性勘察，忽视了他的社会意义”（《时间访谈》）。新闻人物访谈一旦离开了与社会、时代的血肉联系，再精华的个体人生也会变得苍白，甚至于小家子气。最近一段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专访，有个别访谈，记者的提问总在人物的个性性格、业余爱好、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之间兜圈子，令人索然无味。

　　个体的情感、行为，有时与整体的社会价值可能会产生落差与矛盾，当“生活空间”的一些报道把视线转向一个个处于生活原生状态的、个性化的人，把社会性的人完全归位于个体的人时，这种矛盾和落差就暴露出价值取向的模糊。

　　“生活空间”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北京青年李德春为救一名少女而被歹徒杀害，记者两次采访了他的父母，第一次是在李的追悼会上，观众看到了因失去独子而悲痛欲绝的双亲；第二次是在这对夫妇搬进新居后，宽敞的住房、崭新的家具，处处体现着父母对儿子的怀念，夫妇俩坐在那里喃喃地对记者诉说：“挺难熬的”（见《东方时空》一周年特别节目）。这两次采访，对李德春的事迹几句带过，没有作人为的渲染，记者采用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失去孩子的父母的角度去看这一事件。这是一个真实、也符合人之常情的视点：失子之痛、骨肉之情，不是社会荣誉和物质改善所能弥补的，生命的代价并不在于“英雄”的标签。但观众也极易由此迷失方向——生命的代价究竟换来了什么？这是普通观众不得不对编导提出的一个问题。

　　尽管这两次采访也多次提到了李的父母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但毕竟观众更多地体会到他们在遭受巨大打击前的悲哀和无助。如果编导仅仅想让故事激起电视机前观众的同情，那么无论多大的同情与英雄的行为、父母的失子之痛相比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果编导意在通过故事引发社会性的反思和自觉，那么节目的表达与编导的意图显然是矛盾的。个体的丰富与思想的乏力、表象的真实与价值指向的含糊，是“生活空间”一些故事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平民化”也带来了纪实手法的滥用。如果说普通百姓的凡人俗事一开始还能使电视机前大多数观众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那么这种亲切感随着形式和套路的不断重复而日渐消淡，差不多已经用烂了的纪实性画面，流水帐似的日常生活场景，已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不是纪实手法本身的问题，纪实不等于没有选择和发现：纪实也不等于只有再现，没有表现。既然是“故事”，就应该讲究情节、悬念、高潮等故事必备的要素。我们希望“生活空间”能超越日常生活的细碎、繁琐，真正从对人的关注中，浓缩人间真情和人性的闪光点，以支撑起“生活空间”的一片蓝天。

　　再次是栏目主持人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方时空》的新闻主持人目前尚处于雏形阶段，离“真正”的电视新闻主持人，仍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起码需要两个跨步才能达到：第一步是从主持人迈向新闻评论员（目前《东方时空》正处于起步阶段）；第二步是经受今后节目直播带来的考验，只有实现直播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主持人才可能形成。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对目前《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主持人代表栏目与观众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口语表达上，而《东方时空》有些主持人的毛病却恰恰出在这里：过于书面化的措词、充满理性色彩的长句、缺乏生活注释的逻辑推理，极易给观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处在无意注意状态）带来话语隔膜，而信息传达的梗阻必然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一个优秀的新闻主持人需要良好的新闻素质，它不仅体现在主持人对栏目、采访对象、新闻事实真切而独到的把握上，而且还应把这一把握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观众。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深奥并不相对等，相反语言的生硬恰恰暴露了思考的贫乏、理解的肤浅。主持人个人的文化素养、灵性锐气和深刻独到应该外化于自然朴实、通俗明了的口语表达中，才能在像电视这样的大众化传媒中发挥其应有的魅力。

　　刚刚播出不久的《东方时空》三周年特别节目，采用主持人对话形式，话题不错，但仔细听来，不难发现，个别主持人举例类比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而且大段大段地独白，毕竟离新闻本体、离观众远了一些。适度的自我表现和煽情在特别节目中也许还是容许的，但希望仅此而已， 在平时的节目中，此风不值得推崇助长。

　　三年的成长历程造就了《东方时空》的传播者，也同时提高了电视观众对栏目的期待值。应当指出的是：《东方时空》的巅峰状态已经成为过去，其“后效应”也正逐渐衰减，这一切是我们所不愿看到但必须正视的。正如白岩松在三周年特别节目中所表达的对成熟的渴望，我们同样期盼着《东方时空》能超越现在走向成熟。

作者介绍：丁未　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邮编：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