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熹和王守仁的教育目

浅析朱熹和王守仁的教育目的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并且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王守仁的教育目的包括“明人伦”、“学为圣人”和“学以去其昏蔽”三点。其中他的“明人伦”思想实质上和朱熹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培养“顺民”。朱熹和王守仁都认为圣人天生清明，不需教育，但对于其他大部分人来说，教育能“去其昏蔽”；另外，他们都都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学为圣人”，但朱熹主张先知后行的方法，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学说，认为“心即理也”，主张“知行合一”。关键词：明人伦、培养目标、学为圣人、去其昏蔽、致良知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办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封建道德伦理，维护封建统治，对此，他是直言不讳的。他这样说：“**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之忧，而不能有以救也。”①**本来是为学最盛的地方，尚且如此，而其他地方便可想而知了。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在于“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②那么，所谓“不知学之有本”，这个“本”是什么呢？朱熹说：“熹闻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③这就是说，“遵先王之意”和“明义反本”，便是教育的根本和目的。从“遵先王教学之遗意”来说，先王设学校教民，因赋开导，使其明心修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推之君臣、人民，使风俗淳厚。从“明义反本”来看，朱熹认为，先王之学，就是以“明人伦为本”。因此，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后来便把此“五伦”概括为“五教”。明“五伦”即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这便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他称之为“定本”。在这个教育目的的指导下，朱熹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一方面，朱熹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教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④只有人人都受教育，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⑤;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使人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恢复其天命之性，做到尽人伦，培养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有学问的“忠孝”之人。他说：“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⑥朱熹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圣人”天生是由“清明之气”形成的，没有丝毫昏浊的混杂，因此是不需要教育的。“贤人”则次于“圣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达到“亦无异于圣人”的地步。至于“中人”的培养，教育则起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中人”由于“气质”之偏，“物欲”之蔽，因而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是很不稳定的，必须施以教育。虽然“人伦”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但朱熹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严厉抨击了当时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坏利去义”，追逐名利，导致“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因此提出要改革教育风气。这些批评切中时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王守仁是明代中叶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自号**子，世称**先生。王守仁的教育目的证据要包括三点：“明人伦”、“学以去其昏蔽”和“学为圣人”。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它在本质上和朱熹的“明人伦”是一样的，他们所谓的“人伦”即是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规范，实质都是要求教育培养封建道德观念的“顺民”，维护封建伦常的社会秩序，以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具体说来，他们的学说又有差异。王守仁的“明人伦”的理论基础是“致良知”说。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良知”，也就是天理。但“良知”在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是不同的，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良知常被私欲蒙蔽，有如晶莹的明镜，往往为尘埃所染，处于不显露的状态，要想除掉私欲，恢复本心，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致良知”功夫。他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⑦因此“致良知”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以实现“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学以去其昏蔽”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所以，从积极的

角度来说，王守仁又认为教育能“明其心”。他指出：“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无论是“学以去其昏蔽”，还是“明其心”，其实质是相同的，即在王守仁看来，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基于此，他认为用功求学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增加什么新内容，而是为了日减“人欲”。他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圣人是儒家道德理想人格的象征，学为圣人，其实质就是通过道德功夫实现人性的教养和完善，以养成圣人的理想人格。至北宋后，圣人更多地被转换成一种方法问题，如何“格物”就成为王守仁与朱熹最基本的分歧点。王守仁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认为心与理是合二为一的。这种说法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这种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尽管王守仁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心学”基础上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内容。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因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赋条件，圣愚的区别仅在于能不能“致良知”，“圣人能致其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由于“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总要受到物欲的引诱，所以人人都应该受教育；教育是为了去除物欲对“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内求”，即强调入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觉“胜私复理”，“去恶为善”。王守仁教育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