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哲眼中的中国(伏尔泰等人)

摘要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儒家文化推崇备至。他服膺孔子学说，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伏尔泰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视为欧洲的楷模，主张“全盘华化”。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ois-Marie Arouet)(1694—1778年)，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

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启蒙时代的影响

今日国人论及欧洲思想文化，多谈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影响，往往忽略历史上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仅以启蒙时代为例追溯一二。欧洲启蒙时期是现代世界文化的奠基时期。启蒙运动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了重要的精神力量。启蒙运动发生于英国，继起于德国，在法国达到顶峰。由于启蒙运动之前，欧洲思想文化长期笼罩于天主教神学的阴影之下，无法为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启蒙文化提供充足养分，因而不少启蒙思想家都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即指出了这一点：“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的发展。”

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对德国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提出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勤于研究中国文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和研究文集，后来又对从在华传教士手中获得的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并在1667年出版了《中国近事》一书。在书中，莱布尼茨热情的赞扬中国文化：“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①]。莱布尼茨极力推崇中国思想文化，指出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就已产生，“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驳斥西方对中国思想的非议说：“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②]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莱布尼茨大力主张学习中国思想文化来发展欧洲，他本人对此身体力行。莱布尼茨研究中国古代《易经》获得重大启示，创制二进制算法。西方学者对这一点予以充分肯定：“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③]

“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西斯·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逐渐形成了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他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称自己关注的是“与一个已建立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声明它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为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④]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儒家文化推崇备至。他服膺孔子学说，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伏尔泰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视为欧洲的楷模，主张“全盘华化”。[⑤]伏尔泰不仅在议论文章中褒扬中国，也将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向往融入文学作品，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在哲理小说《查第格》中说，中国的“理”或说“天”不仅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⑥]。伏尔泰还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剧中将儒家所推重的忠诚奉献精神和成仁取义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剧1755年在巴黎甫一上演，立刻轰动法国剧坛，万人空巷。

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著名学者狄德罗也十分赞赏儒家哲学，他在《百科全书》中对孔子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都给予高度赞扬。他认为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统治哲学的圣哲，称赞孔子不谈奇迹和启示、儒家哲学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是理性的宗教和实用哲学。狄德罗对儒家经典也推崇有加，他称赞《论语》中的“道德警句”所体现的道德观要比其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他总结认为，中国的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英国的尤斯塔斯·巴杰尔也非常钦慕中国的政治文化，他在1731年写道：“所有的作者们，在他们写到中国人时，一个的共同点是普遍同意他们的完全超过别的人民的是它的政治术，甚至法国人……都不得不率直地承认中国在政治术上超过了其它民族，并且从未能足够地赞美过由伟大的孔子所整理、条理化和加以评论的政治原理。”[⑦]

从孟德斯鸠开始，欧洲思想家开始反思、批判中国的专制制度，但一直受到启蒙思想家们青睐的“伦理与政治相互关联”的中国德治主义，其影响却仍然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即称：“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基于对欧洲当时思想文化的不满，而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思想资源来支持他们改造欧洲的设想。在找到中国思想文化这一鞭挞旧欧洲的“巨杖”后，他们难免会对中国思想文化作理想化、拔高化的理解和阐释。但中国思想文化确实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发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论证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时即指出了两个基本事实：“(1)启蒙运动思想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更接近于儒学而不是当时的教会思想，并且(2)这个事实得到了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认可和广泛声明。”[⑧]

昔日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有欧洲人“雾里看花花更美”的夸大成分、“隔岸观火”反觉其美的误解成分，但归根结底，是中华文明强盛兴旺、文化博大精深对外界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所致。今日中国，与其空谈“儒学复兴”、“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不如务实于文化整理与创新;与其奢论“伟大复兴”，不如落实于富国强民。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②] 《致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4期。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497页。

[④] 转引自〔美〕H.G.CREEL：《孔子与中国之道——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4页。

[⑤] 参见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I)，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13页。

[⑥] 伏尔泰：《伏尔泰小说选》，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1-33页。

[⑦] 转引自〔美〕H.G.CREEL：《孔子与中国之道——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364页。

[⑧] 〔美〕H.G.CREEL：《孔子与中国之道——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